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新年刚过，我打电话到医政处去，要袁震海把年前就布置的全年工作计划交来。袁震海说：“该死该死，这几天我父亲一病，我都把这事忘了。过两天吧。”我想谁都有个忘的时候，也没放在心上，把已经收上来的处室的计划看了，准备替马厅长起草全年工作计划的报告，过了两三天报告有了一个轮廓，可医政处那一块还空着。袁震海还没送计划上来，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也不去催，等着。又过了一天，还不见动静，我心里就火了。你袁震海对我有想法我可以理解，让我为点难我也能忍，我还没有资格发脾气，我只是个厅长助理，可报告是给马厅长用的，这你是知道的！我气起来几乎就想空着这一块交上去，你袁震海自己去向马厅长解释。想一想还是忍了，报告没写完整，总是我的事。我又打了一个电话过去，他说：“该死该死，这两天实在抽不出空，明天一定送来。”我把火气压下去说：“马厅长明天就要这份东西了，他还要看，还要改，还要重新打印，下星期就开全厅的大会了。”他说：“明天，明天，明天一定。”第二天我一直等到下午快下班了，几次打电话过去催，袁震海才派小田把计划送过来了。我对小田说：“我准备把你们处里这一块空着交上去。”小田走了，我想着有点不对劲，昨天我都把马厅长这面旗祭出来了，他还如此怠慢，他对我有怨气他就不怕我到马厅长那里参他一本？我怨气难消想着干脆放慢一点操作节奏，等马厅长催起来了，再把事情给马厅长说了，让他娘的也摔一个跟头。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我把马厅长的牌子都甩出去了，居然还不灵，这话马厅长听着舒服吗？我只好忍气吞声，连夜把材料赶了出来。这时已近十二点，我气得睡不着，就把事情跟董柳说了，董柳说：“公家的事你气什么，人生好比一出戏，气坏身体无人替。你睡不着，人家打鼾了呢。”我想想也是，想放宽心去睡，可心里那种被怠慢的感觉怎么也按捺不下去。人到了圈子里，那自尊心就没有办法不是超度的敏感。袁震海不仅是怠慢，简直就是戏弄！该死该死，他真的是该死！我睡不着，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越想越感到还有一点别的意味在里面。袁震海他怎么有把握我不会把空着一块的报告往上面一交？真交了他怎么下台？他不止是怠慢我，还是怠慢马厅长啊，他敢，他居然敢！
想到这一点我心中划过一道闪电，又打了一个炸雷！马厅长今年五十八，按照二五八的政策，五十二不提处，五十五不提厅，到了五十八，厅长也要让贤了。十年来马厅长在卫生厅说一不二，谁不拿他的话当圣旨？难道袁震海听到了什么风声？不可能吧。我总觉得袁震海的行为有点异样，还是想不透其中的道理。
我把报告的草稿交给马厅长，马厅长不高兴说：“那我只好周末加班来弄它了。”话不重，可比打我一个耳光还难受，我这个助理是怎么当的？袁震海的过错，难道要我跟他扛着？我只好把几次催袁震海的事说了，但没敢说打了马厅长的旗号去催的情节。连我这个厅长助理稍有怠慢都堵在心中沉沉的一块放不下来，碰了马厅长一下那还得了？我汇报了，就等于说他的绝对权威不那么绝对了，这话好听？马厅长听了说：“知道了。”我不再多说。
我总感到马厅长“知道了”三个字是有份量的，但想不透。马厅长会不会想着我是一个小人，为了保自己就把别人推了出来，所以他不置可否地说了这么一句？如果这样我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后面也许还有什么内容，他明白了，但不点破。那内容又是什么呢？我得想想，好好想想。
在听了马厅长的报告之后我深受鼓舞。我的草稿中谈的是今年的工作思路，可马厅长作了重大修改，把时间推上去了，连以后三五年的规划都谈到了，准备盖新的办公楼，准备把后面皮箱厂的地征进来，准备研究出几种能在全国打开市场的中成药，等等。信息是明确的，他马垂章今年不会下台。只要他不下台，我就有足够的时间积蓄资历，就有了缓冲的机会。当然这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事，肯定有人是很不高兴的。我去看孙副厅长的脸色，也看不出什么。
可几天后的厅办公会议又使我的信心受到了动摇。本来马厅长准备把中医研究院医政科的左科长调到医政处当副处长，这件事他也跟我透过风。可办公会议开到一半，准备讨论人事问题的时候，孙副厅长说：“马厅长有一种意见我觉得很好的，很正确的，厅里提拔干部，主要从厅里内部解决，这是对厅里广大干部的关心，谁工作得好，就有机会，这条政策虽然从没形成文字，但厅里在马厅长的领导下，长期以来是这样做的。厅里能够做到人心安定，工作顺利展开，用人的思路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孙之华的话让我吃了一惊，这不是先发制人堵着马厅长吗？会场上的空气一时有点紧张，没有人接下来说话。沉默了足足有两分钟，这两分钟比两个小时还长。马厅长说：“我原来有个想法，想把左文松同志调到医政处来帮助袁震海同志工作，是不是合适，大家可以议一议。”又沉默了一两分钟，我觉得自己是非站出来不可了，反正没有马厅长就没有我，我豁出去了，就说：“左文松同志因为跟我的专业比较接近，我还是了解他的，不论从专业水平还是工作能力，他都还是可以胜任的。”我刚说完袁震海马上说：“我们医政处如果能来一个懂得西医业务的人，可能更好一些，开展工作更顺利一些，毕竟我们的工作对象大多数都是与西医有关的，不然就不太成比例了。”他在暗示厅里的干部学中医的太多，他敢！他居然敢！看来他也是豁出来了。十来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这件事，可真有点站队的意味了。马厅长说：“这件事有不同意见，暂时放一放，大家先议一议药品检查问题。”
事情很快就在厅里传开了，马厅长在六月份的去留，本来似乎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却成为一个问题了。大家每天上班，私下里隐隐约约闪烁其辞但意义却非常清晰的议论也多了起来。星期天我去少年宫送一波上书法班，人事处贾处长正好送女儿上舞蹈班，见了我神秘地说：“你注意没有，领导上这一次没拍板，把事情搁下了。我在人事处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这后面莫不真有点什么风声？”我说：“你说呢，你搞人事的总该知道一点。”他说：“我正想问你呢，你在省里有没有人？我方向不明夹在中间，做人容易吗？”我说：“没想到袁震海的胆子这么大，他敢站在领导的对面。”他说：“也有人说你的胆子大呢。”他又说了几句，匆匆去了。
贾处长的话使我的危机感陡增。按政策马厅长是下定了，他下了我就完了。袁震海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赌宝似地在孙之华那里一赌。马厅长下了，不论将来孙之华是否能主政，他都是赢家。真到那一天，我就如股票撞上跌停板了，还可能是连续几个跌停板。这时我又感觉到周围的人对我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没别人的时候依然亲热着，可在公共场合就摆出一副不咸不淡的嘴脸，他们骑在墙上观察风向，骂他们小人吧也有点冤枉了他们，混了几十年才混出一点眉目，一点生存空间，谁敢拿这点可怜的本钱去赌，去主持正义？都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啊！
我准备趁春节去朱秘书家拜个年，看能不能摸到一点风声。如果大势去了，我还得到孙之华家去拜个年。门难进，那也不得不进，至少我还没跟他撕开脸吧。门再难进也得进啊，只要他不把我拒之门外，看一看脸色也是应该的，不然我就真的撞跌停板了，玩完了。玩完了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想都不敢想。到了正月初二正准备去孙之华家，钟天佑打电话来说，明天同乡聚会，要我在随园宾馆门口等。我忙问：“小朱去不去？”他说：“有空他就来了。”我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了随园宾馆，口袋里装了四千块钱，准备抢着买单，不一会钟处长开车来了，招呼我上车，谁知旁边还有两个人也是上他的车的，上了车我说：“不在随园？”钟处长说：“找个安静的地方。”又说：“文副省长今天可能会来。”到了城郊的丘山酒家下了车，已经来了几辆车。我说：“我还不知道这里有一家家乡的酒楼。”就上了二楼。朱秘书果然在，我想，这是天要助我啊！老板来了，对着我们几个抱拳打拱，说：“今天大家看得起我一个做生意的人，让我作了这个东，这是给我脸啊！我特地请了做国宴的厨师来了。”中午就我们两桌，其它人一概不接待。大家相互认识了，大都是厅长一级的人物，只有我最不起眼。我的名片有上拿和下拿两种拿法，我把一叠名片拿出来，从下面抽出来，是博士导师，跟大家交换了。大家说着话，等文副省长来。我凑到小朱身边说：“卫生厅最近有一点小风波，你们在上面知道不？”他说：“也知道一点。”我说：“不知道风到底哪边吹？你不知道我们办事的人有好难，踩一步都是地雷，今天不爆明天也是要爆的。”他说：“省里还没讨论。”我说：“有那么一点点意向也是好的。”他指了钟处长说：“那你要问他。”钟处长说：“还没讨论。我们到时候提了方案，等上面批了，还要考虑人大会议能不能通过。”我说：“钟处长透一口气给我们办事的人，我们也好做人一点。”钟处长说：“真没有什么气可透的。”小朱说：“池处长你按组织原则办事，今天谁当家你就听谁的。”我觉得这句话倒有了一点意味。人家做干部工作的，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有这么一点意思，就算一个信息了。我也不再追问，反正是不去孙之华家了。
等到一点钟文副省长还没来，大家都很有耐心，没有人催饭。崔老板不时地过来斟茶递烟，很知趣地不坐下来说话，他明白这里没他说话的份。到一点半钟文副省长来了，大家都拥到门边，文副省长说：“来迟了，好不容易才从梦泽园脱身出来，来看看大家，酒是不能再喝了。”又抱拳说：“这就给各位老乡拜年了，也代表梅书记给各位拜年了。”我想着既然梅书记的秘书能到这里来，文副省长跟梅书记关系肯定非同一般。上来的第一个菜是烂炖牛鞭，接下来是红烧鸡冠，油卷兔耳，卤牛鼻，法国蜗牛，清炖山鸡等，都是没见过的菜，酒是XO。崔老板亲自布菜，却不上桌，也没人喊他入坐。我想着自己带四千块钱，真要我付钱，连酒钱都不够。喝着酒气氛就亲热了，议论起省委省政府的事情，毫无顾忌，说到自己还想进步的愿望，也毫不掩饰。在这里大家想什么说什么，倒也不失一份真诚。平日里这些人将自己最大的愿望缄口不提，口口声声要有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老百姓虽不傻，却也习惯了这些表白，不去认真，谁敢？我看着这些人微醺的神态，竭力想象过了春节又坐在台上慷慨陈辞该是一副怎么样的模样？财政厅牟副厅长提起自己几年没动，说：“钟处长你是处长管厅长，你把我当作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了。”钟处长说：“找我不管用，要找他。”指指另一桌的文副省长。大家过去跟文副省长敬酒，文副省长望了我说：“你就是小池吧，钟天佑跟我说起过。”我几乎感动得要掉泪，自己的名字居然从文副省长的口里说出来了！我鼓起勇气把名片呈上去一张，趁势鞠了个躬。回去的时候我把车门边的纸袋向钟处长示意了一下悄声说：“别人送我的，我也不抽，你拿两条给小朱。”纸袋里是四条大中华烟，我一早买来的。钟处长说：“那就……”
春节过后厅里的局面就明朗了，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了牌，万事不合作。我没想到孙之华做马厅长的副手十来年，竟会闹到这种地步。人们私下里传说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牌的经过。孙之华说：“你五十八九了，你就是这几个月半年不到的事了，我五十才出头呢。”传说无法证实，但在厅办公会上，马厅长点了孙副厅长的名，指出他春节动用公车回家乡的事实，应该出一百一十七元油钱。孙之华马上反驳说：“我往家里跑一趟该出油钱是不错，但有人十多年来用公车往家里跑几千趟，那该出多少钱。也请同志们算一算。”空气一时紧张得能够点燃，有两个人装着上厕所出去，走到门边夸张地解着皮带示意着，躲开了。我想起钟处长“今天谁当家就听谁的”那句话，也顾不得孙之华当年是帮过我的，咬牙撕开脸皮说：“这倒不是一回事，平时用车是上下班。”袁震海马上说：“一样是公车，一样是回家，一样烧油，哪点不是一回事？”我捏了捏拳，奋不顾身似地说：“省里的领导上下班谁不是公车接送，你的意思是还要给省里的领导提意见？”袁震海马上说：“那省里的领导出去度假是开自己的车烧自己的油？”
会议不欢而散。我痛切地感到世界上的道理真是个讲不清的东西，话语权在谁手中，道理就是谁的。人不抓住印把子可不行啊，没有这个东西，人不可能有自尊，也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人还是人吗？历史上有那么多人豁出命来拼这个东西，以前想着不理解不值得，今天看来是太理解也太值得了。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退路，后面是万丈深渊。人除非不走上这条路，走上这条路心态就变了，感觉世界的方式也变了，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什么叫做你死我活？
想一想人都是可以理解的。马厅长他不谋求连任，五十八岁要他回家养老？孙之华五十二岁了，他已经等了很多年，再等一届就过气了，他不跳出来殊死一搏？连袁震海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厅长把机会给了我，他忍得下这口气？人嘛。
接着厅机关和省直卫生系统流传着一封信，署名是部分群众。信上除了列举马厅长的五大错误，还说出了两个事实，一是马垂章在某年某月在省人民医院安了心脏起搏器，二是据十年前省内出版的一本叫《厅长访谈录》的书上记载，马垂章的出生年份是1937年，而不是现在大家认为的1938年，他今年已经五十九了。信上号召大家大胆站出来，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
在厅机关的中层干部中有一个地下表态运动，你在这场冲突立场如何？表了态的人就有义务向省里反映自己的意见。丁小槐在第一时间就出示了父亲病危的电报，要请假回家乡去。而我明知他在逃避，但电报拿在手中白纸黑字，也只好让他去了。
这时工会组织全厅干部去大叶山春游，内容之一是登山比赛，分老中青三个组，连马厅长都报了名。我为马厅长捏一把汗，连夜打电话给沈姨，沈姨在电话中就哭了，说：“这不是要把我家老马往死里整吗？谁料得到他身边还盘着几条毒蛇？”马厅长执意要参加比赛，我只好安慰沈姨说：“我和工会陆**会作好安排的。”就在登山比赛前对老年组作了安排，比赛结果，五十岁以上的老年组十三个人参赛，马厅长是第二名。想起三十年前毛**几次横渡长江，那种意义不可低估。春游回来之后，厅里的风向果然有了一点变化。
省委组织部钟处长带人来厅里搞干部考察，问到那封信，孙之华坚决否认与信有任何关系，那是群众意见，自己并没有看到过。钟处长找很多人谈了话，就回去了。过了不久章副部长又带人来了，开了两个小型的座谈会，又把全厅干部召集起来，口口声声说要听取群众意见，每人发了一张表进行民意测验，就回去了，测验的结果后来也没有公布。好在大家也习惯了，知道自己的意见是不管用的，并没有谁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也没有谁真把自己的意见当一回事，去追问测验的结果。我在旁边想着，中国的人民群众真好啊！
厅里一时风平浪静，能往上用力的拼命往上用力。钟处长告诉我，马厅长找了省人大祝副主任等人在做工作，我心中感到一种安慰，却又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多少年来我都把马厅长看得非常神秘，他本人就是无所不能的力量之源。现在这种神秘感消失了。一个人没有了权力，他不过就是他妻子的丈夫罢了。马厅长他也有求人拜码头的时候！圈子里的事，说一千道一万，赢了才是真的。在这里只讲结果不讲过程，正如人生只讲过程不讲结果。到了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那么一说。我们用不上力的，就竖了耳朵打探一点风声。在极度的焦虑中等了两个月，终于传来了好消息，马厅继任一届，孙之华调到省计生委当副主任。我松了一口气，这一大战役是赢了！我本能地感到马厅长的胜利与去年抗洪时与梅书记见的那一面是有关系的。碰到了袁震海，他的脸都成铁灰色了，好像刚从地狱中回来。我喊一声“袁处长”，他竟不理我，看来他打算破罐破摔了。他不理我，我倒把心放了下来，我根本不必有那么一种负疚之感。总有人要下地狱，他不下地狱，难道让我下地狱？过了不久在一次会议上碰见了朱秘书，说起了这件事，他说：“那封信是谁写的？脑膜炎啊，要不就是脑髓给狗吃了。”又悄声说：“梅书记也安了起搏器呢，安了起搏器就该退休？”回想起来，我真的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厅里决定由我分管中医研究院。为了我工作的方便，马厅长在原来的院长退休之后，特地把那个位子虚着。这样我每星期到研究院去上两天班，自己开车去，当了副厅长后有了车，我马上学会了开车，这样方便。在半路上经常可以碰到大徐的车接了马厅长过来。
其实研究院也没有太多的事让我做，日常工作都由卞副院长卞翔处理了。人到了这个份上，对那些小事情就没了兴趣，只觉得繁琐。好在卞翔也不愿我多管院里的事，因此大小事情不厌其烦。我明白他的心思，但这样也好，我们各得其所。两个月后我提名***升了副院长，又将人事科郑科长调到行政科去。他当年对我那样一副派头，我实在忍不住要出了这口恶气。虽然他见了我就侧着身子站住，脸上浮着笑，一副等着我作指示的神情，我还是决定不吃这一套。有一次他踮着脚走到我的办公室，试图对当年为什么没有接纳我作一点说明，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他说：“说真的我还要谢谢你呢。”他一听笑就凝固在脸上，嘴半张着不会动了。过一会才醒了似的，一步一步退到门边，转身溜了出去。
按照晏老师的交待，厅里的事情我能不管就尽量不管。很多次我都有那种想表达想发言的强烈冲动，但还是压下去了。晏老师说，马厅长是管事的，别人是办事的。这让我有点委屈，但还是把这当作一条原则。太能干太想表现自己是要遭忌讳的，跟马厅长共事的人，迄今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到最后，我希望自己能是一个例外，。当然，一旦马厅长作出了决策的事，我就全力以赴。我只对他负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样我有更多的时间到研究院这边来，到了这边我就有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感，这种感觉使我忍不住去想象古代帝王的心态。我真正放在心上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争取安泰药业股票上市，这件事已经在运作之中了。这只股票是五年前由研究院向省直卫生系统内部发行的，每股一元，当时筹了二千多万元，投到了研究院的中药厂，至今没有什么效益，钱却花得差不多了。气恼之中我真想把帐认真查一查，但这一查又会引发轩然大波，揪出一连串的人，安泰药业这块招牌也倒了，还上什么市？马厅长指示了不查，我也只好不查，让有些人空手套白狼了。原来买了股票的人怨气冲天，很多人守不住都流向社会了。因为无法分红，每股柜台交易的价格已经跌到了五毛多钱。
我把院里的研究人员召集起来，反复讨论了，决定了将安泰保肾丹作为突破方向，一定要搞出在全国叫得响的中成药来。攻关小组是七个人，我就是组长，由我领衔报了一个国家课题，又特地飞去北京活动了，也找了许小曼，批下来了。如果搞成了，让闲置在那里的机器转动起来，那是什么成色？人一辈子无非就是要做成几件事，这样才对得起自己这一生，过去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还不死死抓住吗？
过了几个月安泰保肾丹搞出来了，临床试验的效果相当好，国家课题也结了题。有了这张王牌，股票上市的工作也有一些进展。我对有关的人交待了，上市工作的进展要绝对保密，厅里只有几个人知道。有一天我开车经过华夏证券西岭营业部，看见***的老婆在门口跟人说什么，心中一动，就下了车，远远地观察，发现她在收集安泰药业的股票。一打听股票的价格，已经涨到了近八毛钱。回家把事情把董柳讲了，董柳说：“事情是你一手搞起来的，别人发了大财，你到时候两手空空，你想得过？”我当这个官时就下了铁一样决心，要向马厅长学习，不往发财的方面去想，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按说到了这个份上也应该如此，这就是道理。可是道理还有一种讲法，一个人到了一定份上，就要求他无知天欲，不为自己谋点什么，那可能吗？合人性吗？人是血肉之躯啊！这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人有偏见，有自恋，有特殊利益，因此他是非理性的，是不能从一个纯正的逻辑起点出发的。这个事实万古长存如日出东方一样明了，可大家偏偏要掩盖起来。应该怎么样是一回事，实际怎么样又是一回事，道理无法局限人性。最近省里强调加强理论学习，可有几个犯了错误的人是因为不懂理论？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这道理也只好对着天讲罢了。睁了眼看，哪里的公仆不在利益的核心之处？为什么我偏偏要例外？身边的人都在利用位置优先信息优先的机会，合理合法地发财，自己倒被抛到了一边，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不犯法的钱，弯了腰捡起来就是，你不捡你不是傻瓜吗？人到了一定的份上，你想不发财，那也不容易啊！我说：“这个***，这么多年没出头，他也乌龟似地把头缩着，看在老朋友的份上给他一个机会，他屁股就一撅一撅地沉不住气了，人它妈的怎么都是这个德性！”董柳说：“那你要人怎么样，他是娘肚子里爬出来的，不是上帝造出来的。”我叹气说“是这个道理，真的没办法。”董柳说：“我明天也去收点股票回来，别人一捞就是几十万呢，吹灰之力！”我说：“你别去，你去了就别回来了。碰上了熟人，传出去好听？”她说：“我看见立交桥下有乡下人在收外币，后面有人请他们收的，我也去请两个乡下人。”我说：“你去登记身份证上董柳的名字早晚会传出去，别人不知道证券公司的人也会知道。”董柳说：“他们有纪律，不会说的。”我说：“没人想扔炸弹当然也就没事，到那天有人想扔炸弹了，他挖也要把这颗炸弹挖出来，你知道什么叫政治？”她笑了说：“我用我妈妈的身份证不行？还有人知道我妈妈是谁？”我没做声，但我明白她安排这件事去了。过了几天她有点沮丧地说：“安泰药业柜台交易价已经涨到一块二了，还收不收？”我说：“要说合不合算，三四块钱也合算。”她说：“早几个星期收的人，现在就翻番了，只有一个月一万变两万多，做什么生意也没这么快，只有印钞票才有这种速度。”去年胡一兵劝我在招标中做一点手脚，那是违规犯法的，上面还有马厅长盯着，也瞒不过他的眼睛，再说投标的公司翻脸怎么办？可眼下既不违规也不犯法，却有大笔的钱赚，怎么可能叫人心如止水？人都是从娘肚子里钻出来的，绝不了七情六欲啊。我对董柳说：“你过几天看看再说，一块二还是太贵了点。”***的老婆五六毛钱就收到了，董柳却要一块二，她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她说：“***还是你推上去的呢，还被她老婆抢了个先手。”这时我对***有了一点看法，想着将来总经理的人选，还是优先考虑卞翔算了。
几天后我为公司上市的事去了北京，一些数据还要经诚信会计事务所重新审核，我就把材料拿回来了。开会的时候我沮丧地把上市的艰难性作了重点的强调，将材料交给他们传阅，去看几个人的脸色也看不出什么。但我想今晚可能有人睡不着了，过几天市场就会见分晓了。过了几天董柳说：“这几天安泰药业的柜台交易价猛跌，只有八毛多钱了，别人手中都像拿了烙铁似的，幸亏我们没有买。”又说：“有传说上市上不成了，材料都退回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跌穿八毛你就派人去买回来，家里还留点伙食钱就够了。”她不放心，一定要问我底细，我说：“你问那么多我就犯错误了。”
