第7章

我们这位副政委坚信，“任何一个文艺团体要烂，必定从男女作风上烂起。”他没想到在他眼皮下我们烂得这么彻底，把雷又锋都烂进去了。副政委从刘峰那里获得了大致供词，但他觉得供词一定是大大加以隐瞒的，于是机关保卫干事被请来主持办案。保卫干事不久就断出“触摸事件”始末：林丁丁被诱进库房，然后遭受了刘峰的性袭击。谁能相信？是刘峰而不是林丁丁吐口了事件中最恶劣的细节：他的手触摸到了林丁丁裸露的脊梁。经过是这样的：他的手开始是无辜的，为丁丁擦泪，渐渐入了邪，从她衬衫的背后插进去……

        “摸到什么了？”

        “……没有……”

        “什么也没摸到？”

        刘峰摇摇头，愣着眼。脊梁上能有什么呀？保卫科的人好像比他还明白。

        “再好好想想。”

        刘峰只好再好好想，要不怎么办？

        “林丁丁可是都说了哦。”保卫干事抽了半包烟后开口，“我们不是想跟你了解细节。细节我们都搞清了。现在就是给你一个机会，自己交代出来。”

        刘峰终于想起了，他当时在丁丁脊梁上摸到了什么——丁丁的乳罩纽襻。

        保卫科的人问：“是想解开那个纽襻，对吧？”

        刘峰愣住了，保卫科的人远比他下流。他不禁惶恐，而且愤怒。

        “没有！”刘峰怒吼。

        “没有什么？”

        “没有你那么下流！”刘峰站了起来。

        保卫干事把茶缸猛地砸在桌子上，刘峰满脸茶水。

        “老实一点！”

        刘峰坐回去。保卫干事要他老老实实反省。

        再老实他也无法了解自己的手到底什么意图。他当时脑子里只有热血，没有脑浆，因此只觉得手指尖碰到了一个陌生东西，手指尖自己认识了那东西：哦，女兵的胸罩纽襻原来是这样的。

        “你是想解开林丁丁的纽襻，对吧？”

        一个小时后，当烟灰缸里有了二十个烟蒂的时候，刘峰给了保卫干事一个非常老实的说法：“我不知道。”

        保卫干事看着他，一丝冷笑出来了，自己的手指头要干什么，心里会不知道？

        刘峰垂头瞥了一眼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第一次发现他的手很难看。有可能的，当时手指头背着他的心，暗打歹主意。但他的心确实不知道。

        后来我和郝淑雯问林丁丁，是不是刘峰的手摸到她的胸罩纽襻她才叫救命的。她懵懂一会，摇摇头。她认真地从头到尾把经过回忆了一遍。她甚至不记得刘峰的手到达了那里。他说爱她，就那句话，把她吓死了。是刘峰说几年来他一直爱她，等她，这一系列表白吓坏了她。她其实不是被触摸“强暴”了，而是被刘峰爱她的念头“强暴”了。

        这么多年过去，我才觉得我弄明白了一点：林丁丁的身体并不那么反感刘峰，刘峰矫健壮实，一身形状很好的肌肉，假如抽去那个“雷又锋”概念，她的身体是不排斥他的，因为年轻的身体本身天真蒙昧，贪吃，也贪玩，身体在惊讶中本能地享受了那触摸。她绕不过去的是那个概念：雷又锋怎么从画像上从大理石雕塑基座上下来了？！还敢爱我？！

        接下去就开始了公开批判。也就那么几个手段，大会小会上念检讨，大家再对检讨吹毛求疵，直到刘峰把自己说得不成人样。这个不久前还在北京的全军标兵大会上被总政治部首长戴上军功章的雷又锋，此刻在我们面前低着头，个头又缩了两厘米。我坐在第二排马扎上，却看不见刘峰的脸，他的脸藏在军帽的阴影里，只见一颗颗大粒的水珠直接从军帽下滴落到地上，不知是泪还是汗。开始我们没几个人发言，都想不出坏话来讲刘峰，刘峰毕竟有恩于我们大多数人啊。但不知谁开了个头，把所有人的坏话都引发了。我们的孩提时代和青春时代都是讲人坏话的大时代。“讲坏话”被大大地正义化，甚至荣耀化了。谁谁敢于背叛反动老子，谁谁敢于罢领导的官，谁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都是从讲坏话开始。我父亲在水坝上扛活六七年，从听别人讲他坏话，到自己讲自己坏话，再到他重获讲别人坏话的资格，什么能再洗去他的卑鄙换回他最初的纯真？大半个世纪到处都在讲人坏话，背地的，公开的，我们就这样成长和世故起来。最难听的坏话是刘峰自己说出来的，他说他表面上学雷锋，内心是个资产阶级的茅坑，臭得招苍蝇，脏得生蛆。讲到如此无以复加的地步，别人当然就放了他了。