又过了三四个月，安泰药业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上市了，我兼了董事长，还是让***当了总经理，他比卞翔令人放心。开盘价竟高达九块多。我参加剪彩仪式回来，董柳已经叫董卉去把收到的四万多股全抛掉了，赚了三十多万，发财就像做梦一样，董柳兴奋之余还抱怨说：“就是你不把事情给我讲透彻，我还有几万块不敢动呢，要全买了，就是百万富翁了。”我想一想也是真的，别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我没费气力也不犯法就到手了，简直就不敢相信，可这是真的、真的。几天之后安泰药业涨到了十二块多，我简直不可理解。朋友问我内幕消息，我说：“小盘股潜质股，不过你最好不要买。”谁知一路涨上去到了十七块多，朋友对我都意见了。连朱秘书都打电话来问还能不能追，他是处级干部不能炒股，但他老婆在炒。我说：“叫我说是不能追。”结果涨到了十九块，我都觉得对不起他。我自己手中的货都是九块多就抛掉了，真是有苦说不出。又过几天董事会在我授意下发表了一个风险提示，股价才逐渐回落了。
这天赖子云到我的办公室来，在门边站了，似乎是不敢进来。我指头勾一勾说：“有话就进来讲。”他慢慢走到我的办公桌边，我说：“坐。”手指点一点椅子。他摸着椅子边坐了，又站起来。这些年来我经常观察人的形体语言，我觉得圈子里的这种语言无比丰富而富于精细的层次感。你在一个人面前是否占有精神优势，这种优势大到什么程度，都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记得赖子云前几年还是一个倔犟的青年，现在却变得这么畏缩了。现实从来不怕谁倔犟，一个人没有实力万事求人，他不可能只凭着精神的力量挺立。我要他坐下说话，他说：“不累，不累。”又说：“池厅长你来研究院主持工作有一年多了，我看你跟别人还是不同。”我说：“你对我这么高的评价？”他说：“我是实事求是。”我说：“说吧，说吧。”他说：“我真的从心里是这样想的，您……”我打断说：“说吧，说事情吧。”他说：“我，你看，我，我吧，研究生毕业都快八年了。”他一开口我明白他是为职称的事来找我了。我想着他也真的可怜，我自己就是这样熬出来的，也不知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惨呢。说心里话他的问题早就该解决了，还拖到今天？可我哪里敢把事情公事公办？马厅长理论学习不够，不懂这个道理？笑话。可道理怎么讲是一回事，实际怎么操作又是一回事。要求人从理论出发，那不可能，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这也是人的问题。人是娘肚子里钻出来的，这个事实已经确定了很多的不可能。我在这个份上，大会小会上道理还得那么去讲，不讲不行，事情也得这样去做，不做也不行。尽管我不太理解马厅长的记恨怎么坚持这么久，但也只能按他的意思去做。要我跳出来主持公正？笑话。我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马厅长掌握的。我心里很同情他，脸上却硬了心肠摆出公事公办的神色。他看了我的脸色有些失望，凄苦地一笑，说：“池厅长。”这声音里的哀怜，只有苦过来的人才能体会出其中的份量。但我仍然面不改色，我这时如果在表情上退一步，让他抱有希望，那反而害了他。他说：“不知领导能不能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那一年我跟在别人后面瞎跑，那是不对的，错误的，不正确的，荒唐的，也可以说是有罪的，罪该万死的。可是有罪被判了刑也该有个期限吧，总不至于是无期徒刑吧？事情都过去六七年了，也应该刑满释放了吧。”他这么说我真的想帮他一把了，如果不是事关马厅长，那真的是吹口气的事。可我现在不能按一般人的想法去想事情，总不能为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前程给砸了吧？他说到评不了职称的种种苦处，连老婆都觉得找了他是上当受骗了。他的苦处我完全理解，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声，马上又把手边的茶喝一口，又叹一声加以掩饰。我说：“你的事情我管不了，你知道，我没办法。”他说：“我让池厅长为难了。”我说：“我为难办得到也不要紧，当领导就是服务，就是要让群众满意，要为难的。但是为难了我还是办不到。”我建议他直接去找马厅长，他三十多岁的人几乎要哭了，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他告诉我，人民医院的郭振华去年五十八，想在退休之前评上主任医生，就去拜访了马厅长，承认自己在几年前犯的错误，希望得到谅解。当时马厅长和颜悦色送他同来，但在评审时，还是叫人事处把材料拿出来了，不让进入评审。这件事我早就听说了，但还是吃惊地说：“有这样的事？”就硬了心肠低头看文件。他站在那里发一阵呆，一声不响地出去了。我叹口气，摇摇头。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他今天进这张门不容易，郭振华进马厅长家那张门更不容易！郭振华快办退休了，他的日子还长呢。可惜我不是厅长，我是厅长就会给他一条出路，除了他，还有几十个人被压了这么多年呢。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就这么乖乖地被压着，居然没人喘个气。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是人格阳萎，可再细想下去，他们也只能忍着，不忍拿鸡蛋去碰石头吗？连他们自己都不跳一跳，当然也别想指望有人跳出来打抱不平了。我曾把这件事说给胡一兵听，他说：“现代社会有这样的事？”我说：“刘跃进说孔子死了，我看他老人家就没死，真死了就不是这样了。事情都是他老人家设计好的，凡事要讲一个秩序。孔老先生该死之处不死，不该死之处倒是死了，那些今天尊他老先生为圣人的人，安的就是这个心。”现代也好，古代也好，碰了不该碰的东西，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古今一理。
可惜我不是厅长。这个事实像锥子一样扎在我的太阳穴上，并一直旋进去，锥尖就停留在大脑深处某个密实的部位，在那里钻出了一个等待填充的空白。焦虑和饥渴从空白之处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积聚了极大的心理能量。真有那一天我就说话算数了，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我觉得说话算数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生命的巅峰体验，而这个目标又是无止尽的。这时我更加体会到了权，还有钱的妙处。这两个东西不像饮食男女，满足以后就索然无味，而不能提供目标感。只有目标感才能使人觉得活着的意义，有成就，赋予人生这一场荒谬而虚无的游戏一种正剧意味。权和钱又是没有限度的，无限的目标才具有无限的魅力，人永远不会有停留在某一点上，而感到找不到方向的茫然无聊和厌倦。
“你对厅里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马厅长最近有几次这样问我。第一次我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说：“我觉得每一项工作都很顺利，大楼也盖到十六层了，公司也上市了，要考虑的事情厅里都考虑到了。”当他再次这样问我，并特别提到有什么可改进之时，我才有了一丝警觉，他未必是在考我？我说：“就照现在这样就挺好的，要说改进，我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可改进的。当然省里部里再多拨些钱下来，还可以办几件事。”晚上我打电话给钟处长，先问春节聚会的事，顺便说了马厅长问我的事。他说：“我也说不清，你看看去年十一月七日的《中国人事报》。”他只能点到为止，但这就够了。我想如果到人事处去查找，贾处长是很敏感的，就干脆到省图书馆去了。这天的报纸有中组部部长的一个谈话，核心意思是要加快干部年轻化的进程，我心里怦怦地跳着，要抓住要抓住啊，不然这一等，起码又是四五年。
春节那天我去晏老师家拜年，把事情对他说了。我的意思是在这关键时刻，有什么绝招没有？他在纸片上写了四个字：以静制动。又在反面写了四个字：两个凡是。我看了说：“懂了。”我现在什么也不做也不说就是最好的争取。出来时晏夫人说：“我家阿雅在郊区医院学不到什么技术，也不是个长法，能不能活动一下调到人民医院？”阿雅的事我知道，她在那里呆这么多年都忍无可忍了。她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陪上面来检查的领导打麻将。医院领导给她几千块钱，输光了就完成了任务。这算不算腐败也讲不清，至少不算行贿受贿吧，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追究吧。在这些时候，地位高的人永远是赢家。当然他也不傻，也知道自己是从何赢起，到时候是要回报的。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我说：“我不是厅长，哼一声就算数的，给我一点时间，半年之内。”晏老师说：“你别在现在为难他。”我说：“现在是有点为难，也许以后就不那么为难了。”
马厅长再这么问我，我说：“我看厅里的事，凡是……只要是马厅长您的决策，都是经过了周密思考的，想有所变动也难。只要是马厅长您作的指示，我们都要贯彻到底的。”他说：“厅里的工作可改进的地方还很多，不少，你替我想想，不要有什么条条框框。”我沉吟了一会说：“想一想我竟想不出来，可能是我的思路还没打开。”他说：“这幢大楼，有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我想想是不是有点道理？”我轻轻一拍桌子说：“以前有人有想法，那还是眼光短浅，可以原谅，今天还这么说，那就是别有用心了。”他说：“还有一种说法不知你听到过没有？有议论说我们省卫生系统有些数据不那么准确，比如说湖区的血吸虫发病率？”我皱了皱眉说：“不会吧？几次抽样调查我都参加了。要说绝对的准确，那也是不可能的。我倒想这些议论后面是不是有什么动机？”他就不做声了。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省里已经找我谈了话，按中央的精神，六十岁以上的厅级干部要一刀切，我该让贤了。”我吃惊地拍一下大腿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不可能！现在六十岁才人到中年，马厅长您经验丰富精力充沛，换了别人来掌这个舵，他掌得稳？”他说：“这正是我担心的事。”我说：“我们与您配合工作已经习惯了，来一个新领导也难得适应。”又带了感情地说：“特别是我个人，一走上岗位就是在马厅长您的扶持下工作的，回头看我走过的脚印，都是马厅长引过来的，马厅长您可不能甩下我们就不管了！是不是我们几个人以某种方式向省里汇报一下厅里的具体情况，我们厅里情况特殊，别人实在也接不上手。”他摇头说：“不用了，我只希望后来的人能稳定大局才好。”我说：“还要能够听得进经验丰富的人的意见，不然就把我们的工作部署打乱了。”他有些悲哀地说：“从来的新人都是以否定旧人另搞一套来标榜自己，我看得多了。”跟马厅长接触已有十多年，第一次看到他有这种悲哀的表情，几次风浪中都没见过。悲哀居然跟马厅长有缘，这是想不到的。我说：“好在厅里几个人与您的工作思路都是一致的，不见得谁来了就另搞一套吧？再说他想搞就搞得起来吗？有我们在呢。”马厅长沉吟一会说：“我退下来的事已经定了，就不去说了，省里要我推荐一个人，为了保证工作的连续性，我想推荐你。”我连声说：“那怎么行，我……”马厅长指头一动截断了我的话，说：“你怎么不行？要学历，要学问，要职称，硬件都有了，年龄也正是时候，四十出头吧。掌握厅里全局的经验也有两年了。当然再过两年更成熟些，可惜没有时间了。”我几乎要流泪说：“马厅长，我真的不知怎么说。就凭你信任我，不管以后怎么样，也要把没做完的事做下去。”马厅长说：“当然我只能推荐，最后定还是省里的事。想跨出这一步的人多啊。要跨出这一步不是件简单的事！其实在十多年前你刚来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厅里的干部梯队问题，看出你是一棵苗子，血气旺了一点，年轻人嘛，放到中医协会去磨一磨你的性子。看起来你还是锻炼出来了。”离开了马厅长，我对他心存感谢，又想到连马厅长那么精明的人也会一本正经地担忧，自己是不可替代的，厅里的事情没有了他就不行。他是诸葛亮，别人是阿斗，世上哪有这样的事？在圈子里浸泡久了，特别是在巅峰呆久了的人，你要他有正常人的思维，也难。人有偏见，有盲点，因此奇怪并不奇怪，正如荒谬并不荒谬。
回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董柳，她喜得手足无措，双手在身上乱拍打。我说：“这点汗毛小事把你喜成这样，参天大树才发出一个芽来呢。”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到那天我看卫生厅就像今天看中医协会一样。她拍打一番又对我说：“你在马厅长面前可别做出这副喜滋滋的样子，他看了不舒服，心里转一个弯你就没戏了。”我说：“我还敢喜？我很悲哀的呢。”就表演出一种悲伤的神情，“这样可以吗？”我想着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其它的几位副厅长肯定会不高兴，虽然他们会表示庆贺，但心里不高兴是肯定的。在圈子里呆久了，我形成一种看人看事的眼光，这就是从利益关系去分析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态度，这是最可靠的，而友谊人格和道德的眼光都不太牢靠。圈子里的友谊是在精心计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具有民间友谊的自发性，一旦你不在其位，友谊就终结了。这种思维经过了多次的检验，几乎是百试不爽。这使我把世界看得更清楚些，而对人性的评价却更低了。春节后，马厅长这一任都不完就要下台的消息就传开了，看来厅里还有人在上面有信息渠道，这使我感到了看不见的对手的存在。为了减少敌意，我尽量地低调做人。有一天丘副厅长跟我说话，竟很随意地提到了马厅长将下台的事。他既然敢这么说，我想他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马厅长来日无多了。他说：“你知道厅里现在背了一亿多的债吗？这是一个炸药桶，只是现在引线还比较长，炸现在的领导是炸不着了。”我一听知道他在争取这个机会。炸药桶？你吓谁呢？又不是我个人欠的债，我怕？别说一亿，十亿也不怕，银行的人会到我家里去讨债？我说：“想起来还是有点怕人呢，上亿！这么大的压力，也要那么一个人来承受呢。”这样我把丘副厅长看成了主要的竞争对手，凡事我都得小心一点。
三月份马厅长身体不好住院去了，去之前开了个厅务会议，提出由我来主持厅里的日常工作，这样我的接班人姿态就突出来了。这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弄得不好随时都可能翻船。马厅长躺在病床上，我的一举一动他都会了如指掌。我按照以静制动和两个凡是的原则，除了处理非常事务，什么也不做，似乎厅里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大动干戈了。有一天我站在大院外看着已经升到十八层的大楼的框架，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么好的地方，一楼竟拿来做厅史陈列馆，实在太可惜了。我这种意识越是强烈，就越是体会到马厅长对这个问题的敏感，他不可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对马厅长来说，你隔几天去医院看望他并不是什么本质性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接班人会不会按既定的方针办，会不会对他这么多年的工作予以肯定？一个快退下去的人，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念想呢？特别是马厅长，他的历史意识又是这么强。按说圈子里的人都应该明白，人在一切都在，人不在一切都化为乌有，还能指望后面的人把自己的功绩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当今连知识分子都不抱这种希望了，当官的人还能抱着？可人对自己的偏见总是扭曲了人的智慧，把自己设想成唯一的例外。
我回到办公室把基建处易处长电话召来，吩咐他尽快安排把一楼二楼的墙体砌起来。虽然我明白当街的那一面墙有一天还是要打开的，但现在却必须砌起来，让马厅长安心。浪费了几十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不能以常人的思维考虑问题。什么叫政治优先？易处长说：“按程序是应该等封了顶以后再砌墙体的。一楼还堆了很多材料，砌了墙运送就不方便了。”我说：“要加快进度。”又说：“留一条通道吧。”他还想解释，我做了一个无需多言的手势。他也许习惯了执行一些无法理解的指示，就不再多说。
马厅长现在最关心的事就是自己的去向。他才六十岁，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五十九岁，要他去颐养天年，那就是要了他的命。两年前，市三医院一位主任医生在退休之后，精神很快就崩溃了，整天在家里念叨：“怎么不让我作贡献？”家里人也没有特别在意。谁知在一个冬天的下午，他投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想到这件事我非常为马厅长担心，把深山中驰骋着的一只虎突然关进笼子，那是什么滋味？这些年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甚至可以说是他扶着走过来的，凭良心我也得为他担忧。可他真的在一个什么位子上，比如说省人大的什么委员常委，或者卫生厅的巡视员，能够影响厅里的行政，那又是我最担心的。他在厅里的根很深，他在那个虚位上发出一种声音来，也会有人呼应。我想着如果厅长的人选不是我，那我也没办法，如果是我，我一定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有天马厅长把我叫去说：“最近几天省里可能会找你谈话，你把厅里的工作做一个全盘考虑，准备一下。”我前趋了身子说：“如果是上面的政策，要一刀切，我们也没办法，从心里说，大家都是愿意马厅长带领大家干的。”马厅长轻轻笑一声，显然不太相信这些话，我也就不多说了。他说：“我今年不到六十，精力还可以，你看我做点什么好？”他做了一个手势，“钓鱼？”我马上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跟上面反映一下，能不能在卫生厅设一个巡视员或者督导？卫生厅还是不能没有马厅长的。”他摇头说：“***退下来做巡视员的几乎没有。”我说：“卫生厅有卫生厅的具体情况，有机会这个话我是要说的。”又说：“还有人大呢，上面总要考虑一下吧，至少是政协。”他说：“政协就没什么意思了。”这样我知道他的目标是到人大去占一个位子，就说：“说起来人大常委里也应该有卫生系统的人，事关全省人民的健康，在人大里也应该有我们的声音。”他说：“你这种看法与我的想法比较接近，省里的人如果谈到这方面，你把你的想法向他们汇报一下。”我马上说：“不是汇报一下，而是代表我们省卫生系统提出要求，强烈的要求。”他微微点点头，这个话题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他又仔细地交待了怎么跟省里的人谈话，大概要准备哪些方面的内容，我都拿笔记下来了。说完话我准备离开，站起来走到门边，马厅长后面说：“小池你过来。”我走到他面前站住了。他也不喊我坐，低了头不做声，两只手掌慢慢地来回搓着，好一会对椅子点一点头，我就坐下了。他说：“鸟之将去，其声也哀，人之将去，其言也善。我们今天好好说会话吧，以后还不知有这样的机会没有。”我马上说：“以后的工作都离不开马厅长您的指导。”他有点悲伤地笑，不置可否。停停他说：“有些话跟别人我就不说了，跟你吧，”他顿一顿，我马上接上去说：“毕竟我是马厅长您一手带出来的。”他说：“正因为如此，我想有些多余的话我还是说了吧。我在领导岗位上几十年，如果说有什么心得，那第一条就是不能抱幻想，对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能抱幻想，任何时候抱有幻想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这番话说得我心中冲了一下，这不会是在暗示我吧？难道我的想法他都知道？我不解释，一解释反而有了欲盖弥彰的意味。我不动声色说：“我记下了。”似乎他讲的是别人，而我是一个例外。他讲了好一会把话讲完了，我说：“记下了。”他轻声说：“去吧。”我忽然有点可怜他，正想找一番话出来表白一番，让他放心。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去吧，去吧。”我就离开了。
其实马厅长他可以等到六十五岁再退休，可以回到中医研究院去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带博士硕士研究生。可他不愿这样做，我理解他，太理解他了。在那个位子上呆了那么久，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难以移易的体验方式，他需要别人对他恭敬，需要自己说话能够算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能够达到的境界。因此他无论如何都舍不得离开圈子，离开了圈子，他的世界就坍塌了。更何况他回研究院去怎么跟别人交往？周围的人有特殊的恭敬吧，他又不是厅长，这恭敬吧就显得滑稽，双方都会尴尬，没有这种恭敬呢，几十年培养出来的架子，放得下来？对他来说，没有恭敬本身就是屈辱。如果进不了人大，权力脱了手，他就要尝尝世态炎凉的滋味了。世界会因为谁是谁而例外吗？不会。对马厅长这种想法，我还是有一点反感，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当了这么多年的厅长，退下来还要抓住一点什么。人对自己是有偏见的，人不可能放下自己。自我是人性难以超越的极限，不论他怎样表白，怎样故作豁达。想一想谁又能放下自己？想一想人抱有这种不可移易的思维定势，却掌握了公共权力，这真的令人不敢细想。古往今来多少大人物为了一己之欲不惜流血漂杵，历史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比起来马厅长这点愿望又算什么。果然过不了几天我就被召到省委去谈话。我上楼的时候还很自信，腿上的肌肉往后那么一蹬，跨出去的时候就有一种弹性。上了三楼到组织部，看到部长办公室几个字，腿竟有点发软。一个年轻的女孩接待了我，让我等着，说章部长等会就来，就带上门出去了。我坐在那里等了几分钟，心里就有点发虚，自己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被提出来，比如去年董柳收集股票的事？又比如三年前的那个传说？我取下报纸来看，对自己掩饰着心虚。这时章部长带着钟处长进来了，我立刻站起了，双腿并拢，肩往后靠，做了个立正的动作，手上却还端着报纸。章部长笑咪咪说：“大为同志来了，坐。”我本来准备了严肃的表情，看章部长很轻松的样子，也咧开嘴笑了一下。坐下来我在心里批评自己，毕竟是没经历过大风浪啊，这就有点失态了，以后怎么掌管一个厅？得把气度拿出来！我迅速调整了神态以适合现在的气氛，又感到了人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完全是由他与对面的人的关系来决定的，我还能像对***那样对章部长？
章部长说话开门见山，很快就完成了谈话，钟处长在一旁沉默不语，恪守着自己当配角的角色。我没有想到谈话这么简单又这么顺利。最后他果然问到：“你对马厅长的安排有什么想法？”我说：“这是省里决定的事，我没发言权，我想省里总会全盘考虑的。作为我自己，我只希望工作不要受什么干扰。毕竟马厅长在卫生厅工作了这么多年，他如果在一个位子上，还是有号召力的。他的话大家都服从习惯了，连我都习惯了。我要有点改革，还要靠省里支持。”章部长点点头，没说什么。我本来准备好了，他如果问我改革什么，我就要说出个一二三来的，他竟没问，我有点遗憾，也只好算了。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了两点，第一，如果定下来就尽快宣布。第二，宣布的时候希望文副省长能够到场。章部长说：“你的要求组织上会考虑的，文副省长一个月以后的日程都安排好了，要他挤半天时间出来，我会跟省政府办公厅联系。”我很担心拖延宣布，没有宣布总还是有变数，难保有人拼了命要跳出来，一宣布大家就安神了。又担心文副省长不能到场，那样我的份量就减轻了。