        不久处置刘峰的文件下来了：党内严重警告，下放伐木连当兵。下放去伐木，跟我爸爸修水坝是一个意思。

        中越边境冲突起来，听说刘峰已经调回他过去的老连队：野战军的一个工兵营。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在成都的马路上碰到他。他一定是先看到我的，但不愿意招呼我，转身站在一个卖油淋鸭的摊位边。因为等着买鸭子的人多，他想混入人群，错过我。但是我没让他错过，扬起嗓子叫了他一声。

        他假装寻找声音来源，目光尽往远处投。这个表演比较拙劣，因为一大街的人就我俩穿军装。下面就是我的表演了，也不高明。我热情过火地冲了一步，手伸了老长，不由分说握住他的右手。我也表演，我演的是多么彻底地忘却了他最不堪的那次公审：汗水泪水从军帽下滴落一地。我的表演还想告诉他，就算没忘记那一幕，现在谁还会计较？摸摸脊梁怎么了？脊梁是全身最中性的部位了吧？战场都上过的人，性命都差点让摸掉了，还吝惜脊梁？！

        就在碰到他手的刹那，我明白了，那手是假肢。那只曾经摸过丁丁脊梁的手，被丢在了战场上。

        我跟他就在街边站着说话。我们不经意地谈着上前线的事。我们不说“上前线”，只说“上去”；我们各自是哪月哪天“上去”的。我告诉他我其实不算“上去”了，最远“上”到包扎所采访伤员。他问我去的是哪个包扎所，我说就是何小曼的那个三所，但是没见到小曼，因为她跟医疗队上第一线了。刘峰此刻说，可见当时医护人员太欠缺，连何小曼这样瘦小的女兵都上前线了。我说小曼是五份申请书把她自己送上前线的。刘峰摇摇头，说要是人员足够的话，十份申请书也不会让她上去。全是吃了那个亏，没人救护，何小曼的丈夫才牺牲的。我突然看着他。他似乎看破了什么。他明白我为什么这么看他。他笑了一下。真的是看破了许多、许多。也许他身边倒下半个排的战友那一瞬，他就看破了。还也许更早，早到我们大说他坏话的时候；他耗费一夏天为马班长打沙发也没能让马班长闭上说他坏话的嘴，从那时候，他就看破了。还可能更早一点，早到林丁丁叫救命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吧？何小曼病了。”

        “什么病？”

        “说是精神分裂症。”

        我问是不是因为她丈夫的牺牲。

        刘峰说何小曼被送到他们医院精神科的时候，还不知道她丈夫牺牲了。

        “那她怎么了？怎么就分裂了呢？”

        刘峰说他也不太清楚。只听说她背着一个伤员背了十几里地，成了英雄事迹主人公，戴着大红花到处做报告。她是戴着大红花给送进精神科的。我跟刘峰在大街上分手之后，我手心一直留着抓握假肢的感觉。大夏天里，那种冷的、硬的、廉价的胶皮感觉留在我的手上，在我掌心上留了一块灼伤。

        我不止一次地写何小曼这个人物，但从来没有写好过。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写好她。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照例给起个新名字，叫她何小曼。小曼，小曼，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了这个名字，才敲到第二遍，电脑就记住了。反正她叫什么不重要。给她这个名字，是我在设想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她那样的家庭背景会给她取什么样的名字。什么样的家庭呢？父亲是个文人，做过画报社编辑，写点散文编点剧本，没怎么大成名。她的母亲呢，长相是好看的，剧团里打扬琴弹古筝，像所有可爱女人有着一点儿恰到好处的俗，也像她们一样略缺一点儿脑筋，因而过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都绝对随大流。我能想象在小曼的母亲跟她父亲闹离婚前，那个家庭是温情的，小布尔乔亚的。我也完全可以想象，善良软弱的文人父亲会给小曼取这样一个名字。何小曼很有可能向着一个心智正常、不讨人嫌的女孩成长，假如没有那场人人讲别人坏话的大运动，叫作“反右倾”。像所有软弱善良的人一样，小曼的父亲是那种莫名地对所有人怀一点儿歉意的人，隐约感觉他欠着所有人一点儿情分。人们让他当“右倾”，似乎就因为他比任何人都好说话，常常漫不经意地吃亏，于是人们就想，何妨把“右倾”的亏也让他吃了。到了何小曼的母亲都开始讲他坏话，提出离婚的时候，他不再觉得心里苦，他反倒觉得解脱了。睡前吃安眠药，他心里一亮，看到了终极的出路。这天早上妻子去上班了，他牵着女儿的手，送她去托儿所。家门外不远，是个早点铺子，炸油条和烤大饼以及沸腾的豆浆，那丰盛气味在饥荒年代显得格外美，一条小街的人都以嗅觉揩油。一出家门小曼就说，好想好想吃一根油条。四岁的小曼是知道的，父亲对所有人都好说话，何况对她？父女俩单独在一块的时候，从感情上到物质上她都可以敲诈父亲一笔。然而这天父亲身上连一根油条的钱都没有。他跟早点铺掌柜说，赊一根油条给孩子吃吧，一会儿就把钱送来。爸爸蹲在女儿面前，享受着女儿的咀嚼，吞咽，声音动作都大了点，胃口真好，也替父亲解馋了。吃完，父亲用他折得四方的花格手绢替女儿擦嘴，擦手；手是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替她擦。擦一根手指，父女俩就对视着笑一下。那是小曼记得的父亲的最后容貌。

        我推想小曼的父亲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早点铺的生意已经淡了，豆浆的热气正在散去。父亲对掌柜的说，这就回家取钱送来。那时的人都还质朴善良，掌柜的打了个哈哈说，急啥？父亲回到家之后，打开他和妻子共同存放日常用项的抽屉，一个镚子也没有。渐渐地，他从漫不经意的寻找，变成了绝望的翻箱倒柜，家被他翻了个底朝上，居然找不到一根议价油条的钱。妻子在他降薪之后对他冷笑：他还有脸花钱？他就领回这点薪水，没他花钱的份儿，只有养老婆女儿的份儿。他在社会上的正常生活权利被剥夺了，在家里的正常生活权利也被剥夺了，是被他最爱的人剥夺的。他连门也出不去，因为一出门就要碰上那个轻信了他的早点铺掌柜。他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因为他来到这世上就已经亏欠了所有人。他被那个念头点亮过一瞬，此刻那念头在他灵魂里燎原了。

        他拿起那个药瓶，整个人豁然大亮。妻子造成了他彻底的赤贫，肉体的，精神的，尊严的，他贫穷到在一个油条铺掌柜面前都抬不起头来。这证明妻子舍得他了。最终他要的就是妻子能舍得他，舍得了，她心里最后的苦也就淡了。

        何小曼不记得父亲的死。只记得那天她是幼儿园剩下的最后一个孩子，所有小朋友都被家长接走了，她是唯一坐在一圈空椅子当中的孩子。老师似乎也知情了，沉默地打着毛线，陪她等待某件事发生。但那天什么事也没对她发生。于是父亲的自杀在她印象里就是幼儿园的一圈空椅子和渐渐黑下来的天色，以及在午睡室里睡的那一夜，还有老师困倦的手在她背上拍哄。

        加上炸油条老掌柜笑眯眯的提醒：“小妹妹，你爸昨天说送钱来的呢！”

        小曼后来上幼儿园都是出了家门口就穿过小街，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避免从早点铺门口经过。不是因为仍然赊着老掌柜的账；油条钱母亲还了，只是她不愿再听老掌柜叫她“小妹妹”。

        现在我来设想一下，何小曼第二个家是什么样。我是指她母亲和她继父成立的那个家。母亲凭她残余的华年，给何小曼找了一个老粗父亲。第一个丈夫的儒雅智慧注定了他的善良软弱，而正是前夫的可爱之处使她找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男人，一个南下老干部。母亲对这个比她大十多岁的丈夫是赔着小心的，畏罪自杀的前夫是她和女儿的历史污点，因此她们是矮人一头地进了老干部的家。六岁的女儿历史污点更大，因为这污点始于她出生之前，始于她“右倾”父亲往她母亲体内注入他全部人格密码的夜晚，她的生命由此不可逆转流淌着父亲的命运走向。母亲如何微妙地赔小心，小曼很快仿效过来。母亲把全家饭桌上的“好菜”——最厚的一块大排骨或者最宽的几段带鱼小心翼翼地拣出，放在继父的饭盒里，做他第二天的午饭，她自己再是口水倒灌也只吃母亲拣到她碗里的菜。她看着母亲在继父裤袋里装入熨烫平整的手帕，在他皮夹里装上零钱和整钱。她还看着母亲为继父剥螃蟹壳、挑鲫鱼刺，而那些都是小曼亲生父亲为她母亲做的。母亲还教会老粗下围棋，听越剧，跳华尔兹，以及用卖破烂的钱收藏古董，总之以她前夫给她的教养去教化现任丈夫。小曼眼看老粗在母亲手里一点点细气起来。母亲赔着小心教养她的老粗丈夫，聪明使尽，让他不自觉地进入了她前夫曾带她进入的都市文明。

        我想何小曼的继父并没有伤过她。甚至我不能确定她母亲伤过她。是她母亲为维护那样一个家庭格局而必须行使的一套政治和心术伤害了她。也不能叫伤害，她明明没有感到过伤痛啊。但她母亲那无处不用的心眼，在营造和睦家庭所付的艰苦，甚至她母亲对爱妻和慈母身份的起劲扮演，是那一切使小曼渐渐变形的。小曼一直相信，母亲为了女儿能有个优越的生活环境而牺牲了自己，是母亲的牺牲使她变了形。她常常偷听母亲是怎样“牺牲”的，夜晚紧闭的大睡房门外，她赤脚站在黑暗里，从房内的每一丝响动估价母亲牺牲的惨烈度。

        我想我还是没有把这样一家人写活。让我再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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