钟处长陪我下楼，到了楼下也并没有分手的意思。我就叫大徐把车开到省委大院门口去等。钟处长收起了沉默的表情咧嘴笑了说：“大为兄祝贺你了，你是全省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我说：“感谢组织上的培养信任。”他说：“正因为是最年轻的，开始讨论的时候有不同意见，处里的态度很明确，知识化年轻化不能停在口头上，卫生厅有几个人有博士学位又做出了两个国家课题？就在几个人选中坚决推出了你。”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说“组织上”太抽象了，现在不是说场面话的时候，我说：“我心里很清楚，我哪一年才起步？就这么几年走到今天，没有大家的帮助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你们四处。以前的进步是在厅里，这几年的进步完全在你们手里。没有你们，章部长文副省长哪会知道卫生厅有个池大为？”他说：“主要还是靠你自己努力。学位也有了，职称也有了，业务上也过硬，没有这些硬指标是压不住台的。再说你人缘也好，没有人跳出来唱对台戏。像你的情况，有人弄几条出来可能就搁浅了，年头没熬够。”我到了大门口，我跟他握手说：“一切都在不言中。”把他的手握得铁紧，拼命摇了几下。形体语言在这个时候比口里说那些感谢的话更有份量，而且能避免难堪。我说：“我们在下面工作的人全靠上面支持，不然几封匿名信就吃不消了，这些事情总会来的，前几年当厅长助理，还有人给我捏了个绯闻呢。”他笑着说：“别的错误我就不说了，人难免犯错误，经济上出了问题，谁也保不了谁。”我一拍胸说：“别的错误我难免会犯，经济上请省里绝对放心，我要往那方面动一点心思，早就是百万富翁了。”就把修大楼投标的事说了。他哈哈笑说：“好同志，好同志！”我说：“我跟章部长提的两点，你替我催一下。”抱拳拱一拱手，“还有，什么时候叫上小朱，我做东我们老乡聚一聚，把手机关了，过瘾地甩几把，还等到明年春节？太久了。”
回去的路上我想着怎么向马厅长交待这件事。我原来以为会有一场恶战，想不到风平浪静竟解决了。多亏马厅长在那里压住了台，没人敢跳出来争抢。我越是感谢马厅长，就越是感到对不起他，也越是怕自己的工作受到他的牵制。他希望我说的话，我从反面去说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也没有力量超出人性的极限。我奇怪马厅长斩钉截铁地说对谁也能抱幻想，可他怎么还对我抱有幻想？我不想因为感恩而当个一事无成的傀儡厅长啊。谁又能放下自己？的确，没有马厅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如果当年他把我放在中医协会不动，不安排我去读博士，我这一辈子就注定一事无成了。到了这份年龄还当个老办事员，自己再怎么说人格坚挺，不为名利所动，是天字第一号忍者，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踏雪无痕的圣者，那也是屁话！在文章中写写可以，轮到自己是什么滋味？谁能放下自己？连那些鼓吹放下自己的大人先生们都放不下自己，最后都露出了自己最重要最正确碰不得的尾巴，这倒使人们看清楚了，他们的鼓吹不过是抬高自己的一种方式。这些年我看来看去，也看出了自己尊崇的那些大人物们，也并没有真正的力量超越人性的极限。世上的好东西你不去竭力争取就没有，到死都没有，死后更没有，没人追认，根本就不是什么流芳千古的时代了。做个高人，隐者，君子？心如止水，冷眼看世界？恬然入定，谈笑说古今？老皇历翻不得了，人可不能骗自己啊！说到底还是要感谢马厅长。可也正因为如此，我不能在他的阴影下工作，我想做几件事，不然我坐在那里不是尸位素餐？
我把谈话的情况向马厅长汇报了，只是把最后的部分修改了一下。我随即建议他在离任之后作最后一次出国考察，顺便看看在洛杉矶读博士的儿子。过了十来天文副省长章部长到厅里来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宣布我为卫生厅代理厅长，正式任命还要等下个月省人大会通过。关于我的事文副省长只说了几句，主要是说对马厅长的工作的肯定。马厅长坐在那里也很平静。上级对下级肯定得最充分的时候，总是在他退下来的时候，这也是游戏规则。没有人向往这种肯定，可是既然反正要下，有总比没有要好吧。
马厅长几次从洛杉矶打来电话，询问厅里的情况，又问还有别的消息没有？我知道这个“别的消息”就是他的安排问题。我已经从钟处长那里得到了信息，省里对他不会再有别的安排，吃了这个定心丸，我可以放开手脚干几件事了。但这个话不能由我来说，天下没有人喜欢报忧的。我只好回答说：“暂时还没有听到消息，是不是要厅里促进一下？”他说：“有机会你看着办吧。”如果是别人，我根本不把这话放在心上，谁有义务为你去促进？可对面是马厅长，我就背了一种心理包袱，再次来电话我就紧张，觉得欠了他的，的确我也是欠了他的。他来电话次数多了，我就有了一点不舒服，现在到底是谁当厅长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种游戏规则他应该是懂得的。他把我看成了他自己的人，以前这是谁都求之不得的，可他现在还用老眼光看新事物，就有点失态了。我理解他，一有了消息，他马上就会飞回来，所以总是忍不住要打电话。这使我感到他并不像我以前认为的那样神秘，那样坚强，神秘和坚强都是权力赋予他的。
对马厅长我说厅里的工作基本照旧，其实我已经有了几个动作。首先就是清帐。马厅长在退位前十几天在全厅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提到厅里的亏空是三千多万元。据我的推测，厅里亏空已经近亿。当马厅长一走，我就给省审计厅打了报告，请他们派人来厅里进行财务审计。我不能继承了这笔糊涂帐，现在不搞清楚，将来都要记在我的名下，那我还能办成事吗？审计的结果令我也吃了一惊，厅里的亏空是一亿三千万，我急得双眼发黑，拉下这么大的窟窿要我来填？我马上向省政府办公厅作了汇报，他们似乎并不着急，我才稍稍把心放了下来。这个数字我没有在全厅大会上传达，我得给马厅长留点面子，但在厅办公会上还是讲了，他们自然会传出去的，这就够了。做了这事我了却了一件心愿。想起来这是给马厅长脸上抹黑，我对不起他，对不起啊！看样子他是全部相信了我，并没有从别人那里去搜寻信息，在电话中也没提这件事。想着以后无法面对马厅长，我又背了一种包袱。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这种无法面对的格局其实早就包含在客观情势之中，现在不过是随着时间推移展开而已。不光是我，谁在这个位子上也将面对这种情势，不同的是别人没有心理障碍。可不论我怎么想，事情总是避不开的。这天人事处贾处长来到厅长办公室，说：“池厅长，有件事要请示一下。”我说：“说。”他并没坐下来，还是站在那里，说：“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眼睛询问似地望着我，我忽然意识到，他在等着我让他坐下，我就做了个手势，他小心地在我对面坐下了。其实我认为他有事情坐下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从他的等待中我意识到了自己身份的分量。早几年他把我从中医学会叫去谈话的情景我已经忘记了，我想当时自己可能是一直站着的。如果他当时招呼我坐下，那他还算一个好人，可惜不记得了。人还是这两个人啊，可情势完全相反了。权力就是有这么神秘的力量。权力左右着资源分配，谁还敢说自己无需在分配中得到照应吗？照应不照应，地狱天堂！
贾处长说：“是这么回事，那年跟舒少华起哄的那一批人，今年以为形势变了，都准备报职称，一窝蜂都来了，池厅长您看？”我说：“有多少人？”他说：“除了退休的吧，还有几个调走了，剩下三十多个，有那么十来个以前考了外语，过了两年就作废了，今年不能报，大概还有二十来个人。”我说：“我们全部的名额也就这么多！”他马上说：“是的，是的，那我们是不是……您看？”他的意思非常明白，还想把这批人压下来。虽然他跟这批人无冤无仇，可马厅长的意思这么多年来都是他执行的，他不想认这个错。我想，人真的是个可怕的东西啊，为了自己的一丁点利益，甚至一点面子，就不怕要别人作出重大牺牲，几十个人为他牺牲。凭良心？希望世界凭良心来运作，那就太可怕了。人不凭良心又怎么办？凭良心？说凭良心这个话本身就是没有良心。在我的经验中，良心只是在少数人的少数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当年我去搞血防调查，那么多人谁凭良心没有？这几十个人的职称被马垂章压了六七年，又有谁凭良心站出来说句心里话？良心太不可靠了，这是个未知数。凡事说凭良心那不但是幼稚，简直就是欺骗。人在不凭良心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良心还是一个问题，个人的欲念和情感趋向已经把良心重重叠叠地遮蔽起来。我试探说：“这个问题，你有什么主意？”他也试探说：“我当然听从厅里的安排。马厅长交待过，基本上都按原来的方针办，池厅长您也是这个意思？”看来，在马厅长下来之前，他就到马厅长那里把我的底也摸去了。我说：“按政策办吧。”他说：“对，对。”他显然没领会我的意思，而按自己的意愿，把“政策”理解厅里的既定方针了。于是我换了一种口气说：“坚决按政策办。”他马上意识到了，说：“池厅长的意思……是按什么政策办呢？”我说：“你看呢？”他有点不知所措，笑着望着我。我说：“除了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还有别的政策？”他这才恍然大悟，点头如捣蒜说：“对对对。党，国家，党。”又说：“这么多人，是不是分批解决？”我说：“我们要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这些人被压了这么多年，他们过的什么日子？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会耕田不会炼钢，更不会杀猪也没有脸去偷去抢，职称就是命根子，这里给堵住了，住房没有，工资没有，连病人都不找他，他怎么抬得起头在家里在社会上做人？”我说着激动起来，把右手比作一把刀，说一句就在桌子上砍一下，我砍一下，他的头就点一下。我说：“这些人的材料全部进入评审，至于名额问题，我想办法。”他说：“其实我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说话不算数，没办法啊，凭良心说谁愿做这样的事？”他还想解释，我说：“好了，好了。”他只好去了。
他刚走退休办的小蔡就进来了，站在那里说：“池厅长我向您汇报一个情况。”我故意不叫他坐，看他怎么办。他仍然站着，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个问题，说：“有几个人在进行地下活动，想等今年职称评完了，再等马厅长回来，要跟马厅长打官司，说是要讨个说法，凭什么压他们这么多年？”我问他有哪些人，他说：“是舒少华在后面组织，但他没有职称问题，就不是当事人，不好出面，让郭振华打冲锋。”又说了一连串的名字。这个小蔡我不喜欢他，那年一起到万山红去没给我留下好印象，但他能来报告情况，我得给他一点鼓励，不然就没有下次了，这是游戏规则。我和气地笑笑说：“坐下说。”他说：“整天坐着，也坐烦了，站着还好些。”我说：“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以后有什么情况就打电话告诉我。”点点头，他就去了。
我刚上台厅里就要起波澜，我怎么向上面交待？事情不是针对着我的，但担子在我身上。下午我把其它三位副厅长叫来开了碰头会，通报了情况。丘立原说：“我早听说他们要有动作，没料到他们要来真的。”早听说了却不向我通气，巴不得有人把炉子架起来烤我吧！可见小蔡那样的人还是少不得的，不然火烧到眉毛了才知道起了火。冯其乐说：“是不是向省里汇报？”我说：“那太大张旗鼓了。如果能从人事厅多要几个名额，把该评的人基本评了，再个别做做工作，看能不能在厅里就平息下去？事情不闹大，省里不会管，舒少华憋了这些年的气，就是想把事情闹大，而我们的方针是安定团结。”冯其乐说：“我跟人事厅顾厅长关系还可以，我去探探他的口气。”又说：“有两个人我还是可以做做工作的。”冯其乐比我大七八岁，我升了厅长，他并没有特别的怨气，这从主动请缨可以看出来。我说：“谁还可以做几个人的工作？”眼睛望着丘立原，他只好说：“那我也承包两个人吧。”我给省委组织部章部长打了电话，把事情说了，希望他能支撑我，给人事厅打个招呼，他答应了。我又给耿院长打了电话，问郭振华的情况。他说：“已经办退休了，谈过话了。”我问：“什么时候？”他说：“上个月满六十，按政策是自动退休。”我说：“特事特办，郭振华推迟一年退休，工资关系从退休办要回来，这个人厅里要用他。”他还想说什么，我把电话挂了。
这是马厅长留下来的事，我来擦屁股，有苦难言。过了两天，我晚上开车到郭振华家去了。他老婆隔着铁门问：“找谁？”我说：“想找郭医师。”她说：“你是谁？”我说：“我姓池。”她对着里面喊：“郭振华，有个姓池的人找你！”郭振华跑到门边，不相信似地说：“是池，池厅长？”马上把门开了，拼命摇头说：“哎呀，哎呀，我家里的人不认识你，不认识你！”我轻松笑了说：“你夫人警惕性还是挺高的，是在公安局工作？”他笑了说：“昨天看了电视里，说找人找人，冲进来就杀人抢东西了。把她的胆吓虚了。”我在沙发上坐下说：“找你们耿院长商量个事，顺便来看看。”他夫人说：“啊呀啊呀，池厅长您，您，您来看我们？”我说了一些闲话，又说：“刚才听耿院长说，你快退休了？”他说：“已经谈过话了，按规矩谈过话就算数了吧？”我说：“刚才你们耿院长说，你们皮肤科的梯队没形成，他想留你一年，又怕你不肯，我说郭医师我认识，那年我家一波烫伤了，还是他看的呢，就自告奋勇来找你了。”他将信将疑说：“耿院长说了这个话？”我说：“他说了我说了都是一样的。像你这样的人才，正是干事的时候，退了也是医院的损失。你就给我一点面子，再干一年，把后面的人带带？”他还不相信说：“池厅长您，您，您这么看得起我？”我说：“我夫人在家里都念着你的好处呢，人好手艺也好，我儿子身上一点疤都没有，我们本来还作了有后遗症心理准备呢。”他很激动说：“既然池厅长留我，我就再干一年。”我说：“那我们就说定了，可不能反悔！”她夫人说：“池厅长您太看得起他了。”我说：“耿院长刚才说，你的职称还没有解决，特殊情况造成的啊，今年报了没有？没报赶快把材料弄出来。再晚几天就赶不上趟了。”他夫妇俩都惊呆了，半天说：“还报？”我说：“报！我说能报，谁说不能报？”郭振华一拍大腿说：“谁知道会有云开日出的这一天？我从九一年到九五年连考了三次外语都通过了，主任医师我报了六年啊！为了这件事我头发全白了，掉了一大半，我是戴的假发呢，池厅长！”他一把将假发扯去，果然只在边上剩一圈白发了。他拍着秃顶说：“看吧，看吧，我这些年过的是人的日子吗？”他又把头使劲拍了几下，“啊哈哈哈哈，啊啊啊啊！”他突然大笑起来，笑着笑着声音变了，嘴歪到了一边，脸挤皱着，眼泪流了出来。他夫人也哭了说：“我们家要倒苦水，三天也倒不完啊，池厅长啊！刚来的小青年都欺他，这么大年龄了，安排他值通晚班。值班不要紧，受不了那口气！我家老郭为了职称受气，哭都不知哭了多少次了，我陪着他哭也不知哭多少次了！马垂章他刚愎自用胡作非为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一手遮天无法无天……”郭振华用力碰她一下，她就住了口。我是马厅长提上来的人，骂他太过就是骂我了。郭振华抬头说：“池厅长你给我机会，可我哪里知道今天会云开日出？哪里知道领导还会想起我？我没考外语！两年已经过了，过期作废。”我说：“特事特办！”一拍茶几，“我去帮你争取！”他双手抓着我的手，双膝曲了下去说：“那我真不知怎么报答你！”我说：“谈什么报答，又不是我池大为给你评职称。一定要说报答，你支持我的工作不就是报答？”他马上说：“一定支持，坚决支撑。我本来想着退休了，职称反正也没希望了，拼个鱼死网破，如果池厅长要我安静下来，我听你的！”我说：“您也有一点年纪了，火气大了对身体不好，静一点，把身体保养好，才是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嘛。”出了门我想着这些人其实很容易对付，反正他们没有原则，自己就是原则。
其它几个人我就用电话召到办公室来，话挑明了说：“压了你们这么多年是委屈了你们，厅里对你们是特事特办，从上面要来了名额，够一个条件上一个，但如果闹出什么事来，省里不高兴，名额下不来了，厅里也没有办法。”有人说：“受了这么多年的压，就白压了，总要讨个说法。”我说：“今年评了职称就是说法，当年右派比你的委屈大吧，平了反就是说法。他们跟谁打官司去？坦率地说像马厅长这样下了台还经得起审计的人不多，你们要赢官司也不轻松，不脱几层皮是不行的。”我原来以为会费一番口舌，可只几句话就摆平了他们。我又一次感到了自己都理解不透的那种神秘力量。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那是抬举了他们。
老贾在人事处已经有十多年，自己过去做的事情总想维持，用起来不顺手。我不想让他难堪，可人在江湖，没有办法。我与其它几位副厅长通了气，准备把他调到红十字会去。我说：“贾亦飞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形成了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跟不上改革形势的要求。”他们就同意了。贾亦飞知道这个消息，如丧考妣找到我说：“池厅长我犯错误了？”我说：“组织上正常的平级调动嘛！”他在人事处这么多年，知道“组织上”是怎么回事，说：“其实池厅长指向哪里我就打向哪里，其它的想法我都没有。”我又解释了一番，他还不肯放弃，我索性说：“厅里这样安排，是为了保护干部，有人想跟你打官司你知道吗？你换一个位子，就不在火山口上了。”他痛心疾首说：“我从来都是执行厅里的指示，我能不执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锣丝钉，组织上把我拧在那里，我就得在那里使劲啊！”我说：“现在放在红十字会，那里正是要使劲的地方，好好干吧。”说着把右手掌一挥，五个指头依次倒下去，捏成了一个拳，停在空中不动。这是我为自己设计的一个表示“无须多谈”动作。他马上就领会了，不再说什么。当了厅长以后我越发觉得形体语言是有着神秘的力量的，在厅里大小会议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打着手势说话，别人说话手都得规规矩矩放着，这是游戏规则，绝对不能逾越。只有当我不在场的时候，其它副厅长才可打着手势说话。我偷偷观察过，丘立原的手势很自然潇洒，但只要我一出现，哪怕他话说到中间，手势就中止了。也不知台下的人是否注意到了这些细节。
马厅长将从美国回来，这是我早就料到的，他在美国，没人请示汇报，没人敬之如神，他怎么呆得住？知道他回来我有点不快，如果能再呆半年八个月就好了。我派了小蔡去上海接他，小蔡为难地说：“厅里派我去我没有话说，可是我怎么跟马厅长讲？我心里还是怵着他的。”我说：“你照顾他们夫妻一路平安回来就可以了，别的事他不问你不提，他问了你就实说。特别是官司被平息下去的事，你实话实说。”马厅长到达的那天，我亲自带了两辆小车去机场迎接。事情我得办，那没有办法，可马厅长从心里说我还是想对他好。他们一过出站口，我就从马厅长手中把提包夺下来提了，丁小槐又从我手中把提包接过去，我把沈姨的包接过来，又有大徐接过去了。我看马厅长脸沉着，知道小蔡已经把审计和评职称的事说了。我问马厅长一路的情况，他爱理不理。要是早一年他这样对我，我真会有利剑悬首的恐惧，可现在心中却很轻松，甚至觉得他把脸色做给我看有些可笑。好汉不提当年勇，古人这话真是说到骨头去去了。时过境迁，当年的英勇，能提吗？要耐得住今日的寂寞忍得下今日的气，那才是好汉。当个好汉，可不容易！
第二天我就指示计财处的人到马厅长家去为他报帐，我所能做的也就是如此而已。跟马厅长见了这一面，看过了他的脸色，我的包袱反而放下来了。人在这个位子上，就想做点事，背着人情包袱能做什么？我是人在江湖，别无选择。毕竟自己是从山村走出来的，毕竟自己在下面苦了那么多年，毕竟，我是池永昶的儿子。我还是想当个好官，做点好事。人到这个份上不容易，上来了就要干点事，给自己一个证明。当然这点可怜的证明对世界并没有多少意义，但毕竟是我在干，这是问题的核心。我觉得自己跟别的官最大的不同，就是还有一点平民意识，愿意从小人物的角度去想一想问题。把郭振华他们那一批人解放了，了却了一种心愿，也赢得了厅里上上下下的口碑。下面要做的事，就是要把华源那几个县的血吸虫发病率调查清楚。一方面我不能背这个包袱，将来认真查起来，发病率不是从我手中上去的，另一方面也想为那些无助的乡民争取更多的救助，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这件事做起来，无疑又是在马厅长胸口戳一刀。
这件事我决定了马上就做，可做起来又颇费思量。部里省里没有布置，我凭空做起来，把真实数据弄出来了，省里不见得高兴，屎不臭，挑着臭！还会留下我过于追求政绩，贬低前任抬高自己的印象。我仔细考虑了，事情得从下面做起。
我的打算是叫华源县长港乡的乡民以群众来信的形式把情况反映上来，叫厅里的《群众卫生报》登了，再想办法让北京的《中国健康报》转载，这样就有了气氛，再以此为依据向部里打报告，请许小曼帮助推动，申请一个特别项目下来。这样省里没有话说，马厅长也不能怨我了。这样我得用一个可靠的人，派他到华源去，帮助乡民把信写出来。我想了一下，对小蔡还是不太放心，就把厅里的名单翻了一遍，觉得办公室的小龚还可以用。他比小蔡晚来两年，人倒还很朴实的。前几天我看见他抱着两个西瓜从外面进了大院，抱不起了，我过去接了一个放在地上，让他休息。问他怎么不向卖瓜的要两个塑料袋兜起来提着，他说：“塑料袋能少用一个就少用一个，大家都在讲环保呢。”现在还真有这么认真的人，我倒觉得奇怪。环保我天天挂在嘴边讲，可从来没往这些小地方去想过。
我打电话把小龚叫到办公室来，他进来叫一声“池厅长”，就在对面椅子上坐了。我心中有一丝不快，可还是觉得他的人格比较正常。圈子里的等级把人的界线划得清清楚楚，在每一个小地方都得把层次体现出来。我觉得那样很无聊，但也明白无聊有无聊的道理。回头一想有道理也还是无聊，再一想无聊还是有道理。天下的事大多如此，生活的辩证法早就为人们设置了他不得不去做那些自己不愿做的事情的理由，一个人跳不出辩证法就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对小龚从七年前去华源搞血防调查说起，最后才说了我的计划。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弯，我把右手掌一挥，五个指头依次一晃，捏成一个拳。他竟没有领会这个信号，还建议我直接行动。我说：“也是为了照顾一下老领导的情绪吧。”他就没说了，带着我的短信去华源找血防办苏主任。
一个月以后群众来信登出来了。小龚向我汇报说，信是他起草的，但说的都是事实，没有半点夸大，上湾村一百多人，就是有四十多个患病的，其中有九个是大肚子。这是苏主任替我找到的一个典型。我把血防办江主任叫来，他进来畏缩地站在那里。我说：“老江，这期的报纸看了？”他说：“看了。”我说：“看了这封信我心里很难过，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他手足无措说：“池厅长，你是知道的，……”我说：“我去过长港乡我怎么会不知道？实际情况比这还惨！我想给部里打个报告，争取一笔特别经费，你去起草。”他连连点头去了。编辑收到这封信首先给他看了，他还想扣下来，怕自己面子上不好看。我说华源的苏主任给我打了电话，有这么一封信，他才退给编辑。上面的人都像他这样冷漠，老百姓的苦吃起来就没个边了。想一想要世界凭良心，那靠得住吗？又过了半个月，信在北京的报纸上转载了。我把江主任写的报告和两张报纸一起用特快专递寄到部里去了。
两个月后抽样调查的结果出来了，华源东源几个县里的发病率不是百分之三点几，而是百分之六点一三。我把调查报告送到省里和部里，部里很快就拨了两百万，省里又配套两百万，划到了这几个县，专款专用。可谁来保证钱都用在病人身上？我组织了八个医疗队下到这几个县，自己亲自带队在下面跑了半个月，走了四个县。又再次去长港乡看了，在那里呆了三天，给几十个人看了病。没有办法完全解决问题，可总好一点吧，也了却了自己多少年来的一件心愿。
从这以后马厅长就不再到厅里来。我知道他心中会怎么想我，他看人看走眼了。可换了谁也不会有别的选择，人在江湖！这时我明白了马厅长为什么不住在大院里，他想得深远，其实他早就有了世态炎凉的心理准备，像施厅长那样让自己的软弱无力天天暴露在以前的下属面前，那不是他的风格。
大楼盖起来了，厅史陈列馆的事再也没人提起。马厅长题写的“锦绣大厦”和“厅史陈列馆”条幅放在厅办公室的抽屉里，人们都忘了似的。看着一楼大厅一千多个平方，还没装修起来就有那么气派。现在想起来，把临街的风水宝地间开了做厅史陈列馆，这真不是正常人的思维。因为个人的因素，荒唐的事情也可以进入程序。如果马厅长不下台，这件事还得有模有样地进行下去。哪怕自己良知往左边想吧，事情还得往右边做，不做行吗？
绵绣大厦怎么处置，厅里开了办公会定不下来。我想胡一兵在搞房地产，他有经验，就开了车跑去向他请教。他一开口就说：“把它卖了，正好你们欠了银行那么多钱，卖了就还清债了。”这个建议倒使我大吃一惊，说：“我一上台就卖家产，过了几十年别人还要戳我的脊背呢。”他说：“要是我当厅长我就把它卖了，说起来别人也不会说是你盖起来的，卖了拿这笔钱在偏一点的地方可以盖出两幢来。”又说：“说老实话房子不流通，就是钱不流通，钱不流通怎么会流到自己手里来？”我说：“你原来打的这个主意，那我还有点怕。”他说：“怕什么，当官不发财，请我还不来。你有了今天，你想不发财，那不可能。”我笑了说：“想发财而不可能，那是可能的，想不发财而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他也笑了说：“我说不可能就不可能，这个八字我算死了。”我说：“我什么错误都可能犯，搞腐败那是不可能的。”他说：“听不懂！你知道有些人养得有多肥了？报纸上天天警告贪污腐败亡党亡国，你以为有些人把警告当回事，怕亡党亡国？亡了国大批财产没了主人，他就是主人。苏联有样子摆在那里，他们心里想得滋滋滋滋的呢。远的不说，云阳市的市长最近揪出来了，受贿四百万。你知道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云阳市还有六十万人没脱贫，我睡不着觉啊！真是幽默大师，大玩家啊！如今的大师玩家遍地开花，我还相信谁在认真？”我说：“你在说我？”他说：“说你也没冤枉你。”我说：“那你看错我了。”又说：“这些话你别跟我们卫生系统的人说，大会小会我还是要露脸的。”他说：“我不说人家就不会想？他又不傻。你还想青史留名？那是陈腐观念了。”我说：“总之你不能说。”他笑了说：“那我们还说大厦吧。操作得好弄出几百万，无声无息，你不想？你想了我就帮你订个详尽的计划。”我说：“你别吓我，你别吓我。”他笑着说：“吓你？你说我吓你我就不说了。房地产我也搞了几年了，我看少了？说老实话做都不止做三五七八次了，如今不用钱把权买过来，你想赚钱？”
我没接受胡一兵的建议。我早就下了死决心不做越界的事，难啊！我叫基建处请人对绵绣大厦作了评估，值一亿二千万。听了这个数字我有点心动，用这笔钱把后面的皮箱厂收进来，有二十来亩一万多个平方的土地，盖了办公接，还可以盖几幢像样的家属宿舍。卫生厅中高层干部的居住条件比不上别的厅，很多人都有意见了，我上台了也得在这里烧一把火啊！马厅长在他们不敢说，现在都提出来了。若我打着这个旗号把大厦卖了，自己从中插一手，落下几百万是神鬼不知。两年前有机会我不敢弄，上面有马厅长，现在我怕谁？想起钱可以这样到手，事情还可以办好，真是忍不住心跳，人总是人啊！
我把这个想法跟丘冯几位说了，他们都同意，他们早就想换更大的房子了，可没地皮盖，把皮箱厂收进来，问题就解决了。丘立原说：“房子不盖就不盖，盖就一步到位，化工厅的厅级是一百五十个平方，我们搞幢一百八的，要有超前意识。”说来说去竟形成了一种气氛，好像绵绣大厦要不卖都不行了。
这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凌若云打来的，说找我有事。我想是不是她回心转意了，要我在中间撮合。我要她八点钟来，她说：“稍微晚一点吧。”十点钟她来了，手里提了什么送给我。她坐下说：“听说你手中的绵绣大厦要卖？”我说：“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说刘跃进的事呢。”她甜甜地笑了说：“过去了，咱们就不提了。”我说：“那我们说房子，刚刚有这么一点想法。”她说：“我就是为房子来的，如果要卖，我们金叶置业想买。”我说：“更大的可能性是不卖。”她说：“其实我都知道你们基本定下来要卖了。说老实话几百间房子要你们一间间租出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你们也没有系统化管理物业的经验。”我笑了说：“公关部的经理来攻关了。”她说：“我都忘记给名片给你了。”名片递过来，竟是金叶置业的副总经理，我说：“高升了，高升了。”她说：“大家都在进步，池厅长您进步更快，不然我们坐在一起也不是谈物业，而是谈刘跃进。”她的口气刘跃进竟是比物业低了多少个档次的话题。我说：“我们已经请人作了评估，估价是一亿六千万。”我以为会吓她一跳，谁知她不慌不忙说：“我们知道评估的结果是一亿二千万，但我们也请人评估了，不会超过一亿。”我慢吞吞地搓着手掌，说：“一刀就砍下去几千万，这样谈就谈不下去了。要不你们派人来跟我的基建处长谈？”她轻轻地笑了说：“当然是要跟池厅长谈，我就是想跟你个别谈，不然我今天也不登门拜访了。”我把笔记本打开看了看说：“还有好几家公司向我们提出了申请，我们准备竞标。”她眼睛盯着笔记本笑了说：“来竞标的公司以后我不能说没有，以前是没有的，我们情报从来准确。”我没想到金叶竟这么厉害，马上说：“不说远了，胡一兵的公司就提出来了。”她瞟我一眼含笑说：“他有几张钞票我不知道？蛇吞象也要等蛇长大了才行。”她的口气使我有点不快，我说：“最近你去看了刘跃进？”她说：“我们还是谈物业，谈物业。”我说：“很难谈下去。”她说：“我今天来挂个号，池厅长您再考虑考虑，卫生厅的事，还不是您一句话？”她起身告辞，走到门边说：“池厅长我们毕竟是朋友，您信不过别人，您绝对相信我，我是把朋友看得很重的，也是从来不随便乱说话的。”开了门我不再说话，她也不说，用手把我推了进来。我想她的车停在楼下，会不会有人把车牌号记下来？我从窗户看去，楼下并没有车。有人在楼下等她，一起向另一幢宿舍走去，在那里上了车，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睡觉，董柳在客厅里说：“这个袋子里的东西是谁送的？”我说：“是你从董卉家里带回来的吧？”记起昨晚来了三个人，谁送了东西，我怎么没印象？过一会我起来了，看见沙发下有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昨天谁进门的时候仿佛提了这么一个袋子。我洗了脸刷了牙，走过去轻轻踢了一脚，有点份量似的。打开一看，里面是牛皮纸包的几包东西。我叫董柳递过来一把剪刀，把纸绳剪开，里面是十扎百元的钞票，数了数一共六包。董柳说：“谁会把这么多钱忘记在这里？”我说：“那只有凌若云，她想买锦绣大厦呢。”金叶置业想用六十万从这里拿走二千万，这个算盘拨得再精也没有了。公家对私人的生意是这个做法，血早晚也要抽干，怪不得那么多国企一家一家倒了。我说：“怎么办呢，守着这点东西我都不敢去上班了。”董柳说：“事办得成不呢？”我说：“你真的想要？不能要。”要说吧，我说话虽然不像马厅长那样一言九鼎，但只要精心操作，事情还是办得成的，六十万呢！六十万摆在你前面，转一个念头就是自己的了，真忍不住心动。人毕竟还是人，是娘肚子里爬出来的啊！要说谁恨钱，那是假的。再说昨天没有一个字提到钱，就算凌若云身上带了录音机也录不到什么。这时我对那些在经济上过了界线被判了刑的人有了理解，甚至同情，有这样的机会送给他，又要求他心如止水，那合人性吗？这考验的确太残酷，经不起考验实在也不是什么特别意外的事，人总是人啊！我把钱抓起一扎来看了看，对董柳说：“可别是假钞！”摸了几张，不像。这一摸我有点紧张，好像是在摸自己的钱似的。我说：“这么重也亏她提得起，我都没注意她怎么提进来的。应该向政府建议发行五百面值的票子，她就没这么辛苦了。”刚上台时我就下了死决心，违法的事我坚决不做。以前想着要违法总是很困难，却没想到这么轻易，违不违法，好像没有特别清晰的界线，也就是一念之差。我坐在沙发上呆了好一会，额头上汗都渗了出来。我不敢再去摸那些钱，对董柳说：“包起来吧。”董柳说：“我家池大为还是个好人呢，怕钱。前几天我们医院里还有人开玩笑，要申请一个科研项目，发明一种厌钱厌色的药，谁要想当官了就得打一针，看见女人和钱就呕吐，愿者上钩。你倒是只打半针就行了。”我说：“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打张金床给我睡，我还会着凉呢。”董柳说：“你不敢拿这钱也算了，别说钱没有用的话。钱没有用，那什么有用？”我说：“你不是已经有了三四十万吗？有这么多跟几百万也没什么区别。”她说：“现在别人都把儿子送到国外去读大学，你的儿子不比谁的儿子低吧？我就有这个理想，别人有的我就要有，只说这一件事，没有几万美元就拿不下来。”我说：“为了几十万块钱把这个位子丢了，那我就太得不偿失了。将来建一幢一百几十平方的厅长楼，那不就是几十万一套？”董柳说：“东西你暂时收着，就说没看到，事情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我说：“天下有那样的事？她不派刺客刺了你才怪呢，这是交易，每一分钱都是要有十倍以上回报的。”下了决心我说：“想用六十万拿走我几千万，也太小看我了。”我想了想，事情还可以稍微作点发挥，这是个机会。我给冯其乐打了个电话。一会冯其乐来了，我说：“给你看一样东西。”就把钱给他看了，说了昨天的事。他说：“你在这个位子上，这样的事总难免。”他倒一点也不觉得惊奇。我说：“我一辈子都没看见过这么多钱呢。你说怎么办？”他说：“送给你的当然由你处理。”我本来想开个玩笑说一人一半，想一想又开不得。我说：“钱只能退回去，交上去了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我有家有小的被弄一家伙也吃不消。请你来是想请你作个证人，六十万都在这里，我全退回去了，他们要赖我也赖不上。”我按名片上的号码给凌若云打了电话，说：“这里有一袋东西，不知是不是你忘记在这里了。”她说：“几条烟是我们董事长送给你的。”我说：“哦，你拿来的是烟。这袋子里的东西可能是鼎云置业送给我的，我还没看呢。”她马上说：“我拿来的是六条烟，放在沙发下一个黑塑料袋里。”我说：“事情我们慢慢谈，烟我是不抽的，现在全国宣传戒烟，我当卫生厅长还抽，形象不好！”她说：“我们董事长说了，价格方面还可以谈谈，可以考虑再加几个百分点。”我说：“这点东西有那么沉，不像烟，不是你的我再问问鼎云的杨经理。”她说：“池厅长你真的不感兴趣？那我马上就过来拿。”一会她来了，我说：“东西还在沙发下面。”她提起来说：“池厅长，说真的我还没碰过钉子，想不到栽在朋友手里了。”我用手指比划说：“我的胆子只有这么大。”出了门有个男人把东西从她手中接过去，一声不响去了。
锦绣大厦最后还是没有卖，以每年九百九十万的租金租给了银河证券，把一楼临街的墙打开了，就成了交易大厅，二三四楼成了大户室，四楼以上也由他们分租出去做了写字楼。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银河证券同意接收三十个人作为杂勤工和保卫人员，这样皮箱厂的部分工人就有了着落。我又以大楼作抵押，向建行贷款九千万，在皮箱厂的地面上实施第二步计划。六十万没有拿有点遗憾，但我没背包袱，而且也把事情理顺了。
就像预料的一样，这件事通过冯其乐在厅里传开了。省卫视台不知怎么知道了，派了两个记者来采访我，一问知道是丁小槐给的消息。人到一定的份上，就是有人会把自己没想到的问题想到。我对记者说：“六十万也不算一个什么数目，再说金叶置业来的人也是我一个熟人，别让他们难堪，就不报道了吧。”记者一定不肯放过我，我就提了个要求，用“某公司”来代替金叶，他们觉得这样效果差了点，但在我的坚持下还是同意了。对着话筒我讲了反腐倡廉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道理，又讲了领导干部要经得起金钱的考验，不能以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权力，手中的权力只是一个多作贡献的机会，要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要以“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的态度对待手中权力。记者一定要我讲讲事情的过程，我就把过程描述了一番，说到“戒烟”一段的时候，记者也笑了。第二天两个记者又来了，说领导很重视，希望我把过程描绘得更详细一些。没有办法，我又绘声绘色描述了一番。过几天电视里放出来，胡一兵打电话来说：“你现在是反腐败明星了，祝贺你啊！”这个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不是什么好话。我说：“其实我就是胆子小一点，其实是电视台的人缠着我要拍的。”他说：“向你学习，向你学习！”放下电话，我觉得我们朋友之间生疏了。连胡一兵都生疏了，我坐在这个位子上，其实是很孤独的。经历了这件事，我觉得自己有了道德的勇气，也有了道德形象，想在厅里办几件事出来。这样想着我心中有一股暖流出其不意地冲上来，我咬紧了牙闭了双眼把头偏向一边，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我感到了一种崇高，一种神圣，这种曾经熟悉但已经很陌生的感情笼罩了我。一时间我下了决心要在自己心中重建崇高，重建神圣。今天我有机会了，终于有机会了，我能不好好地认真地做几件事吗？我既然下了决心不发不义之财，就有了凛然正气，就不怕说几句硬话，做几件硬事。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还能不相信自己吗？如果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怎么叫组织上和群众相信我？厅政公开就是我想办的一件事，这个口号提了已经有几年，可没有人认过真，藏着掖着的事还不少。就说各处室的小金库吧，钱怎么来的？数额多少？怎么分配？连我都没有个底，几十个处室，要我一个个去过问，那不可能。要处长们自觉地自我约束，那也不可能。如果把底都翻过来，恐怕也够吓人的。我即使管住了一个两个重点处室，处长也会冲着我有意见，还会很委屈地说出别的处室怎样怎样，反过来将我的军，要求我一视同仁。我的想法，就是让群众参加监督管理，担子也不要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根本管不了这么多。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丘冯几位说了，冯其乐说：“可能会有点难度，火一烧起来就会蔓延开的。”丘立原说：“现在农村都搞村政公开了，我们知识分子打堆的地方还不能厅政公开？老池这件事抓到点子上了。”冯其乐再没说什么。厅里作了决定，要把厅政公开作为下个月职工代表大会的主题，发动大家订出一些细则。我想着以后自己开着汽车到处飙就没有那么自由了，也要受群众的监督。为了做成一件事，我作点牺牲也是应该的。
我把这个想法给工会陆**说了，他说：“池厅长有这个想法，我们工会当然是支持的。说起来有些人也太不像话了，叫化子烤火只往自己胯里扒，他的手长，只有他扒得到。”他打了这样一个粗俗的比喻我有点反感，跟我说话就不能文雅一些？我毕竟不是当年的池大为了。他说：“池厅长你去调查一下，我们厅里买的办公用品，批发的比外面零售的还贵，哪里有这样的事？基建处进的建筑材料是什么价格？医政处分钱是怎么分的，丁处长给自己发超工作量奖，一发就成千上万，别人心里有意见，还装作不知道呢。”去年医药管理局成立，药政处撤销，马厅长把丁小槐安排到医政处当处长。我说：“所以这都是问题。我想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搞一个条例出来，先叫各工会小组讨论，厅里不设条条框框，把正确意见形成条例，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通过了就按章办事，我也省点心。”陆**说：“做这件事厅里有决心没有？我就怕工会真的一动起来，爬到半路厅里又把楼梯抽走，我们就下不来了。”我把手一挥说：“厅领导都统一了思想，谁敢抽楼梯？谁抽楼梯谁就是不敢见阳光，害怕公开性，想堵着别人的嘴，我们大家盯紧他。”他还犹犹豫豫说：“会有阻力的。”我豪爽地说：“办一件事哪有没阻力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那才是高境界！怕阻力你就不下河了？”他问：“那职代会只有一个多月了，厅里怎么安排？”我说：“我先作一个报告，让大家知道厅里的决心，吃颗定心丸，畅所欲言。然后分工会小组讨论，把意见收上来，工会归纳一下，形成条例。”他说：“这样好，这样好，池厅长您这么快就形成自己的工作风格了，肯定大家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他去了，一分钟以后又转来说：“工会小组讨论，其实还是分处室讨论，大家很难畅快地说自己想说的话。”我说：“在办公大楼还有传达室和家属区专设几个意见箱，发动大家把意见投进去，补充讨论的不足。这一点我作报告的时候也会讲。”
我作了报告后，台下一片议论。“我们这个班子与改革共存亡！”这是报告中最有份量的一句话，大家议论得最多的也是这句话。看大家兴奋的神态，我感到这件事还是有群众基础的，心里原来的一点不踏实也踏实了。我在这个位子上，又岂能做个守成之人？多年怀着抱负想做成一点事，现在是时候了。这件事做好了，让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没了根底，说不定经验还会向全省推广呢。
下了班我在门口碰见了小龚，他好像是偶然碰见了我，但我知道他是在等我。他说：“池厅长您今天是引爆了一颗***。大家都很兴奋，把话说到大家的心里去了。”我笑了说：“有那么严重，***！”他说：“能在您这样富于改革精神的领导手下工作，我都觉得很幸运。”我说：“其实我是想省点事，我管不了那么多处室，厅里几个人也管不了那么宽。”又说：“我向陆**推荐推荐，就让你们几个年轻人来整理大家的意见。”他说：“那我还是有点……怕。本来是大家的意见，有人说是我弄出来的，那我就吃不消呢。”我说：“厅里支持你，你怕谁？谁害怕群众的监督，那他是心中有鬼，那我倒要查查他的底细了。”他说：“厅里真有这样的决心？”我说：“你说呢？”他说：“那我就放心了。”我说：“这是第一步。成功了还要走第二步，还政于民。这也不是我的创造，宪法上第一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让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说了就得管用，这样以权谋私就没有基础了。我们当领导的没有私心，不要特殊利益，压着大家不让说话干什么？都快二十一世纪了，还用孔夫子上智下愚那一套吗？在那个套子里再怎么滚也滚不出真正的名堂来，更不用说彻底反腐败了。”他望着我，不认识似的。我说：“你以为我说着玩的？改革改革，不从这里下手，那个改革也走不了多远。”
第二天丘冯两位来到我办公室，冯其乐说：“池厅长你昨天的报告反应还是很强烈的。”我说：“这是意料之中的。我们天天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说了几十年总不能停在口头上，怎么相信怎么依靠，不能放空炮，总要找到一种途径，至少也要有一个对话的渠道。领导是服务，来点真的，服务还怕监督？干部是公仆，也来点真的，公仆还压着主人？干部是公仆，他们的权力是群众给他们来服务的。这个道理不能停在嘴上，写在书上，要落到实处！怎么落到实处，靠我们这些人自觉那是不够的，要靠制度保证，把监督权真正交给群众，否则就是一句空话。我们可不能搞叶公好龙那一套啊！”冯其乐不说话，看着丘立原，丘立原说：“我还是支持这种改革的。我也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害怕监督，我下楼再上楼就上班了，一个月也用不了几次车，我不怕群众监督。”我说：“事情是我们集体决定的，我们这个班子就与改革共存亡，你们可不能临阵倒戈！”丘立原说：“我的态度一如既往，是支持池厅长的改革的。”冯其乐说：“我还是有点担心，怕乱了章法，削弱了厅里的领导。”我说：“我们就相信群众试一试，他们不懂道理？会乱来？厅里掌着舵，章法也乱不到哪里去。”冯其乐说：“池厅长你真有信心？”我望了丘立原说：“你呢？”他说：“我有信心，我有。”
老冯说怕乱了章法，我想这个章法是什么？无非就是官本位罢了。掌了权就有了特殊权威的要求，自尊心超度敏感，除了上级，其它人谁碰一下也是不可以的，舒少华郭振华就是榜样。又有了特殊利益的要求，手中抓着资源，谁不想多分一点给自己？人嘛。有特殊权威特殊利益就有了特殊标准，自己就是标准，就是价值尺度。为了维护这个标准，就千方百计把别人的口封起来。思想解放到了今天，真解放假解放就看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个改了一切都改了，这个不改，一切改的意义都有限。哪怕我自己是个官吧，我也想碰一碰这个东西。改革不改自己，就是一句空话。靠什么领导？不靠行政权威，靠人格魅力。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词，非行政性权威。想到这个我很兴奋，将来总结经验，这就是一个核心概念。凭职位压着别人服气，那不叫本领，甚至也不叫领导。这时我头脑中冒出一连串的词，我连忙用笔记下来，怕忘记了，将来都可以写到经验总结中去。
过了几天各工会小组讨论了，我把讨论纪要找来看了看，也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建议。我还有点失望，觉得大家还是没有敞开说话。再过几天陆**提了塑料袋来找我，说：“书面意见都在这里了，大概有一百多份。”我说：“沉默的人还是大多数。有署了名的没有？”他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我抓起一把看了看，大多数都是打印的，竟没有一个是署了名的。我说：“大家还是有顾虑。原来的领导方式几十年一贯制，现在让他们作主人，一时还不习惯啊。就像哪部剧里的贾桂，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他说：“意见是不是交给厅里？”我说：“以工会的名义收集的意见，工会处理！厅里就不插手了，你去组织人整理出来。分成几大类，作为我们订条例的基础。”我交待他让小龚参加整理，他说：“他对这件事倒还有积极性。”
在整理的那几天不断有尖锐的意见传到我这里来，陆**有点担心。我说：“这才是群众真实的想法，平时也没有一个表达和对话的渠道，被压住了，我们可不能搞叶公好龙那一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办实事，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大道理不能停在嘴巴上。不让别人说话，道理很多，这个道理那个道理都不是真的，自己特殊利益不能触动那是真的。高明的领导不靠压服，别人提几条意见这让他七八年评不了职称，那叫什么本领？靠什么领导？靠人格魅力，靠非行政性权威。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不能太相信自己，自己是人，是人就有弱点有偏见有特殊利益的冲动。他应该有勇气去培养监督者，培养反对派，那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什么是英雄？当代英雄不是项羽关羽。为了把大家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东西都丢开，那才是英雄呢。”陆**说：“池厅长一番话真使我茅塞顿开，读了博士的人到底不同，有现代意识，高明的领导就高明在这些地方。池厅长您是下了决心了，那我就放心了。”
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接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问：“是谁？”她说：“你猜。”我就知道是孟晓敏了。她叫我猜，我如今还跟她玩这个游戏？就说：“这位同志你有什么事就快说，我马上就要开会去了。”她在那头撒娇说：“当了厅长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了？”我忍不住笑了说：“把你的声音剁碎再烧成灰我都听得出。”她说：“池厅长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我跟她有三年没联系，都把这件事放下了，她突然又打了电话来，必是有什么事。我现在正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去见她合适吗？我说：“你有什么事情没有？”她说：“一定要有事才能见你？”我说：“我很忙，真的很忙。”她说：“我就是有事要找你，你今天忙，那我明天再打电话来。”我说：“你有什么事现在在电话里说可以吗？”她不高兴了说：“我这个事电话里没法说。”我只好说：“那么好吧，过半个小时，九点半，我来接你。”她说：“晚上不行吗，晚上气氛好些。”我想着董柳晚上把我管得紧，到哪里去一定要问个一清二楚，不想节外生枝，就说：“晚上有了安排。”她提出要到裕丰茶楼去，我想着绝对不能碰见熟人，现在可不是以前了，我说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叫她到那里去等。放下电话，我觉得自己有一间办公室非常重要，自己有个独立的空间，说话自由，有个秘书在一边就扫兴了。
我开车去中兴路口，总觉得后面可能会有人跟着我，现在连私人侦探都有了，万一有人出于政治目的来了这一手呢？我开车拐了几个弯才向那里去了。孟晓敏穿着黑色的套装站在那里等，看上去还是那么苗条，生机勃勃。她在东张西望，我把车开到她跟前停了，她还没意识到是我。我把车窗摇下来，正想喊她，却看见黑色的裙下一双洁白的腿，细而匀称，离我不到一米，那种质感令人想到没有杂质的玉。我欣赏了有几十秒钟，轻轻叫了声：“孟晓敏。”她这才发现了我，惊喜地说：“你自己开车来的，我还四处张望看你到底从哪个方向冒出来呢。”她上了车，我往城外开去。快出城了她说：“你把我带到哪里去？”我说：“把你带到谁也去不了的地方去。”她一根指头顶了我的额头说：“你真的？就我们两个人？”再往前开，她说：“知道你带我去城南公园。”我哪里敢去，万一碰了熟人，那怎么讲得清？经过城南公园，她叫道：“到了到了。”我不理她，一直开到城郊，找一间卡拉OK厅要了二楼的一个包厢。
服务小姐斟茶去了，我说：“找我有什么事，这么急？”她说：“我没有急，我说明天后天都可以。”我说：“那总有点事吧？”她说：“没事。”又说：“要说没事也是假的，就是想看看你，就这件事，你说电话里讲得清吗？”
这时小姐端了茶来，出去时孟晓敏跟在后面把门闩上了。我心中有点跳，瞟了她的腿一眼，说：“这是什么天气，都深秋了，你还穿春天的衣服。”她说：“不冷。”又说：“冷一点就冷一点吧。”我明白了她这套服装特地为我穿的，以前我老赞美她的腿是象牙腿，她还记得，怪不得她连长裤都不穿。我说：“你要看我你就看吧，这几年操心重，都半老头子了。”她瞅了我好一会说：“你没变，没怎么变。”瞅着瞅着她突然说：“池大为，你……”我又吓了一跳，池大为？好久都没人叫过我的名字了，这三个字听起来都有点生疏。我心中似乎转了个弯才想明白，池大为就是我呀。她说着声音就变了，颤抖了：“你，你，你害了我，你知不知道？”我吓了一跳，我害了她？我与她交往一年，我没有把事情做到份上，也没有太耽误她的青春，我害了她？我说：“我没害你吧，我害了吗？”我摇头说：“没害，没害。”她轻笑一声说：“男人都是自私的，生怕要他承担一点什么。你以为要把女人怎么样了才算害了？说真的，真的那么样了倒不算害，现代人也没把那件事看那么重，那不算什么。可是一个女人，她总是忘不了一个男人，跟别的男人总是没有情绪，放在心里一比感觉就上不来，那不是害了她一辈子吗？”我发慌说：“有那么严重吗？我哪里值得别人老是放在心上？再说我也比你大了……”她的双眼突然放出令人惊恐的光来，我无法给这种眼神一种准确的理解。我住了口，沉默地望着她。她闭了双眼，叹了一声，叹息声中有一种悲哀。她说：“那年跟你分手，当时我没觉得有什么，天下这么大，又是省城，凭我孟晓敏不能找到一个有情绪的男人？我恋爱了，可怎么也忍不住跟你比一比，比过来比过去就没了情绪，就分手了。我还没发现问题的根子，更没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我想自己是在向往更成熟的男性吧。我又有了两次经历，第二次还是在网上聊天室认识的，可一见面神秘感就去了一半，最后还是不行。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中毒了，中了你的毒啊！我想说服自己，我已经说服了自己，人不能把希望挂在绝望之树上，这个道理我懂，可一旦自己面对，叫我怎么放得下？这心中好像有鬼似的。我想着自己的前世可能没做什么好事，上帝派你来惩罚我的。”我连忙说：“我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你看，我半老头子坐在这里，就这个样子，你可能是沉入了一种幻觉，一种幻觉！”她奋力说：“哪怕是一种幻觉，那幻觉也是真实的，对我来说没有比这种幻觉更真实的东西了。”
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我们又回到了从前。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不习惯，有点生疏，我的一只手在她的下巴处轻轻抚了一下，缩回来，又返回去，在她的衣领处流连了一会，突然，似乎是重力的作用，手往下一垂就放了下去。她说：“你为什么把手放在我身上？”我说：“你为什么要我把手放在你身上？”接吻的时候她用了很大的力气，咬住我的舌头不肯松开，拼命往里面吸，一只手从我的衣服中伸进去，轻轻地抚着我的背。我有些迷糊了，手在她的身上没有方向地乱窜，最后停在某个部位，说：“这是我的责任田。”她说：“你从来就没负起过一点责任。”我说：“我想负责，你又划为了禁区。”她说：“只要你愿意，我就为你开禁。”我沉默了，不敢接她的话。我身体的每一个微小的暗示，她马上就能准确地领会，予以迎合。有了这样一种默契的感觉，我完全沉醉了。松开来我们相互望着，她大口地喘气，说：“我要把你吸进去，吸进去，吸进去你就跑不掉了，就归我了。”又扑了过来。好久好久她才安静了下来，说：“你有老婆孩子，我也不敢有太多的想法，可是我做你的情人可以吗？我什么都不要，不要名分，不要你天天陪我，也不要你买一件衣服，我就默默地呆在一边，一个星期能见到你一次，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平时的寂寞有了这点补偿，就足够了。”女人的感情一旦被激活，就有这么疯狂，奋不顾身，好像飞蛾扑灯似的。我说：“那不太合适吧。”她马上不高兴了说：“有什么不合适？”我说：“这对你太不公平，你也不是几年前的孟晓敏了，我让你守着一个绝望的希望，那太自私了。”她说：“这是你的真实想法？你不爱我那就算了，你爱了而不敢爱，你就是一个虚伪的人，自私的人。你怕你家董柳知道了，叫起来，影响了你的前程。”她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董柳知道了当然会悲痛欲绝，但她不会叫起来，这是孟晓敏不知道的。而另外还有人想抓住我的每一条小小的裂缝，用钢钎打进去，把裂缝扩大，以至把整堵墙掀翻，这也是她不知道的。我说：“我耽误了你，我于心不忍，女人的好时光不是无限的。男人与女人不同，我比你大这么多，我们还可以在一起，但你能想像我们的年龄颠倒过来吗？你将来怎么办？”她死命地箍着我的腰说：“将来是我自己的事，不要你管，将来的事将来再说。”我摸着她的脸说：“孟晓敏什么时候成长为新人类了，将来的事将来再说！一个女人有几个将来呢？”她把头贴在我的胸口，说：“别的你都不管，我只问你一句，你爱不爱我？”我毫不犹豫说：“喜欢。”她把头侧了一点，把我的毛衣衬衣推上去，耳朵贴在我的胸前说：“让我听听。”一会又说：“我听见爱的心跳了。”她松开我，把外套脱去，把胸挺了一下，使胸前的轮廓更为分明，说：“我们来吧！”她说得那样平静，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听错了。我疑惑地望着她，她说：“望着我干什么，你怕？今天解禁。”这么一来我明白了，说：“这合适吗？”我望了一下门，“在这里？”门上有一个玻璃小窗，她走过去想用提袋把玻璃挡住，可没地方挂，就把门开了一点，把提袋的带子压在门缝里，提袋垂下来，正好把玻璃窗挡住。我说：“在这里？”在沙发上做这件事，真的有一种特殊的刺激，特别的诱惑。平时习惯了循规蹈矩，打破常规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我头脑中“嗡嗡”作响，感觉得到热血在通过一个空间，一股，又一股，推动我往前冲去。我意识深处有一种声音在警告着，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危险性，自己也不能冒那个险，不然就全完了，多年的奋斗在一瞬间化为乌有。我在报纸上经常看到娱乐场所突然检查的消息，万一轮到我呢？再说，用手提袋挡住小玻璃窗，不等于告诉外面的人房内有勾当吗？女人所看重的事情在我看来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可我没法跟她交流，我一开口她就会说我“官迷”。她显然不理解我想法，说：“可能你以为我是那么随便的女孩，我跟你说，我是不是那么随便你马上就会知道了，今天让你知道我为你守住了什么。我不是什么新人类新新人类，那些人才不管这一套呢。”明白了她的暗示我更加不敢了，我说：“我不配承受这么珍贵的东西，也没有勇气承受。”她轻声说：“是我愿意的。”我说：“你已经坚守这么久了，八路军抗日还不一定能坚守这么久呢，不要这么轻易就丢掉了。”她说：“那你要知道我是为谁在坚守。”又说：“主要是见你一面太难了。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下了几个星期的决心，你相信吗？”
我把门打开，想把压在门缝中的带子放下来。刚开门看见端茶的服务小姐正从提袋没遮严实的地方往里面看。我说：“看什么，懂规矩吗？把你们经理叫来！”她涨红了脸，双手垂着低着头一言不发。我想，幸亏刚才没有头脑发热。你认为万无一失的时候都会有漏洞，如果看到了漏洞，那就更危险了。
回去的路上我不时往她的小腿上瞟一眼。她说：“看什么？”我说：“我想起了一个笑话。读中学时在县城电影院去看《列宁在十月》，台上跳天鹅湖，演员们都穿着短裙，前面一排人的头忽然不见了，他们把头勾下去往上看呢。你穿短裙小心点，泄了春光你还没感觉呢。”她笑得在我身上扑打。我趁势在她脸颊上一亲，就在这一瞬间，方向盘一歪，汽车碰上了路边一棵树，栽到田里去了。我压在孟晓敏身上，她大声叫：“大为，你伤着没有？”我把朝上的车门打开，爬了出去，又把她拉了出来。我看她没伤着，说：“万幸，万幸。”又说：“你去，你打的回去。”她美人救英雄似地说：我不能丢下你。”我说：“我没事，我就打手机叫救护队替我把车拖出来。”她还不肯走，这时已有人来围观了，我说：“马上就是一大群人来了，求求你了。”拦了一辆的士，把她塞了进去。不一会救护队的车来了，把车拉上来，需要修理，就拉走了。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拦住我，说压坏了稻子，要赔。我给他五十块钱。他不肯。我说：“我压坏你几蔸，你数数，五十块钱买一担谷。”他说：“我这个稻子就不是一般的稻子，做种的优质稻。一粒谷明年就是一蔸禾，一蔸禾又结几百粒谷，几百粒谷后年……”我再塞给五十块钱，他说：“算了，今天你是碰了我呢。”我笑了说：“如果今天压死你一只鸡肯定是会生金蛋的鸡，金蛋孵出金鸡，金鸡又生金蛋。”他也咧嘴笑了说：“要是每天有一部车栽到我田里，那就好了。”
小车修了六千多块钱，我要大徐去开了回来。大家都以惊讶的神情问及我的安全，拍手称幸，没有一个人提到汽车和钱的事，也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到那个地方去。许小曼曾说有了地位就有了自由，什么是自由，这就是啊。
我把自己与孟晓敏的关系作了彻底的思考，还是觉得不能为了儿女私情误了大事。这么多人盯着我，总有一天会要败露的。败露了我不一定下台，但很多话就不好说了，很多事也不好做了。还有，我也不能保证孟晓敏那里就不会起火。一旦有了实质的关系，她问我要一个家，我怎么办？她以前还说过惩罚自己的话，我不能不以防万一。再有，她二十四岁了，我再误她几年，我也于心不忍。想清楚了我给她打了电话，说了不能误她的理由，她当时就哭了。我抓着话筒听她哭了几分钟，说：“我还是想帮你一个忙，安排你去医学院进修。这件事我会跟瞿经理说，让他送你去。”我当时就给瞿经理打了电话，他也不问我跟孟晓敏的关系，一口答应了。我说：“要破费你出一点血，三万块吧。”他说：“小事，小事。谁都有点事要办嘛。”又说：“我正要找池厅长帮个忙呢。”他的儿子今年大专毕业了，想到安泰药业去工作。安泰药业的职工持有内部股都发了点小财，人人都眼热。我想叫***安排一下也不困难，马上答应了，说：“小事，小事，谁都有点事要办嘛。”我想尽快把这件事办好，还有阿雅调动的事，都拖这么久了。下个月把职工代表大会一开，条例一定，别人要问个为什么，我就不好回答了。
孟晓敏的事就这样作了了结，我心里有点委屈，好像恨谁似的。我想着自己抗拒了钱的诱惑，又抗拒了色的诱惑，不简单！我不贪财好色，那我还怕什么？我立于不败之地，谁想踩我的尾巴，妄想！这样我可以甩开膀子干几件事了。这样想着我把膀子用力一甩，想撞开什么似的。
这天丁小槐带了老婆孩子到我家来，进门就说：“强强吵着要找一波玩，宋娜也想找董柳说说话，我就跟宋娜来了。”我连忙让坐，心里知道是他有话要说。记起那几年我和董柳到马厅长家去，总是打一波的招牌，怎么过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一套？董柳跟宋娜说话，先是说服装，一会儿就转到皮肤保养的话题上去了。宋娜说了一个美白去皱的秘方，董柳一本正经记了下来。我看着电视，有一句没一句跟丁小槐说话，好像相信了他是陪宋娜来跟董柳谈美白的，且看他如何转弯。看着董柳和宋娜说话，看得出董柳是处于主动地位的。今天不是当年去丁小槐家拜访的局面了。男人能感受到的东西，女人也一定能够感受到。对话中的这样一种优势地位，这是男人迷恋权位的重要原因，也是女人盼望丈夫荣达的重要原因。不但男人，女人也会跟着感觉走呢。
丁小槐东说西说，说到：“现在兵越来越不好带了，人的自主性越来越强了，调不动。”宋娜马上插过来说：“小槐他经常为难，上个月云阳市有急事要派人去，人人家里都有困难走不开，还是他亲自去的。我看他这个处长，当起来也可怜。”我心里好笑，怎么还是老一套，演双簧！当年我跟董柳一唱一和，马厅长还不看得一清二楚？我说：“可怜是可怜，不过宋娜，梦里想着这一份可怜还想不到的人，那恐怕还不止一个两个！”我说着笑了，丁小槐也带点勉强地笑。我马上又说：“坐在我这个位子上也可怜呢，动一动有人盯着，你信不信？”丁小槐要说的话说不出来，仍不放弃，又说：“市场经济把人心都搞乱了，动不动就想到经济效益，你要谁额外多做点工作，他就看着你，等你把下面的话说出来，补助多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忘记了。”丁小槐谈为人民服务，我是今天才认识你？宋娜又把头偏过来说：“还谈为人民服务？恨不得做一点事赚两百块才好。他们处里的人，没有几个是文雅的。”董柳在一边喝着茶抿着嘴笑，她非常熟悉这一种表演。我也没有时间老是绕圈子，就说：“丁处长工作中有什么难处，看厅里能不能给你一点支持？”我把话挑明了，丁小槐有点尴尬，他说：“我今天来，还是有些事情想给厅里作个汇报。”我说：“我想着你有点话想讲。”他又笑一笑，说：“池厅长是谁？什么事他不知道？厅里准备清理各处室的小金库，这条政策我们是拥护的。”我说：“厅里这样做也是为了爱护干部，怕他们失足。部里检疫局就是因为小金库问题，从局长到处长，这一次是全军覆没。钱拿在自己手里，你要一个人心如止水，那不切实际！上次金叶置业把六十万摆在我面前，我的心就不跳几跳？那不切实际嘛！”他慢慢地点点头，似乎体会到了问题的严重，说：“厅里的确也是为我们着想。”我说：“也是为自己着想，下面出了问题，那是上面的责任。现在不像以前谁出问题谁负责，领导也有连带责任。我想起来就睡不着。小金库不封掉，处室难免违反政策去创收。现在的老百姓不是以前的老百姓了，他们向秋菊学习，什么事都要讨个说法，到时候他们讨说法不是向红十字会讨，向基建处讨，还有向你们医政处讨，是向卫生厅讨，向我讨！”我想话说到了这个份上，你丁小槐还能说什么？谁知他嘿嘿笑几声，又笑几声，顽强地说：“我们处里的情况确实有点特别，经常要派人下去，厅里那点补助也调动不了积极性，处里还得再补一份。交往也比别的处室多，你下去他请了你，他上来你不请他，那我怎么好意思，以后又怎么工作？这样其实不好，吃个便饭还好些，谁也不贪那点吃，可风气如此，不是我们一个处挡得住的。别人请你吃海鲜，那是把我们厅里的人当人看。你请他吃萝卜白菜，他不会小看了我们卫生厅？请来请去，都是为了面子，中国人就是被这个面子害了。”他的话不能说没一点道理，人情的压力有多么大，我也是知道的。可你丁小槐，一年到头又在家里吃过几餐饭？把你一年的招待费实打实列出来，还不吓人几个跟头？我说：“厅里会安排一笔特别的交际费，怎么用的，年终向大家公布。”他说：“除非别人来了我们给他吃快餐，不然公布出来那大家会骂人的，反而有损厅里的威信，这来来往往的太多了。”我想，照你说是非搞暗箱操作不可？我说：“那你意思是？”他说：“我们处里情况特殊，能不能给点特殊政策？”我想他们医政处的确也有点特殊，就说：“厅里再研究研究。”
以后几天，像约好了似的，各处室都跑来诉说自己的特殊情况，理由都很充分，比丁小槐的还充分。按处长们的意思，如果事事都要到财务上去要钱，那工作就没法做了。我知道这都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的理由，就是要把钱掌握在自己手里。当基建处的易处长也来说过一套话时，我说：“中央明文规定收支两条线，这是制度。小金库出了多少问题？现在厅里想让它亮相，怎么大家都要死死地捂着，你们就不怕犯错误？”易处长微低下了头说：“如果我们这点内容都叫做犯错误，天下犯错误的人就太多了。谁还真的能把天下的人一网打尽？又靠谁来打呢？谁来打？名正言顺的腐败像秃头上的虱子还捉不过来呢，谁来管这些毛细的事？”他说的也是实话。说来说去，他们的利益还是不能碰的。可依了他这个实话，我想做的事就做不成了。厅政公开从小金库入手，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搁浅了。我一肚子火想冲着易处长发出来，抬眼看他很老实甚至有点可怜的站在那里，就说：“你去吧，让厅里再想想。”
我忽然感到了孤独，事情还得靠大家去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也不能把他们都撤了。都撤了他们闹起来，闹到省里，我也不好看。我怀疑他们私下是通了气的，甚至达成了默契，不然怎么都跑来说一套话？丁小槐，他很可能就是只领头羊。我不能把所有人都晾了，晾你丁小槐还是办得到的。他以出差的名义带着全家去广州游玩，在小金库报销了，这我知道。去给自己分了几万块钱的加班费，这我也知道。还有，有一辆小车天天接送他儿子上下学，是什么背景？接送的人是雷锋吗？
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丘冯几位说了，丘立原说：“有这样的事，这个丁小槐也太不像话了！”我说：“要特殊政策我没有，要找个人当处长还是有的！”冯其乐说：“慢慢来吧，处理一个干部也不那么容易的。”我觉得冯其乐在这件事上老是不配合，心中闪了一下，把他拿掉？晚上冯其乐到了我家，坐下就说：“有些话我当着他人不好说啊！厅里的人不一定都是支持这件事的，池厅长人没看出来？”他一提醒，我忽地醒悟了：“你是说他？”凌空写了一个“丘”字。他说：“根据我的消息，他在各个处室做了一些工作，他其实是那些人的头，不然他们也不敢一个一个来找你。”我明白了，丘立原想推动我走得更远，无法止步，也无法回头，等我下不来台，他的机会就来了。说来说去，这项改革触动了处长们的痛处。要说错误，谁没犯过点错误，谁以后又能保证不犯错误？认真起来还有个完吗？我认真起来，这就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感。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组成了联合阵线。冯其乐说：“我前几天说大家的反应很大，就是这些人，有些人说的话不好听。”我轻松地笑了笑说：“不好听的话你说几句我听。”他说：“就不必说了，无非是说厅里太追求政绩了。”我手指点着桌面说：“我无非是想兑现党的政策，厅政公开喊了这么多年，哪一点公开了？”他说：“世界上的事，也不一定能够一五一十拿书来对的。”他说得很委婉，可意思很明白，我是过于认真，认真到有点书生气了，世上的事情，又有几件是从道理出发的？上面的人只知道讲政策，可这些政策在下面操作起来难度有多大，他们就不管了。真认起真来，连我这个自认为在树立形象的人都难以过关，我没打湿过手？说到底我也不能太认真，只要大家不过界线不犯大错就算了。其实上面也只要求大家不犯大错，我又何必？要求大家安分守己拿着那一份工资奖金，那可能吗？有了权力他们一定要为自己谋点什么，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上帝也没办法，我总不能说自己比上帝更伟大吧。我没料到自己竟是这样孤立，丘立原不用说了，连冯其乐也不支持我。我气恼地说：“那丁小槐怎么办，丁小槐？平时吃吃喝喝就算了，去旅游呢？给自己发加班补贴呢？我倒要查查他到广州出了什么差！”冯其乐说：“按说吧，丁处长肯定是不对的，这样做的人呢，厅里哪里又是一个两个？扯出来一串，工作就不好做了。为了厅里的安定团结，是不是在厅里的大会上一般化讲一下算了，下不为例！”这样放过了丁小槐我不甘心，想一想也没有办法，就说：“那由你去讲，我讲我就忍不住要点名。”他有点为难，但还是答应了。他说：“古人的话句句都是对的。有一句话是……”我打断说：“是水至清则无鱼。那我们以后睁只眼闭只眼算了。”说着挤着一只眼一笑。他也笑了，说：“说起来大家也不容易，有了一定的职务，也多做了工作。现在的社会，市场经济，一点也不体现出来，那也不合适吧？工资能多几个钱？从他们手里过去的大小老板，开诊所的开诊所，开药店的开药店，小老板都有十几万几十万了，大家心里都不平衡，憋着一肚子委屈。生活费用本来就高，厅里再这么一改革，大家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我想，这不是腐败有理吗？这些人日子还不好过，那一般干部呢？我不能拿这话顶他，毕竟他还是为我着想的人，比丘立原在后面使阴劲要好多了。我说：“吃吃喝喝飞来飞去到宾馆里去搞文件日子还不好过，那没有这顶帽子的人，他们怎么过？”他笑一笑，不做声。我想，说一千道一万，有了更高位子的人就该有更多的利益，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不论用什么方式，这一点一定要体现出来。路径可能千千万，目的地只能是一个，这也是游戏规则。我想堵他们的路，违背规则了。说到底道理是道理，事情是事情，碰上了事情，道理说上千千万又万万千也没有用，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唯一的结果上来。我说：“大家为自己也想得太多了。”他说：“也可以说是这么回事，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又说：“社会对大家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只要经济上不过界线，就是过得去的干部了。我们厅里就按这个要求去要求大家，把好这一道关。过高的要求，恐怕也难有可操作性呢。”我说：“再研究研究吧。”
我把冯其乐送到楼下，贴着手心握了握手。真为我着想的人，我得有这么点表示。回到楼上我就给晏老师打了个电话。他说：“我退休了，局外人了，说话也不管用了，厅里的事也不想过问了。”很久不去见他，他有意见了，马上又意识到他女儿的事跟我说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还没有办，这不应该啊！我说：“那就不打搅晏老师您了。阿雅的事，我最近会安排一下，不知她愿意到哪个部门？别人我管不了那么多，晏老师说的话，在我这里永远是管用的。”他说：“那就麻烦你了。”我还是把事情说了，他说：“天下哪有拿板子打自己的事？没有这个道理，没这个道理啊！”
看来这清理小金库的事是难得搞下去了。处室有抵触，厅里戏中有戏，难道叫我去直接发动群众，那不成了“**”吗？就算把丁小槐们弄下去，换一批人上来，久而久之，事情还是事情，问题还是问题，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那些意见最尖锐的人到了岗位上就会两样？他们那么激烈，无非是自己没有得到，心中刺着痛。把他们放在了小槐们的位子上，又怎么样？他们也并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毕竟是人啊！
我催陆剑飞把整理好的意见拿来，想在其中找点灵感。既然话说出来了，总得弄那么几条吧。陆剑飞把东西送来，都打印好了，有十多页纸。他说：“基本上都是照原文抄过来的，我们只归了类，没加一点什么。”又说：“是小龚他们弄的，我基本上没管。大家的意见都保存在那里，可以查对。”我说：“你有什么想法？”说着扬一扬那一叠纸。他说：“我基本上没有更多想法，不过要说吧，大家的意见不一定对，但都是心里想说的话。”陆**去了，我把那叠材料拿起来看：
小金库的钱由处领导分配，随意性很大，暗箱操作，严重不公；
拿公家的钱请吃请玩建立个人的关系网；
厅里提拔干部要经过群众的考评，考评的结果要公开；
没有紧急公务也坐飞机来往，太过奢侈；
在分房和集资建房中，职务分占的比例过高，一般职工排队到老也没有好的机会；
一群人到宾馆去起草一个文件，借工作之名行玩乐之实；
厅级干部退休作离休待遇，明显违反国家政策；
利用职权安插亲戚朋友熟人关系户，造成严重的人浮于事；
出国名额永远也轮不到一般职工；
各种评奖总是被少数人垄断；
用公车办私事，公家的司机，汽油和养路费等等，比自己的车还方便；
医疗药费不能一视同仁，有些好药贵药一般职工不能报销；
奖金分配过于向职务倾斜；
……
一共有三十多条，每一条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列举了事例。我都没有想到自己在这个位子上，竟占了这么多好处，这还只是看得见的好处。有这些东西你要一个人以平常心对待进步，那怎么可能？一切好处都以职位为标准，向权力集中，这是官本位的逻辑。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觉悟很高水平很高的话，又怎么会有说服力？群众是傻瓜吗？可偏偏在大会小会报纸电视上，大家照说不误，一本正经。领导群众心照不宣，配合默契，这也达成了一条游戏规则。领导不讲不行，群众说了也不行，总之他们不能说，说了就是他们的错。这种状况要改，要改，要让群众对厅里的领导口服心也服。让有些人在灰色地带纵横驰骋大展拳脚，群众怎么会口服心服？干群关系怎么可能融洽？要改，要改！我想一想，除了安插朋友熟人这一条不能接受，其它都还可以考虑，我手中正有几个人要安插，条例中定这么一条，别人说我制定条例又违反条例，我怎么说话？没有不透风的墙。想一想是不是干脆连公车私用的这一条也划掉，给自己一个开车的自由。说有人开了车带全家出去玩，没点我的名，这其实在说我！
我把材料拿给冯其乐看了。他说：“别的我倒还没什么意见，只是我五十多岁了，不像你们年轻，身体走下坡，吃药是多一点好一点。要一视同仁的话，我家里就不要吃饭了。”顿一顿又说：“奖金向有职务的人倾斜一点，那又怎么样？我们不搞贪污，还要靠这点钱过日子，总不能逼我们去犯错误吧？”他一说我觉得也还有道理，只是再把这条划去，改革的力度就减弱了，没有那么鲜明的色彩了。
晚上我把材料给董柳看，看她会有什么想法。她看了说：“说有人开车到外面去游玩，这不是说你？你去查一查这一条是谁提出来的，多个心眼，以后防着点。你当厅长开个车还被别人这么说！这样的人你不把他揪出来，让他难受难受，尝尝坐冷板凳的滋味，那以后你这个厅长就不要当了！”她这么一说我真的来了气，我倒要去查查这一条是谁提出来的！想一想那人既然提了，就不会自己用手抄，查起来传出去了反显得我没风度。查我是不查了，但要把原始材料看一看，考察考察，心里有个数。说起来大家提意见大多是在电脑上打出来的，我原来觉得这毫无必要，就这么不相信领导？现在想起来，他们并没错，给我我也要用这隐身之法啊。正想着董柳说：“别的我不管，用车我都不管，大不了不出去玩，打的出去玩，那几个钱我也出得起。但房子这一条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职务分不算高一点，我们不排在别人后面？厅里工龄比你长十多年的多得很，那一百六的新房盖起来，那是为别人盖的？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想一想，的确也是个问题。可把这一条也去掉了，改革这太没有色彩了。我说：“分不到就算了，别人工龄长那么多，也给他们一个机会，让大家看看，新的班子有新的思路，新的作风！”她说：“我别的都不要，我只要房子，我在这里一天都呆不下去了。”我生气说：“董柳你现在真的把自己当作什么贵妇人了，没有老百姓在下面撑着，你凭空贵得起来？你摸着良心想一想他们，想一想自己以前，也要忆苦思甜，筒子楼也住了那么多年，这三室一厅倒住不下去了！”她说：“在盖的房子我都去看都看很多次了，我心里都看中三楼东头那一套了，看出感情来了。怎么装修我都设计好了，我要铺复合地板，我要买家庭影院，我要让你的书和电脑有专门一间，我要让我一波自己……我要，我就是要！”我苦笑一声说：“厅里的事你别管。”她靠在我肩上说：“大为你想想，那么多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苦了这么多年，一起奋斗才有了今天，一半是为了儿子，一半是为了房子，人一辈子就是这几样东西。还真的为了事业？”我说：“我也不唱那么高的调子，我就是想做点事出来，好不容易有机会了，我就是想做点事。”她说：“你做什么事我都没意见，房子的事我要管，就是要管。”我叹口气说：“你要我坐在台上怎么跟大家讲话？群众心里是雪亮的，只是不做声罢了。有些话不说不行，我在这个份上，上面的政策不能不说，说了又不能联系实际。我总不能像有些人无赖似的，坐在台上大话只管讲，做完全另外一套，我总得为自己留点脸吧。想起来坐在那里可不容易，要有心理承受能力。”她说：“你别把自己看成特别的谁，大家都这么说，你说了没人说你。贪污分子天天作报告反腐败，他坐都坐得住，你不贪污你坐不住干什么？”
这时有人敲门，是丘立原来了。他一进门就说：“听说有那么一份东西出来了？”我说：“材料在这里，今天下午拿来的。”他说：“看看那个东西。”就从我手中接过去看。看了一会说：“厅级干部享受离休待遇，这是马厅长退下来之前订的，我们都是他手上出来的，怎么好跟他说？离休就有个医疗费用百分之百报销的问题，有了年龄的人对这个问题很敏感的。”又说：“集资分房还是按老办法吧，不然你我都成问题了，那也不合适，不然盖那一幢房子干什么？我们这些人到家里来商量工作的人多，房子大点也是应该的，工作需要！”董柳说：“是这个道理，工作需要！”丘立原说：“还有出国的事，是不是谁知道我最近要去美国考察，故意将我一军？很阴毒啊！”又说：“提拔干部要群众考评？笑话，那还要组织部门干什么？老池，这一条是针对着我们来的啊！”我想着自己到底还是上台不久，身边几个人也不是自己提上来的，不像马厅长那样说一句算一句，谁提出一个建议都不能驳回去。看来以后还得组成自己的班子，任人唯亲？不任人唯亲行吗？丘立原说：“这个东西是陆剑飞搞出来的吧？他自己是什么东西？远的不说，去年厅里进了两车柚子，多少钱一斤进的？当时市场上是什么价格？我建议厅里好好查一查！”他的口气让我很不舒服。再怎么样，事情是我布置陆剑飞去做的，他这么说，也是没把我放在眼中。我说：“意见是大家的意见，陆剑飞也没参加整理。厅里有这个动作，我们是通了气的，丘厅长你是第一个支持的。群众的意见也许有点偏激，难免的嘛。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他说：“让那些人说话，他们会有什么好话说？真让他们说个畅快，我们大家都别活了。”
丘立原去了，董柳说：“大为我看你好好的就别自讨苦吃了，厅里的人不支持，处里的人也不支持，推广到人民医院和中医研究院去，我看也难，你总不能一天到晚守在那里吧。”我说：“群众支持！这一百多张纸难道是我池大为写出来的？”她说：“群众是谁？他们说句话算个话？名都不敢签，你依靠他们？等你想依靠的时候，才发现那里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我看了这么多年，连我也看清了，你还是个厅长呢。”她这倒提醒了我，群众是谁？这么多处长都敢站出来反抗我，温柔敦厚的反抗也是反抗，可没见有哪个群众出来支持我，胆大的也只敢写这几张不署名的意见。社会的默契已经形成，在份上的人是碰不得的，他们是如此地结构严谨同心协力，又如此强韧，不是谁想撼就能够撼动的。大人物也做不到，又何况我。事到如今我心里已经承认了，厅政公开，这个口号还要喊下去，可这件事就这么完了。想到这一点我感到屈辱，感到难堪，想做点事情比登天还难。我在大会上振振有辞言之凿凿，可叫我怎么交待？
我把那份材料抓起来反复看了，想着大家也不配合我，提那么三条五条就可以了，居然提出这么几十条意见来。一个小金库都拿不下来了。这几十条一公布，那还不会翻了天去？以后怎么下台？看着这几张纸我想，在白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这是权力者的利益空间，又是他们的运作空间。这个空间经过长期的安排，已经形成了默契，众志成城，铜墙铁壁，想打破是不可能的。利益就是利益，就是生存空间。争取空间的冲动是人生的大根本，不是几条道德可能压抑，几点理性可能约束，几个榜样可能说服的。在重大的利益面前，大道理说上几卡车也没有用，苍白。这不是谁道德不道德的问题，更不是谁学习没学习，懂不懂道理的问题。与黑色地带不同，灰色地带有自己的说法，比如小金库，大房子都是工作需要，怎么样？当然小人物也有他们自己的说法。利益关系不同，说法就不同，话语权是谁的，说法就是谁的，小人物可能平等对话？晏老师说得对，天下没有把板子打在自己身上的事，归根结底，说法要按大人物订的规则来说，这是人之常情。这样想着，尽管充满了恼怒，我还是原谅了丁小槐他们，人嘛。对人谁也不能超出上帝的安排去要求他们。
我给陆剑飞打了电话，要他暂时不要把那份材料传出去。他似乎也不感到意外，也不问为什么就一口应了。应了之后他说：“池厅长，这份材料都是从那些建议上原话抄来的，我也没参加整理，这个情况您适当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我还没说退，他就在退了。我说：“我要你做的事，你怕什么？”就挂了电话。我想不通为什么开始支持我的人退起来比我还快，连像丁小槐们站出来说句话的勇气都没有。我要靠他们来办事，那叫碰上了鬼。这更使我感到了孤独，陆剑飞还算个主将了，刚开始就连撤退的路线都设计好了。
我犹豫了几天，真要放弃我觉得下不了台，只怪自己开始太自信了。这时我看清楚了，我的自信来自一种自我幻觉，以为自己拒贿了，人格形象树起来了，大家就会跟我走。天下哪有这样的事？不要说我只是一个人，我就是上帝，只要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有勇气站到上帝对面去。要是小人物也有这样的勇气就好了，没有。一个到了份上，他要求特殊的权益，这可以理解。想要遏制这种冲动，那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必须默认这个事实，因为换一批人上来结果也不会两样。只要他们不到黑色地带去，不过那条线，在灰色地带怎么玩我都只能默认，大势就是如此。我还想要群众口服心服，让他们满意，这不可能，根本不可能。谁眼中搁不下砂子，谁就没有办法坐在位子上，凡事都认起真来，那没完没了。不但丁小槐，还有一大片人要牵进来，我能认真？再说上面都没提这么高的要求，都默认这个事实，我又何必？我想创造一个奇迹，在卫生厅，在我这个还有一点残余的平民思想的厅长的引导下，把对话的渠道建立起来，让小人物也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现在想起来，这是不可能的设想，根本不可能，似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无处不在的力量把人给罩住了。这里有一种势，谁也无法阻挡；这又是一个局，无人可以超越。以前我灰头土脸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是被预设了的，痛心但却无奈；今天红光满面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还是被预设的，仍然十分无奈。我经历了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千辛万苦走到今天，本来是为了做点事的，但由不得我。
董柳见我闷闷不乐，说：“大为你就算了，你不做那点与众不同的事也没人说你不够格当厅长，你做了反而危险了。”我说：“我坐在那里就是想做点特别点的事，不然我跟别人有什么区别？我是小人物出身的，我知道小人物心里有多苦。我想给他们一点机会，他们还畏手畏脚。”她说：“他们畏手畏脚是对的，谁傻大个似地跳出来，像以前的造反派一样，那看他怎么收场？他会怪你把他给卖了，爬到半路就抽楼梯了。”想一想他们不署名实在是有远见，对后面事比我还看得清楚，我头脑都有点热了。我说：“谁支持了我，我心里还是有数的，等过一两年，我把干部队伍理顺了，我还要卷土重来。”她不相信地撅撅嘴说：“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摔两跤，我看他也不见得有多么妙。这根本就不是把哪几个人理顺的问题。”又说：“大为我们家形势刚刚好转了，你就不要别出心裁了，你不要想着自己是谁。你以前老想着自己是谁，结果一点进步都没有。放下来了才有了今天，你又死灰复燃了。”我说：“毕竟我是苦出来的，毕竟我是池永昶的儿子，毕竟我还算个知识分子呢。”她笑着说：“我也不劝你，到时候你想法自然就不同了。好多人刚上台拍着胸脯保证这样那样，上了台也想放三把火，最后还是走上了轨道。”我想想也是，多少人以平民姿态走上岗位，不出一两年，想法就完全变了，坦然地走在既定的轨道上，圈子好像是个黑洞，好像有一种神秘的魔力安排了一切，进去了就身不由己。我说：“我偏要来个与众不同，官僚化的模子想把我也套进去？”董柳笑而不语。
董柳坐在床上看报纸，忽然把报纸甩过来说：“你看，你看。你在外面小心点，别得罪人，不然我们一家人的安全都没有保证。”这条新闻我早看过了，讲的是河南什么地方政法委书记雇凶杀人的案子。我说：“哪里至于？别想入非非，自己吓自己。”她说：“万一呢？我是说万一呢？对我下手倒不要紧，对我一波下手我就受不了，那我就是死路一条。”我说：“卫生厅这些人有几个胆又能拉几粒屎出来我还不知道？你的联想也太丰富了。”她说：“前几年有人写匿名信告你有作风问题，那是化工厅的人写的？这些人现在还潜伏在你周围，人还在，心不死，至于他采取什么方式你就不知道了。现在社会进步了，一日千里，写匿名信那是君子做的事，去年广东有副县长雇人杀县长，现在河南又出事了，还是政法委书记呢，要来应该是由他去抓杀人犯的。”听她这么一说，我一时觉得对世界失去了把握的能力，难道我平时对世界理解错了？这些事情以前也的确闻所未闻，这个世界也不知哪里出了错。过了一会我从董柳设置的恐怖气氛中跳出来，恢复了正常的思维，说：“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够吓你，但你要吓自己，也没有人能够救你。”她说：“那我还是要小心点，这几天我晚点去上班，送一波去上学。”
下了最后的决心我对冯其乐说：“改革的力度太大了，恐怕大家一时也受不了，我想还是循序渐进可能稳妥些，你看呢？”他说：“慢慢来，慢慢来，毕其功于一役，不说大家受不了，连我都受不了。我是不是跟不上形势了？”跟他达成了默契，我又把话对丘立原说了，他说：“池厅长你锐意改革，我还是举双手赞成的，只有个别地方我觉得调整一下更好，你说慢慢来，那我们就慢慢来吧。什么时候你一声令下快马加鞭，我肯定是跟得上的。”我看着他笑眯眯的脸，心想，从这脸上谁看得出他的想法？这张脸几十年来已经是千锤百炼了。
跟陆剑飞怎么讲我倒有点难堪。这个弯子转得太大太急，搞得他也不好下台。我把循序渐进的意思说了，他说：“我一切都听厅里的安排，我不会擅自行动。厅里说走，我就走，说停，我就停。”我说：“大家是不是会有点想法？”他说：“想法吧，有没有都是那回事，厅里说什么，大家还是会听的。”我安抚他说：“你这次对厅里的工作是很配合的，厅里也很满意。”他摇头说：“厅里怎么布置我们就怎么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嘿嘿。”又说：“那份材料我是没传出去，电脑里面也准备去删除了。只是事情是小龚他们几个人具体操作的，可能传出去了，那也不是从我这里出去的，适当的时候还麻烦厅长给大家解释一下。”
后来的事情也并不像我预料的那么难堪。我转向以后，各处室还是很支持我的工作，说话还是灵的。只要我不触动他们的根本，他们也不会想着要造反，一口一声“池厅长”，喊得热辣辣的叫人陶醉。我想这些同志其实还是好同志，有这么那么一点缺点，这么那么一点私心，也可以理解。只要不超过界线，我又何必认真？不到黑色地带去就不错了，灰色地带还不放开了让他们跑一跑？在职工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条例还是采纳了几条意见，比如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坐飞机出差，比如起草文件不去宾馆，就在厅内完成。在我的坚持下，厅级干部退休享受离休待遇这一条也取消了，给了我一点面子。事情就这么完了，群众居然也没有多大的反应。他们要议论就议论几句吧，无关痛痒。想一想这个大动作也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各处室反对不说，厅里的人也是三心二意。我为势所迫为局所困，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就像八年前我把头低了下去一样。再说上面会支持我？看了那份材料后我把事情作了通盘考虑，才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上面把政务公开喊得山响，那是喊给北京听的，能认真吗？有些话在那个份上的人不说不行，说了就认真更不行，认起真来灰色地带就没那么宽阔了，坐在那里的滋味也就没那么浓郁了。细想起来也不能骂谁是双重人格两面派，大家身不由己，这个局不是谁想破就破得了的。大家都在努力扮演自己的角色，大会小会上讲的那些话，都是场面上的角色语言，放开胆子一本正经理直气壮慷慨激昂讲过去就是了，实在没有必要脸皮薄，觉得心理承受力不够。角色语言与真实无关，退下来想想都充满了黑色幽默意味。在我们生活中有着许多幽默大师，大玩家。现在连我也算一个了。
如果是前几年，我绝对不可以想象，董柳住着现在这样的房子，还会说出“一天也住不下去”的话来。那时候看着丁小槐家两室一厅的套间，就像天堂一样了。人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永远没有顶点。她一天几遍念叨着正在修建的那一幢厅长楼。虽然厅里谁也没有说过那就是分给厅长的，大家就这么叫开了。后来又有人把那幢楼叫做芝麻楼，意思是芝麻官也会为自己谋好处。大家就这么看我们这些当领导的，真叫人心寒。我恨不得要做一个榜样，偏不住进去，让大家看看，那么设想我池大为是不对的，我跟别人不一样，不能用那么庸俗的眼光看我。可董柳怎么也不答应。我说：“你就看不清个事！”她说：“我就是看得太清了我才这样。什么是真的，拿到手才是真的。谁是赢家，现得才是赢家。别人说你一声好一声不好，痛也不痛，痒也不痒，房子可是天天要住的东西。”厅里其它几位也不答应。丘立原说：“池厅长你就不要这样来将我们的军，你一发扬风格，我们就悬在那里了。”我说：“你们工龄长些，打分高，是应该的，我就不一定能排上队了。”丘立原说：“池厅长你排不上，那我们排上了也不敢上。”冯其乐与丘立原的口气也是一样的，在这件事上他们倒是高度一致。这样一来我真的不想要也不行了，他们有意见！他们心里一不高兴，不会想着我是风格高，而会认为我虚情假意收买人心。我想舍下自己争口气，破了外面的那些议论，可这口气就是争不下来。我后悔听了丘立原的，向化工厅看齐，把房子建得太宽大了，与一般干部的距离拉得太大，别人在后面会怎么想？不骂人才怪呢。丘冯几位反正是副的，年龄又大几岁，不担骂名，要挨骂就是我，刚上来手就伸这么长，那些信誓旦旦的话都是屁话。我对董柳说：“我当了这个厅长，想法跟别人不一样，想当出一点境界，让别人口服心服。当个厅长别人当面陪笑背后吐痰，那有什么意思？”董柳说：“你的想法都跟不上时代了。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得才是赢家。你不得你就输了，别人也许说你几句好话，有什么用？你没有还是没有。”我说：“市场经济把你的思想搞坏了，一定要拿在手中的东西才是真东西。”她点头说：“那些虚的东西像天边的浮云，你看那么重干什么，傻！”现得才是赢家，得不到就是输了，永远输了，好人已经意义暧昧，君子是个笑柄，以权谋私名正言顺，能捞而不捞就是矫情，就是沽名钓誉，这是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没有了信仰，也就没有了来世，没有了牺牲的理由。市场是现世主义的课堂，它时刻在教育人们，无法反抗，也看不到反抗的意义。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人的想法是不同了，孔子的确是死了，连我也觉得董柳的话更有道理。富贵如浮云，这话只能哄鬼，哄人是不行了。说到底连人生都如浮云，飘过去就飘过去了，飘的过程就是意义，过后无人追念，你想着自己多么崇高多么清高都无人追念。这是个形而下的时代，光凭这一点就无法让人成为一个好人。别人怎么看我，我厅长还是厅长，将来该进步还进步，说不定还进步得快些，不然被别人看作一个异类，还对我会产生排斥感。那房子又实在太可爱，叫人割舍不下。这样想着我就不再坚持。我对自己很失望，我，池大为，怎么也会这样想？可想一想也只能如此。细想之下，在这个时代，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渗透到了圈子里，大批操作大师进入了岗位。他们什么都有，有文凭，有学问，有成果，有资历，有职称，有风度，有口才，有一切硬件软件，就是没有信念。要求他们不以自己为中心设计一切，那可能吗？不敢细想，不敢细想。为了平衡大家的心理，我叫基建处临时改了方案，把另外两幢由七十五平方加到九十一平方。已经砌到了四楼。又重挖地基，加一间房子。当了厅长，哪怕是为自己计，也得为大家想一想。为官一任，也想有一个好口碑啊！
董柳在手术室当麻醉师，已经评上了主治医生。按说她的资历还不够，但由于我的关系，耿院长把她当护士的资历也算上，破格给她评了。董柳知道，只要我不出问题，副主任医师甚至主任医师也只是时间问题。有了这点想法，她在业务上并不十分投入，在家很少看书，说了几次她不听，我也算了。她的注意力在于把日子过得一丝不苟，什么都向最好的看齐，对儿子当然就更是如此。她总是向儿子灌输要做人上人的意识，说：“一波你长大了总该比你爸爸有出息吧。”在她看来，我是个大人物，一波就应该是个小大人物，有优越感是当然的。别人来我家的恭敬态度，还有生活上应有尽有的方便，已经影响了一波。我担忧说：“你把一波培养成一个精神贵族，你就是害了他，跟吸鸦片中毒没有两样，养成了贵族心态将来要改也改不了的。有出息还好点，没有出息，受点挫折，那他要痛苦一辈子。”董柳扭头生气说：“我一波没有出息？讲笑话。再没有出息，他爸爸这点出息还是有的。再过七八年他就要到美国去上大学了，你做父亲的把钱准备好就是。”
董柳的另一个关注点就是我，家里的一切都是从我这顶帽子中来的，这个她明白。若有人想搞我的名堂，她比我还激动，激烈，拿出来的主意总是带有致命的杀伤力。她说丘立原跟我不一条心，早晚是个祸害，要想办法把他挤走。说了很多次我都接受这种看法了。她还有个担心就是怕我有外遇，说：“你现在是个热包子，我得守着这个热包子，别被别人抢去了。外面的女人，谁可以跟你从筒子楼住起，住上那么，那么，那么多年，还不跳起来，我就把你让给她。她想吃现成的，那我也没有那么大方。包子还是我烤热的呢。”又说：“你到今天不容易，可别因为作风问题丢了乌纱。”我说：“有作风问题的人也不止一个两个，你看见谁丢乌纱了？”她马上要哭了似地说：“那你的意思是你要犯错误？你起意了，都为自己找到理论根据了！真的有那一天，我就抱着一波跳河去，你别怪我没良心。”我笑了说：“怎么中国的女人搞了几百年还是这一套。”她郑重其事说：“你以后少跟莫瑞芹来往，你一提拔她，别人都说那个传说是真的，连我都会说的。”我说：“你也太小看我了，我要开个侧门也不会找她，她儿子都十多岁了！”董柳马上跳了起来：“那你的意思是儿子十多岁你就没兴趣了？那我呢，我一波也十多岁了！好的，你嫌弃我了，你一下子就暴露了自己的活思想，你想找年轻的漂亮的。男人们人到中年，有三大幸事，升官发财死老婆，三条你只差一条了，只可惜我一时又死不了。”
从那以后她就特别注意打扮自己，化妆品买了一大堆，都是高档的，一天到晚对着镜子把各种早霜晚霜往脸上抹，在眼角揉了又揉。每天脸上的作业要做两次，没半个钟头完不了。我说：“董柳你把镜子照穿了，你也回到十八岁去。”她说：“知道你们男人总惦记着十八岁，哼！”又说：“我化妆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你别自作多情。”一个星期三次，她把黄瓜皮贴得满脸，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有一个多小时，又买了什么霜一天两次抹在胸前，后来干脆弄了一种中药塞在乳罩里面。我说：“干什么呢，我也没说你不好。”她说：“我不信你的，你们男人谁不知道？电视上说做女人挺好，挺好，都是被你们男人逼出来的。”
快到春节了，我为怎么去见马厅长犯了愁。和董柳去吧，马厅长把那点不高兴摆了出来，我也下不了台。到今天我还有必要去看那个脸色？和厅里几个人去吧，那又太公式化了，成了场面上的交待，也对不起马厅长，毕竟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啊！我对董柳说：“你今年去不去看沈姨？”她说：“去，不去她在心里不会骂我白脸狼？”我说：“人在人情在，下了台还要别人真心记着自己，那不现实，我退休了我不敢抱这个幻想。”她说：“你不去反正我是要去的，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人的事，我听沈姨怨几句也是应该的，我就打算受一点委屈。”她这一说倒鼓起了我的勇气，我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反正也不会把我的帽子摘掉，怕什么。
春节那天我和董柳带一波去了。董柳要买古汉养生精，又要买红桃K。我说：“人家学中医的，你买点水果还实在些。”就买了一箱进口苹果，把别人送的好酒提了两瓶。去之前我给卞翔打了个电话，问问马厅长近来的情况，知道他最近不怎么上班，呆在家里。这加重了我的思想负担，马厅长情绪消沉，我就是罪魁祸首了。
沈姨开了门似乎吃了一惊，说：“池……池厅长来了。”我拱手说：“还是叫我大为。我今年拜年这是第一家，我也只拜这一家。”马厅长坐在那里淡淡地说：“像我们还有什么好拜的？”董柳马上说：“今天是我们全家来拜年，过两天他们厅里还要来的。”一波拜了年就去找渺渺讨论下期考初中的事去了。马厅长说：“听说池厅长你的工作搞得不错，哈哈。”这话真不好听，可我得听着。董柳说：“他那一点东西都是马厅长调教出来的。”马厅长说：“我那样教了谁吗？”沈姨碰一碰马厅长，说：“老马在家里窝久了，脾气也变坏一点了。”马厅长说：“我变了吗？我天天在写东西，这半年多我清闲了，不操那些闲心了，一本书也快写完了。要是我这么多年都不操那份闲心，我十本书都写出来了。”我说：“谁不知道马厅长是全才？左右开弓，行政科研都是一把好手！”马厅长说：“你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哈哈！”他这一说，我像被剥开了一样，心里真有些不好意思。马厅长说：“我们这些人都被历史淘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大江就这么东去。”我想着今天真来得窝囊，听了这么一串不阳不阴的话。马厅长说：“我闲着无事，胡乱诌了一个对子，哈哈哈！”说着一指墙上。我抬头望去，写的是：
老矣衰矣可以休矣烟云淡矣天下小矣其乐也融融矣
悠哉游哉岂不快哉冷暖知哉岁月逝哉又岂有惶惶哉
我晃着头念了出来，又念了一遍，心想，牢骚不小！嘿，嘿。我说：“对得工，对得工，字也成了体，谁知道马厅长还有这么一手。”心想着他再不阴不阳地说话，我也来几句不阴不阳地顶一顶，别搞错了，今天已不是当年了。马厅长说：“小池啊，听说你这一段狠狠地烧了几把火？”我说：“我还敢放火，那不是烧自己吗？事情它自己燃起来了，还有人闹着要干这个事干那个事讨说法呢，我其实是个消防队员，嘿嘿。”他笑了说：“干得不错，不错，烧三把火也是应该的。谁不想烧几把火？不冲天烧几把，谁知道有新人来了？哈哈哈，哈！”我说：“事情倒也做了几件，最重要的是把那些想搞秋后算帐的人平下去了。我也不能把他们铐起来，不给点甜的怎么行？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是不是？嘿嘿，嘿嘿。”沈姨抓了机会插进来说：“过年不谈工作。你家一波今年也进初中吧，大为？”我感激地望她一眼，马厅长正用文火慢慢烤我，我虽然用不着怕，但总不舒服。这时渺渺跑过来笑嘻嘻说：“一波哥哥他乱唱歌，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翻跟头。”董柳说：“他一张嘴从小就不安份。”又说：“看着渺渺一年年快长成大姑娘了。”渺渺脸一红，跑开去了。我说：“沈姨，厅里本来规定了厅级干部退休按离休待遇，群众要上告，我们就只好改了。我们有个内部掌握的条例，只有马厅长一个人还是按老政策办，医疗费百分之百报销，我跟计财处打了招呼，沈姨您就别跟其它人去说了。”马厅长说：“为我一个人定这么一条政策，我不要，不要！”沈姨用力扯了他一下，他就不做声了。我说：“我今天先透个信，过几天我们来拜年，丘立原会正式通知的。”沈姨说：“谢谢，谢谢。”她毕竟明白事情就是事情，今天争口硬气说不要，那以后想要也没法转弯了。现得才是赢家，她明白这个道理。
任志强带了董卉来拜年，问我安泰药业的情况。据我的经验，对方如果老是跟你谈一个话题，那这种兴趣后面一定有着利益的背景。我想着他是想在我这里摸摸底，搞点内部消息，然后去买这只股票。我说：“上市都两年多了，也没有起色。具体的事都是***在管。可股民有意见都冲着我来。中成药竞争太激烈，汇仁肾宝花上亿元做广告，我们也做不起。”他说起去年炒股亏了十多万，垂头丧气的样子。董卉说：“姐夫你有什么消息透点给他，他炒股就好像有鬼跟在后面，还是个倒霉鬼，抛一只涨一只，买一只套一只。”我说：“别的我不知道，安泰药业你暂时别买，不值。”任志强说：“董事长都说不值，那我就把这个念头放下了。什么时候有重组之类的消息，一定要透给我，让我也翻一翻老本，我不会外传的。”我说：“你以为这个董事长好当？每年开股东大会，我在台上就是批判对象，**时批那些牛鬼蛇神是什么滋味，我都领教了。”快到中午的时候，任志强的手机响了，接了电话他说：“有个朋友请我吃饭，姐夫也去吧？”我马上说：“要是每个人请我都去，我起码要劈成八块才够。”那些年谁请我吃饭，我都有受宠若惊之感，人家能记起我！可现在我可是吃得疲倦了，没有精神应酬。我说：“到宾馆去吃海鲜，我还不如在家里吃点妈炒的酸菜呢。”他说：“随随便便一张脸，我怎么敢拉姐夫去？姐夫是谁？是李智打来的电话。”李智我知道，是全市有名的私企老板，在开发软件。我说：“你什么时候跟李智混熟了，伴着他可以发点财。”他说：“姐夫就给我一点面子去了吧，我已经答应了他。”他说着露乞求的表情，这让我体会到了那种精神优势。与人交往时的这种优势感，这实在是太珍贵了，哪怕是亲戚吧，我也不可能凭白无故地赢得这种感觉。想当年无论谁请我吃饭我都心存感激，可今天不是那么个人我根本就不会去，这中间的距离，就是人生的滋味所在啊。如果我再上一层楼，谁跟我吃过饭说过话有过交往，都可以成为他一生中引为骄傲的资本和谈资，逢人遍告，那滋味就更滋味了。这进步的魅力实在不可抗拒，人越进步越有价值！真到那一天，以前我心存敬畏的人物，要见我一面恐怕都难了。到那时我珍惜身份，也不会随便跟谁见一面的。
任志强见我不表态，陪笑着说：“姐夫，就给我这点面子吧，我已经拍过胸脯了，怎么下台？真叫我把头扎到尿桶里？”我对李智也有点好奇心，心里打算去了，口里说：“李智他是什么人物，动不动就要请我？”他马上说：“是我答应的，我以前吹过牛皮，说我们挂着亲，他今天提到了，我就一口应了，怕他笑我呢，姐夫也不至于让我吃别人的笑吧？”我说：“到外面去吃海鲜还不如在家里吃碗剁辣椒饭。”他一听马上说：“董卉你在家里陪着姐姐妈妈，我陪姐夫去应酬一下。”
任志强开着车，出了大院说：“到阿波罗宾馆去。”又说：“今天保证不让你吃什么海鲜，俗！我们吃点山上的东西。”我想一想说：“停车，停车。”他说：“几分钟就到了。”我说：“你不停车我下了车就自己打的回去了。”他只好找地方停了车，我说：“李智他找我到底有什么事？”他说：“没什么事，偶然提到，我就应了。”我右手一个指头凌空圈一圈说：“我到底也是念了几句书的人，你们有什么事就直说，还绕来绕去？”他们今天是划了个圈套等着我，第一步就是要把我弄到酒桌边去。任志强打电话没提阿波罗宾馆，他出了门就往阿波罗跑，这不是安排好的？我也不说出他的破绽在哪里，只说：“你不把事情告诉我，我就走回去了。”他急了说：“真的没有事，就是偶然提起来的。”我说：“那你说我病了，到省里拜年去了。”说着把车门推开。他一把抓住我说：“姐夫，李智找你是有点事，求我都求好几次了，我牛皮吹出去了，又抹不下面子，就答应了。”我说：“说事情。”他说：“事的确有点事，什么事他也没说。”我说：“那我还是下车。”推开车门出去。他从另一边跳出来，追上来拉住我说：“事的确有点事，大概是关于安泰药业的，再怎么我就不知道了，把我砍了我也不知道了。”我犹豫一下说：“你就说我到省里拜年去了，我真的要去走走，过了这几天再去，别人就会有想法了，你把他排在什么位置？这是敏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他跺脚说：“那我就为难了，人家菜都订好了。”又说：“李智也就是个李智，他也不能把谁吞了吧，你怕什么。”我一听来了精神，说：“你也不用激将我，怕我是不怕的，我怕什么？他还想打我的主意不成，把我拉下水不成？我要下水早就下水了，还等今天？”我又走到车旁，任志强替我开了门，双手虚托在我的身后，等我坐好了，才关了车门，把车开走。
快到阿波罗宾馆，任志强打了手机叫李智在门口等。下了车李智从台阶上跑下来，女秘书在后面跟着。李智跟我握手，我故意漫不经心，手掌刚碰到就松开了。李智本来用了很大的力，也只好松开，脸上平静如水说：“今天能请到池厅长，这是给了我一个这么大的面子。”说着双手比划了一下。我说：“你李智李老板看人还看少了吗？上次电视里还看到文副省长视察你们惠利软件呢。”
进了阿波罗宾馆，里面确实气派。大厅有三四层楼高，四面墙都有浮雕，迎面是古代人物孔子屈原李白等，左边是埃及金字塔和古希腊帕提农神庙，右边是傣族泼水节。一盏大吊灯有十多米长，成倒圆锥形垂了下来。李智介绍说：“这是亚洲最大的吊灯，二百多万。”我说：“请客到这里来干什么，屁股一落坐，几百块就去了。”任志强说：“别的地方请池厅长也不方便。”女秘书说：“这是我们李总比了好几家才选定的。”我说：“当年讲讲排场还有点意思，现在讲它也就那么回事了。”其实到哪里我都无所谓，路边小店也行，但必须是我提出来的，只要是对方提出来，那必须有相当的档次。李智说：“池厅长见多了，他什么没见过？”我说：“那我们到一家老百姓的餐馆去？”任志强说：“姐夫你不用怕把李老板吃穷了，他剥削了劳动人民那么多钱，出几滴血也是应该的。”到了餐厅迎宾小姐屈了腿说：“先生好，小姐好！”声音夜莺似的清脆。到包厢入了座，我说：“李总有什么见教，我这么听着。”李智说：“在池厅长面前，谁敢说见教二字？”任志强说：“先喝酒，喝酒。”一拍手服务小姐就拿菜谱来了。李智说：“菜谱上的菜我们都不点。”任志强说：“吃点山上的东西。”就问有猴子，穿山甲没有。我马上说：“那些东西你们下次来吃，我也管不着，今天我在这里不能点。”任志强说：“姐夫为人谨慎，保护动物不碰，谨慎！”李智说：“池厅长有慈爱之心，不忍杀生。”李智说出来的话就是比任志强的好听。我点了菠菜汤，酸菜肉泥和乡里腊肉三样，说：“别的我就不吃了，胃吃伤了，得休息一下。”心想，即使我真不吃，好菜也得点出来，放在桌上做个样子。李智果然是明白人，还是点了佛跳墙等几个高档菜。他又要点茅台酒，我说：“李老板等会还有话说，白酒就不喝了吧。”就要了一瓶王朝葡萄酒。举起酒杯，秘书小姐和任志强竭力营造气氛，好像是老朋友十年相逢。但我不冷不热地，跟那种气氛保持一点距离，心里想着酒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能让人进入虚幻的境界，怪不得有人说酒文化呢。
喝了会酒我说：“李老板不是有点事情要说说？”任志强对秘书小姐说：“他们谈工作了，我们先走一步吧。”两人就去了。我对李智点点头，他说：“听说池厅长的公子非常聪明，快读中学了吧？”我知道他在切入话题，但不知为什么要从这个方面切入，就说：“咱们直奔主题，好不好？毕竟我们都是有一定层次的人了。”我没直接说只有小人物才绕来绕去呢，可他还是明白了这层意思，有点惭愧地笑了一笑。有了心理优势就够了，我也笑了一笑，让他下台。他说：“池厅长快人快语，好！”然后说：“池厅长想不想有不大不小的一笔收入？”我心中跳了一下，嘿嘿一笑说：“要说收入，我当然不能跟李老板你比，不过吃饭还是够了。”他说：“现在谁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英国去深造？家长有责任准备不大不小一笔钱呢。”我打手势说：“你那个不大不小是多少呢？”他举起三根指头。我不知他是说多少，三万呢，还是三十万？我想他不至于对我把三万块钱也说成一笔钱吧，就说：“三十万？我要弄钱，几个三十万我也弄了，我不是标榜自己清廉。”他说：“池厅长面前三十万我敢说是一笔钱吗？三百万。”我轻笑一声说：“现在几十万就能判死刑，你留着我这条命吧。”他说：“池厅长这么谨慎小心的人，我敢叫您冒一丁点风险？有风险我就不开口了。”我说：“没有风险可拿三百万，你李老板是慈善家？”我摇摇头，“我不信。”他说：“赚小钱的人冒风险，赚大钱的人是没有风险的。傻瓜才拿命去搏钱呢。”
他说了自己的设想。他的想法是由惠利软件入主安泰药业，使安泰药业经重组变成一家高科技的上市公司，最后改名为惠利软件。安泰药业股票现在的市价是六元左右，他在消息公布之前悄悄吸纳安泰药业的股票，把筹码吸够了，然后逐步公布消息，大幅拉升，最终的目标是四十元以上，跟托普软件等几家搞软件的上市公司价位相近。利润就从这巨大的差价中来。
我听了后心中直跳，这可是几亿元的赌博啊！我不动声色说：“安泰药业是我一手搞出来的，就像我儿子一样，有困难那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翻身的。你说我舍得把自己的儿子卖掉吗？”他不慌不忙说：“搞中成药的上市公司，哪一家不是在亏损边缘挣扎？要那么容易翻身，别人早就翻了。你说是自己的儿子吧，我也特别特别能理解，可是您想过没有，您今天是董事长，再过几个月到七月一日证券法就要实施了，您当厅长是国家公务员，按证券法是不能兼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到时候一个小股东写一封信，您就有麻烦了。”他在引诱我，又在威胁，可他说的又句句实在。我说：“到时候你去开个户买五手安泰药业，然后以股东的名义把我告到证监会去。”他立即拱手说：“我李智决不会做这样的事，但总会有人做吧？没人写信，证券法它还是法律。”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到过，既然无人提出就拖下来了。我说：“就不能让我辞掉厅长一心一意去盘好安泰药业？”他瞧瞧我说：“那不可能吧，不可能，厅长毕竟是厅长啊！”
他有备而来，把我都分析透了。我要为儿子着想，我不愿犯法，我不能继续兼任安泰药业的董事长，这些他都想到了。他见我不做声，说：“我们替您到证券公司存入一百万，用谁的名义您去考虑。到时候这一百万就是四五百万了，您把股票抛了，一百万还给我，您想想您做了违法的事吗？规定厅级干部不能炒股，没人规定他的岳母娘也不能炒吧？”我说：“李老板你的算盘拨得太精了。也许我得了几百万，你是多少？到时候惠利软件成了上市公司，全国都知道了，这广告效应的价值又是多少？我成了百万富翁，你成了亿万富翁！”他笑了说：“到时候拉升是我的事，还要成本的。这不是你赚我的钱，也不是我赚你的钱，而是我们合起来赚别人的钱，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再说，”他顿了一顿，“我最多就是多等几个月，到时候新的领导还是会跟我们打交通的。”他在威胁我，可话说得实在，我在位子上最多只有半年了。对他的提议我还真不能一口回绝，就说：“再过几天你给我打电话。”
回家后我没有把事情告诉董柳。送一波去美国读大学已经成了她的既定目标，有机会弄一笔钱，她是不会放过的。我犹豫着，但似乎也没有特别多的犹豫的理由。我需要钱，我不必冒违法的风险，我在董事长这个位子上坐不久了。我没有想到灰色地带宽阔到这种程度，简直是一望无际。坐在这个位子上，对人的考验实在是太残酷了。只需动一个念头就可以得到上百万几百万的钱，而要求一个人心如止水，这可能吗？人毕竟不是神啊！如果我下决心做这件事，没有人能够阻挡我，我可以不动声色地安排一切。这使我深切感到，这个位子不是为凡人而是为圣人安排的，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凡人，永远不可能，决不可能。这几年的几次拒贿，我为自己虚构了一种人性的神话，我是刀枪不入的。可现在能在灰色地带就有所收获，大收获，我为什么要拒绝？又有谁在灰色地带摔了跤呢？没有。我明白了自己，钱，我还是爱的，只是不愿冒犯法的风险罢了。我是人，我不是神，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我不必为一个神话把自己禁锢起来。我感到身体中有一个无法准确指出的部位在源源地释放能量，推动着自己向前走去，我已经不由自主。这样我更理解了人，理解了世界，也理解了历史的可能性。这个世界是有极限的，人性的极限就是世界的极限，只有天生的幻想家仍然抱有幻想。人们不能去追求那些不可能的可能性，特别是不能把这种渺茫的可能性制度化。人永远是凡人，世界永远是世界，在人间不可能建立天国。我们在人性的神话中构筑了社会，要求人们掌握着资源分配却绝对公正，这是天国而不是人间的逻辑。让充满欲望和偏见的人坐在像我这样的位子上，这不能不是一种危险。大人物也是人，是人就无法从一个预设的逻辑起点比如为人民服务出发。如果有这样一个起点，那只能是人本身。我们不能欺骗自己，虽然这种欺骗是那样的魅力无穷。一个社会执著地追求不可能的可能性，就培养出一批双面人，而把无法实现的目标当作目标，就放逐了起码的公正。高调人性论的破产是必然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性的神话破产的历史；虽然它充满诱惑，有时比真实更加真实，在历史中却仍然是一种虚构。凡人就是凡人，处在圣人的位子他是凡人，经过了神话的包装仍然是凡人。那些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人也许没有特别充分的理由激愤，他自己也是凡人，只是他不幸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上罢了。我是凡人，也是一个人性神话破产的范例。一时的崇高感神圣感毕竟禁不起日久天长的浸润。但我还是要维持这样一个神话，我的角色决定了我只能如此。有些话我会放在心中反复地想，却永远不会说出来。当年想说的时候不能说，现在能说了，又不想说了。人们不应该向上帝挑战，不能试图去改变上帝设置的先天程序。人就是有自我偏见，就是要从自己的情感特别是利益出发去判断事物，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起点。也许有几个圣者可能超越，但不可能有几万个，更不可能有几亿个。几个人不能作为口实，更不能作为依据，否则就很虚渺。要克服偏见就是克服人性，但人性却是生生不息的，因而历史也是循环往复的。历史是技术无限进步和人性无限循环的历史。挑战的冲动是一个本质的方向性错误，因而无法弥补无法纠正。我们只能在低调人性论的基础上，对世界抱着有限的希望。
两天后我把事情告诉了董柳，她听了很兴奋，也有点紧张，毕竟刺激是太强烈了。她说：“这样的机会一辈子也就能碰到那么一次。”我说：“太便宜李智那小子了，他这么一弄可能要搞几千万到荷包里。”董柳说：“你要怎么样都随你，反正我一波留学的钱你要准备好。连丁小槐都说要送强强去美国读大学，我一波比强强差还是他爸爸比强强爸爸差？”我说：“安泰药业是我一手搞起来的，就像我第二个儿子，被李智那小子夺了权去了，我心里不服气。”董柳说：“这个儿子不争气，你老抱着他干什么？”我说：“我们是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上市的，上市时又没有圈进来一笔钱，拿什么去争气？我们每股还有一分钱两分钱的利润，有的公司上市圈了几亿，两年就化成了水，成了亏损股，那些董事长讲起话来还雄纠纠吃了伟哥似的。”董柳说：“安泰药业落到别人手中去，那是早晚的事，在你手中不落，在别人手中也保不住。你的董事长还有半年，到时候李智就不找你谈了。嘴边的东西你不吃，但你保不住别人也不吃。”董柳的话撞在我的心上。安泰药业的经营难有起色，又丧失了配股的资格，被重组是早晚的事，重组过程中也必然有一些要被掩盖着的秘密。事情与其让别人来做，还不如在我手中就做了。我不再犹豫，抓起电话就拨了李智的手机号码。当那边“喂”的一声，我又把话筒放了。我怎么能主动找他？那样我就失身份了，没了主动权。刚放下话筒李智的电话来了，约我出去谈谈。他没提到刚才那个电话，提到了我也不会承认。但我想他凭直觉可能猜到了一点什么，这让我感到了屈辱。
第二次见面李智把操作的详细计划讲了，我想来想去，简直就是天衣无缝。他准备从银行贷款八千万吸纳安泰药业，股价拉上去以后公布重组的消息，趁利好把股票抛掉。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在一夜之间如此暴富，却又合理合法。当然这是黑幕，但却是合法的。他当时就要在董柳的股票帐户上存入一百万，我说：“这个不急。”他很急这一点，只要钱存进去了，我就没有退路了。但我还得好好想一想，看能不能把我这边的事做得天衣无缝。我说：“这件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任志强也不能知道。”他说：“他想促成这件事，自己也在中间做点老鼠仓。”我说：“我们以后不能这样见面了，被别人看到了也是个缝隙，要谈什么到没人的地方去谈。你打电话给我，我打电话给你，都到公用电话去打，将来电信局也查不到什么，那才让人安心。”这次见面他对我仍是恭恭敬敬，但我想着他心里一定在笑。
我把事情仔细想了一遍，唯一的漏洞就是那一百万。万一事情穿了泡，有人要调查那一百万从哪里来的，我怎么说？我想宁可不发那么大的财，也不用李智的钱，自己有多少就做多少算了。董柳有四十多万，从里面打个滚出来，也该有两百万了，够了。人不能太贪啊，把事情做过了头是要付出代价的。人的肠子即使长到了几十公尺也不能长到几百公尺啊。我要董柳回老家去，把她父亲的身份证拿来，春节后一开市就去开户，存钱，买股票。
想好后我去中医研究院到***家。一进门我说：“来拜个晚年！”他有点惊慌失措，说：“来了？来了。池厅长来了！来了来了！”坐下闲谈一会，我说：“公司去年业绩怎么样？过两个月股东大会，我们俩就要上考场了。”他惶恐地说：“现在还在审计呢。今年加强了监管，会计事务所也不敢掺水了，恐怕难保不亏那么一点点。”我说：“公司的事全靠你，我只是挂个董事长的名。”我说着连连叹气，“股东骂我们都骂几年了，有什么办法没有？”他也连连叹声说：“池厅长，你知道的，我们上市也没圈进来一笔钱，赤手空拳拿什么发展？”我阴了脸沉默着，一只手在桌子上一下一下拍着，像陷入了沉思。拍了几十下，***脸上的汗都淌下来了。把气氛渲染够了，我说：“也的确是难啊，股东要骂几句，那也是应该的，他买了我们的股票，还不是想发点小财？公司上不去，他没有脾气？”***说：“今年，今年，今年一定……”我说：“有什么实在的措施没有？”他不做声，我说：“也不怪谁，的确也是难。我们的东西是好东西，可没有上亿元来做广告，别人就是不认你。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见把***的信心打下去了，我就不再说什么。
在四月初的股东大会上，全省各地来的散户股民有八十多个，还有七八个是从外省赶来的。董事经理们坐在台上就好像坐在审判席上，台下的小股东大喊大叫，会场闹成了一锅粥。上台发言的散户好像是土改中的农民控诉地主，一个个声泪俱下。一个老太太摇摇晃晃走到台上，瘪着嘴把自己持有安泰药业的细帐算了一遍，一边抹着泪，最后举起胳膊喊着：“改组董事会，撤换总经理！”下面的人举起双手跟着喊。***沉着脸坐在那里，大家对他的报告都不满意，觉得没有切实的措施。我看着这群激愤的人，想着你们把股票捏紧，再过两个月你们就要发财了。看着这场面我也感到，安泰药业也实在是难以为继了，在我手中不重组，别人手中也会被重组了去。开完股东大会的当天，我到公共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
过了两天***打电话给我，说有重要事情汇报，就来了。一见面他说：“有这么一件事，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把李智找他的事说了。我说：“李智是个体老板，还想吞掉我们？不行！那不是蛇吞象吗？”他也说：“不行！”他还想保住总经理这个位子。我站起来，把手背在后面，来回走了几步，坐下，又站起来，来回走几步，反复几次。***双眼追随着我，头来回摆头，哀声叹气。最后我停了下来，说：“还有什么办法让公司起死回生没有？没有办法，股民怒火冲天，我也不想坐这个位子了，你这个总经理也危险。”他说：“那……？”我说：“我们先不作结论，明天把李智请来，我们听他讲讲，听听也掉不了你我三斤肉。”我叫***把李智今天找他的事通知各位董事，请他们明天到公司开碰头会。我说：“你一定要说清楚李智找你是今天，今天，他们得到信息是非常及时的。”
过了几天李智带着自己的会计师，法律顾问等人来了，几个人讲了三个小时。他要入主安泰药业，这是前提，其它的什么都可以谈，几位董事的位子也可以保住。李智去后我们十几个董事监事激烈争辩，几个人指名道姓指责***经营不力，导致公司落到被吞并的地步。没人敢说我，但我坐在那里也不好受，我是董事长，而***当总经理也是我钦点的。从五点争到八点，打电话叫人送了盒饭来，吃了饭又继续开会。整间房子被烟气笼罩着，人的脸在灯光下都看不真切。到十点钟，墙上的挂钟“咚咚”响了十下，突然，大家都安静了，一齐望着我。我缓缓说：“公司是大家一齐努力搞起来的，争取上市难于上青天，也被我们做到了，到今天要被重组，我心情也很沉重。但谁有办法让公司起死回生没有？没有办法，重组也是一种选择。”我望着那几个反对的人，他们都避开我的目光。我说：“今天谈到这里，大家回去想想，下个星期再谈。”
我知道股票就要涨了，我的事早已做完，连李智也不知我到底做了什么。李智的事我想也做得差不多了，他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叫董柳打个电话给任志强，叫他明天一早就去股市抢点筹码。董柳把话筒递给我说：“他要找你。”任志强说：“姐夫，是不是李智那里有了什么消息？”我说：“他是你的朋友，你不知道？”他说：“市场这么低迷，我怕又给套住了，我的胆都搞虚了。这只股票最近逆市还涨了两块钱，我是不是又追高了？”我说：“电话是我叫董柳给你打的。”他说一声“好”，就把电话挂了。第二天上午安泰药业还没什么动静，我知道这是风暴到来之前的宁静，大笔的钱都围绕它在运转，我想象到了无穷无尽的百元大钞排着队向前冲去。到了下午，我下班回去打开电视机，知道安泰药业涨停了。董柳兴奋地说：“你的财产今天升值了四五万呢。”我说：“李智升了四五百万都没你兴奋，没见过钱的人就是这样眼皮浅。”安泰药业连涨几天，停住了。我知道它在等我，等进一步的消息，事情进一步，它就会往上窜一截。我又召开了第二次董事会，这一次就没人再反对重组了。我明白他们都上了这条船，没有退路。至此，事情已经无法逆转。
到五月十日，就是美国的导弹攻击我驻南联盟使馆的第二天，股市突然跳空下挫，安泰药业也大幅掉头往下，形成了一个“导弹缺口”。董柳说：“是不是抛了算了，已经赚了几十万了，保住胜利果实。”我说：“这是李智在洗盘，重组的消息不公开，安泰的行情就不会到头。哪天到头，由我说了算。”几个董事纷纷打电话来问我重组的进展，我知道他们跟着董柳抱着一样的想法，却装作不懂，说：“事情还在进行吧，你们知道多少，我也知道多少。”到了五月下旬，大市扭头向上，安泰药业更是势不可挡，连拉涨停。又过了一个月，股价已经到了四十多块，李智不停地催我公布消息。我知道股份已到最高峰，他要借利好派发了。他获利实在是太大了，不但吞了安泰药业，还用银行的钱发了一笔横财，比起来我只是在尾巴尖上咬了小小的一口。
事后董柳告诉我，这一次赚进了一百多万，近两百万。她说：“我们是从鱼头吃到鱼尾，把行情做足了。”又叹息本钱太小，不然可赚上个几百万，我没有告诉她李智要借给我一百万的事，只是心里也有点后悔，借了现在还回去，神也不知鬼也不觉，有什么风险？这两百万赚得天衣无缝，即使反贪局的人也不能挑出我的毛病。这是位子的魅力，它在市场中找到了表演的舞台，找到了结合点，天衣地缝。想起刘跃进告诉过我，他们学校的党委书记，竟为基建中的五万块钱回扣丢了官又吃了官司，真的是太傻了也太缺乏想象力了。当时胡一兵说：“像这样的大傻是应该清除出去，以保持腐败队伍的纯洁性。”现在想来，这真是一句荒诞的妙语。
银河证券第一年的租金，我拿去还了银行的贷款。后来大家都有意见，为什么不拿来发奖金？事后我心里也有点后悔，前任落下的亏空，我着那个急干什么？上了台也得拿钱买个好口碑才是。第二年的钱拿到手，我跟冯丘几位商量了，决定拿五百万出来发奖金。消息传出去，厅里都轰动了，都说好，好，好！算下来，平均每人有一万多呢。奖金到年终再发，可得先订出一个方案。厅里召集中层干部开了个会，讨论分配方案，大家的一致意见，就是不能搞平均主义。这与我原来的想法不同，我的想法是差距拉小一点，不要让群众拿了奖金还骂人。可会上的意见一边倒，我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显得孤立了。丘立原说：“什么叫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观念更新，抛弃平均主义。中央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厅里怎么体现？当然我们富也富不到哪里去，可日子还是要过吧。现在上面反腐倡廉抓得紧，以前各处室还能搞点小动作，现在也不敢了，不然过了线，自己都还不知道怎么就犯了法呢。怎么办？大家也只有靠厅里。当然另外有办法的人是例外。”他眼睛不朝我这边看，可我还是强烈地感到了他在暗示什么。在那一瞬间就下了决心，早晚得把这个异己分子弄走，甚至弄下来，把自己的人培养起来。冯其乐说：“我们应该用政策来体现贡献的大小，拟一个文件先发下去，把标准定下来，不搞暗箱操作。”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导向渐渐明了，倒使我觉得自己原来构想是不对的。说到底是政策要向职位倾斜。话可以有很多说法，但不论怎么说，都必须围绕着这个结论来说，结论是既定的，理由可以慢慢找，几条理由总是找得到的。我要到部里出差几天，就指定办公室黄主任去草拟这个文件。等我出差回来，黄松林马上拿了草案向我汇报。他把厅里的四百来人分成了九个等级，第一等就是我一个人，五万，冯丘几位是二等，四万一，丁小槐他们是三万，而普通干部是四千五，工人则只有二千八。他说：“这个方案是广泛征求了意见的。”我说：“二千四千的人你征求了没有？他们占了百分之八九十呢。”他说：“他们，他们，……要按他们的意见，人人都是一万三最好，那不是平均主义吗？”又说：“我是比照了隔壁化工厅的分配方案，又向冯副厅长汇报了，才这么定的。”黄松林去了我把这份名单反复看了，觉得他还是动了脑筋的。毕竟我还要靠丁小槐他们做事，不把他们安顿下来，工作就无法开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哪怕我真有办法换一批人上来吧，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知道那些拿二千四千的人白兴奋了一场。他们会骂人，会感到心寒，会骂我是强盗，撕下脸皮来抢钱了。但也只能如此，要骂在心里骂几句也是应该的，只要当着我的面乖乖地笑着就行了。我还真能去追求人格形象追求口服心服？坐在这个位子上，我的第一任务就是按照实力把各种利害关系摆平，摆平了才能运作下去，我才能坐得住。所以公正并不是我的目标，自从我放弃了重建崇高的努力，放弃了对自己的神话造型之后，就更不是我的目标了。有人要在心里慷慨激昂，骂我是强盗，那也只好由他去。他们不在这个位子上，不知我的难处啊！
晚上我还是到冯其乐家去了，提出把上面的人压下来几千块，把下面的人提上来一千块。我说：“新班子成立才一年多，让别人在心里嘀咕，也许还骂几句，也没什么意思。”他说：“化工厅按这个比例贯彻下去了，风平浪静。”我说：“跳我想没有人敢跳出来，只是不太好。”他说：“每人加一千，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每人减几千，那个影响就大了。我们也应该给办事的人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要逼他们去犯错误，中国文化还有个养廉的传统呢。养廉养廉，廉是养出来的。”我叹一口气，知道结论是铁定的，围绕这个结论可以有很多论证，反正是这些人自己在论证。好处到了手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那七八条理由也是捏出来的。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大会小会上形成一种氛围，让所有人的思维进入已经设计好了的轨道，平均主义要不得！拒绝进入了不要紧，有了氛围就不会有人有足够的勇气跳出来了。毕竟大多数人是从众的，只有那样他们才会有安全感，而众人的心理，那样一种气氛，要靠舆论来引导。宣传工作非常重要！人到了一定份上，想法就不同了，他认为什么东西自己都应该拿最好的，而且得到最多。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我也没有办法改变大家的想法。这时电视正在放一个关于“三讲”的节目，是山东某县的县长在讲话，说要把群众同意不同意，满意不满意，乐意不乐意当作标准。我指了电视说：“老冯你也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他哼哼几声说：“我倒要去看看，那里就不是中国？每人一万三，就同意了，满意了，也乐意了，可能吗？有了一些人的不满意，才会有另一些人的满意。天下就没有人人都满意的事。”这倒也是真的。要在份上的人不为自己谋点什么，那不可能，于是要群众口服心服，那也不可能。我不能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首先得让那些重要人物同意了满意了乐意了才行。我要靠他们做事，口说无凭，非多喂几口不可，我只能如此，道理讲到天上去，也只能如此。
在最后的定稿会上，我坚持把自己的标准降到第二等。大家都不同意，丘立原说：“池厅长咱们实事求是，你该得的，理直气壮！”这话从他口里出来，我感到不是什么好话，是要在火上烤我啊！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唯一的目标，他们都滑脱了。为了几千块钱，我值得？丁小槐也站起来慷慨陈辞：“池厅长该不该拿一等？该！这不是位子决定的，而是贡献决定的。”我心里想，又添一把火来烤。最后我说：“大家为我好，就不要为一个人设一个等级了，不要让群众说我们因人设政。”话说到这个份上，就没人再坚持了。尽管因人设政已经成为了一条游戏规则，但我决不能当这个出头鸟，让人家的枪来打。
文件发了下去，我知道很多人会感到心寒，议论纷纷甚至群情激愤，把什么难听的话都讲了出来。我想到了尹玉娥在中医学会一手叉腰一手指指点点跳脚骂人的神态。她不会点名，但在骂谁是很清楚的！“让他们买了好东西吃了拉痢疾，吃不了再带到棺材里去！”反正我听不见，也就算了，神仙也没有办法叫所有的人都口服心服。
九月份那几幢宿舍楼快盖好了，基建处拟了一个选房的方案。这件事我没有管，是冯其乐管的，方案出来后交给我签字。我看了这个方案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让在台上的几位领导排在前面。有两条是特地为我设计的，正厅级比副厅级高五分，博士毕业的加五分。以前排队选房，厅级不分正副，这次加上了。厅里还有两个处长在读在职博士，但没毕业。我心里排了一下队，按这个方案，我可以排在第一位，虽然我的工龄没有别人长。冯其乐煞费苦心，但这太明显了，要别人说话的。董柳看了这个方案说：“反正又不是你定的，你谦虚干什么？你是厅长，当仁不让！”的确不是我定的方案，但别人早就为我精心算计过了。在这个份上的人，是无须自己过问的，说法就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在身后跑。我说：“我说不是我定的，老百姓也不是大傻。”她说：“反正我就是看中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朝西当西晒，高了难爬楼，低了光线不好。”我说：“好事情都被你想到了，别人脖子上顶着的不是个脑袋，倒是只南瓜？”她说：“我去看那套房子都看出感情来了，别的我培养不出感情。”跟她说不通，我就不说了。有了这么好的房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当西晒又算什么？多爬一层楼，或光线差点又算什么？人不能把好事都想绝啊！第二天我跟冯其乐说了，要他把那两条划了。他试探说：“那，那……”我说：“我不敢太过，太过会转到反面去的。”他说：“那我再仔细算一下，至少保证厅里几个人不顶天立地吧。”
名单出来了，《群众卫生报》的老戴排在了第一。他原是省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到厅里来当主编有好几年了。我排在第五，我觉得这种安排很好，老戴不是什么官，排了第一，别人要说什么也说不出口了。当天晚上老戴的妻子到我家来，一进门就说：“池厅长还住这样的房子，全省的厅长没有几个！”这话说得不伦不类，我不是马上就要搬了吗？人家都是在显微镜下看我的好，发现那么一点点就大惊小怪地嚷。她又说：“老戴在家里说新班子好，池厅长好，不然他哪能排得上，还别说排在前面了。”我说：“老戴是主任医师，本就相当厅级，工龄又长。他不排前面谁排前面？厅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材，也不是挂在口里说的。”她说：“感谢领导，感谢领导！有了这个面子，我家老戴没分到都没有意见，本来他就没作打算的。”她又跟董柳在一边嘀嘀咕咕好一会，去了。
选房那天我没到场，是董柳去的。回来她告诉我，还是选到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我简直不相信，问老戴选的是哪一套？她说是二楼西头。我忽然醒悟了，还有另一只手在安排。我说：“那天你跟老戴夫人都说了什么？她让了你，还让了厅里几个人，连厅里几个人都让了你，有什么意思！”董柳说：“人家不选我有什么办法？人家主动提出来，我也没说我一定要哪一套。她问我哪一套最好，我总可以说吧。”我说：“这是一场戏，你就是导演。”她几乎要哭了说：“我没导，我也没演，我说自己最喜欢哪一套那也是实事求是，我不会撒谎，我还没学会，要我说违心的话我也说不出！党不是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吗？”
在深秋时分我搬进了新居，房子的装修和布置都是董柳去弄的，我基本没管。房子里全部铺的吉象牌地板，家具也全部换过了，电视机换成了日本松下牌的家庭影院。据董柳说，总共花了近二十万块钱，光地板的材料就去了三万多，如果是别人，还要多花几万块钱。有谁在其中帮了忙，我也懒得问了，但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人就会冒出来，求你办件什么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则，只是我不必用自己的东西作为回报罢了。搬家那天是星期六，来了好几个人帮董柳安排。到下午人都去了，房子里变得非常安静。窗外的阳光明晃晃照着，似乎是一个初春的日子。房前的树枝光秃秃伸向天空，一丝暖风吹了进来。我忽然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安静不真实，房子不真实，连我自己也不真实。一时间我觉得自己飘在虚幻之中，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一切都与十四年前我来到这个大院时设想的不同，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了，但可能的事情都没有成为可能。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我得重新认识自己，这并不容易。八年前我刚进入圈子的时候，我给自己带上了面具，那时我对自己说，我不过是为了上去做点事而不得不如此罢了，那时我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的好处送到眼前来。戴了面具的我不是真实的我，真实的我是大山深处三山坳村的一个平民，是揣着几块钱去搞乡村调查的那个学生。可自己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虚假与真实竟换了位置，真真假假混沌一片也分不清了。坐在厅长的位子上我没了面具感，反而是到湖区去慰问灾民时就像戴了面具。说到底人不是一个神话，说到底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这天下班的时候，在办公楼前我看见了小蔡，他站在公布栏前，眼皮往上挑了一下。我知道他可能有什么事要找我，我现在对人的动作神态的观察可以说是出神入化了。我正与冯其乐说着话，小蔡没有过来，我想他是想找我单独谈。果然晚上八点多钟小蔡打了电话来，说有事情找我汇报。我想，哪怕是汇报吧，也不能说想汇报就汇报的，时间得由我来定。我说：“今天晚了，明天上午你到办公室来找我。”他连声说好。话说完了我故意拿着话筒不放，他那边也不敢先放下。持续了有十几秒钟，他在那边怯怯地说：“还有什么指示吗，池厅长？”我不回答就把话筒放下了。哪怕是打个电话吧，也得把层次体现出来，这些形式我不得不讲。
第二天上午总有人找我，快下班的时候小蔡才来了。我猜想他在门口已经观察了多少次，这才找到机会。我没叫他坐，他就站在那里，说：“有些情况想向池厅长汇报一下。”我点点头，他朝门口望了望，门是虚掩着的。我说：“没关系，说吧。”他说：“有人对厅里的领导心怀不满。”这个我心里明白，也不算什么新情况，要是他以为自己汇报了这些就是有功之臣，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凭空来事，我不会认帐。他见我没有特别的兴趣，试探着说：“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说：“来都来了，说。”他站在那里有点犹豫，显然我的平静出乎他的意料。我就是要别人无法准确把握我的情绪，自己心里想什么，都被别人洞若观火，那还得了？他说：“昨天下午政治学习，您知道，我们退休办跟办公室是在一个组的。会上就有人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他停住了，等我问是谁，讲了什么话。我偏不问，我不能被他牵着走，他只好说：“龚正开他说，中国人等清官等了几千年，也被误了几千年，这种清官意识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对的，中国几千年才出了一个包公，等不到怎么办？他居然在会上这样说，暗示太明显了。”我说：“你觉得他在暗示谁呢？”他头上的汗都出来了，抬了手用衣袖擦了一下，说：“这……这非常明显，特别明显，极为明显。”我说：“你坐下说，坐下说。”指了指沙发。他说：“站着也挺好的。”可还是退了一步坐下了，说：“他说清官意识实际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让老百姓沉浸在一种幻想当中，因此是绝对权力的道德护身符。他是在说谁呢？非常明显。”我说：“龚正开他说我没有？”他说：“那他倒不敢，但是，非常明显，当时有人在议论奖金的事，还有人说厅里的改革打了雷就不下雨了，他说了这个话。非常明显。”我说：“厅里有厅里的难处，大家不太理解，心里有点牢骚，我们也是想得到的。有牢骚就发一发吧，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我这一说，他很意外地望着我，嘴唇微微颤抖，终于说：“那，那他也不能在会上说，我气愤就气愤在这里。”他这话倒讲到点子上了。有人会骂人，这是早就料到了的，可在会上说还提到理论高度，带有全盘否定的意味，这就是个问题了。我鼓励地点点头，小蔡马上就兴奋起来：“这种明目张胆损害领导威信的行为，我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容忍了他，明天后天就会愈演愈烈！那叫领导以后怎么工作？”这话说到我的心坎上了，他们都在动脑筋啊！我说：“黄主任当时说什么了？”他说：“黄主任拿张报纸把自己遮住了，后来就走了。”我说：“好，你去吧，你对厅里工作还是很关心的。”他走到门边，犹豫了一下，又走上来说：“他在会后还说了一句话。”又望着我。我说：“说吧。”他吞吞吐吐好一会，我鼓励地点点头，他说：“龚正开他说，一切新例都是老例，对任何人都不能抱有幻想。我觉得这话，非常明显。”我笑了点点头说：“去吧。”他转过身来点点头，把门慢慢拉开，斜着头看了一看，一溜烟去了。
他去了我想，小龚倒还是一个有头脑有想法的人，不傻。倒退十年我倒愿跟他交个朋友。可现在是现在，我坐在这个位子上，就由不得我不坐在这个位子上考虑问题。有想法可不是什么好事！有想法也得给我把嘴闭紧了，装个哑巴。还在会上说，那还了得！还有没有规矩？没有规矩哪来的方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的错！我倒想原谅他算了，他并不坏，还可以说是好人。可原谅了他这就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不行！这时我感到了自己的情感本能的判断和从这个位子作出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前者须服从后者。人们常说某某人一上去就变了，他坐在那个位子上，不变行吗？卫生厅是我的领地，在我的领地上我得说话算数，还容得别人来多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碰到黄主任就问到那天开会的情况，他惶恐地说：“我开始在看报纸，也没听清是谁在说什么，后来就上厕所去了。小龚他是说了几句不应该说的话。”我说：“有人在会上说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你应该站出来顶回去，形成健康的氛围，引导舆论的方向。在卫生厅工作，时刻都要记得自己的职责，要讲政治、改革开放更要讲政治。还要讲正气，这里容不得歪风邪气。那些人我不得不提醒他们，他要想一想自己不好好工作，分流下岗了他到哪里去，他还能做什么？这个问题，下次开大会我要重点讲，刹一刹厅里的歪风邪气。你不要因为自己多拿了点奖金就好像欠了谁的，心软口软，腰杆子要挺起来。大家都挺起来，阴风就刮不起来。奖金是厅里的，不是他们的。”黄主任连连说：“只怪我没认真听，只怪我看报纸去了，只怪我正好又要去厕所了。下次，下次。”这样我在心里决定了要调动龚正开的工作，这样的人不能在办公室。我绝对不能让下面的人感到自己是有一定的主动性有一定的权利的，哪怕是议论的权利也不行，不然很多事我就没法做了。要求对话的渠道？笑话！一对话那几十个问题都要提出来讨论，那怎么可能？有了你的就没了我的，这个话怎么对？还政于民？笑话笑话！早些年我对这种状况不满，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有道理，越想越有道理。你图嘴巴痛快？让你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这样想了我犹豫了一下，这个决定违背了我的本性，我池大为不是这样的人。可马上我又对这种犹豫产生了犹豫，我要这么心软，以后谁会怕我？威信一倒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龚正开必须受到警告，付出代价，这才符合我真正的本性。这样想着我深感历史并不荒谬。有些人一生潦倒是必然的，他们只能如此，哪怕他们是人杰是圣者，也不能逃脱这种命运。历史并不荒谬，甚至荒谬其实并不荒谬，认为历史荒谬是浅薄的。事情只能如此。
这天晚上正好胡一兵来了，我就把小龚的事给他讲了。我说：“我这个人可能不是当官的材料，明明知道该下手的时候，就是下不了手。”他说：“想不到你手下还有几个明白人。要是我我就要把他提拔上来，算个人才！他看事情真看到点子上去了，比有些名人还清醒。我前几天看了《生与死的选择》那部电影，反腐败的杰作，报纸上炒得火红我就去看了。我看了叹了三口气，一叹黎市长没有舍家舍己的勇气怎么办？二叹省委汪书记也参与了腐败怎么办？看了的感想是反腐败全凭人性的伟大，可伟大不起来怎么办？于是又叹了第三口气。整部电影就在宣扬清官意识，观念太陈旧了，都什么年代了？还抱着这一套不放手！这是教育我们老百姓呢，还是愚弄我们老百姓？弄出几个榜样让你们这些人去学，也给老百姓一点安慰，这不是笑话吗？作者是个名人，还比不上你的小龚呢。”我说：“这么说起来那我还得提拔他？提拔了别人也学了起来，我就被动了。”他笑了说：“这样的明白人多了几个，并不是你厅长之福。这个小伙子是不错的，但事情要看站在什么角度去看。”我点头说：“好，好。”
这样我指示人事处把龚正开调到中医学会去，让他去跟尹玉娥作个伴。他想不到的事还多呢。既然他说了不要抱任何幻想的话，那就让事情应验了他自己的话吧。说心里话我并没有低看了他，但正因为如此，我得给他一个警示，也给别人一个警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作为池大为我愿意跟他交个朋友，作为池厅长我得让他摔一跤，不是我想要他难堪，而是我不得不让他难堪，我只能如此。我甚至希望他能理解我的难处，池厅长不是池大为，我是一个角色，只能如此。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一个问题，我实在是没有必要把它当作一个问题犹豫徘徊，让自己为难。也许有一天，我要用他，但先得熬一熬他的性子，少年气盛，不知道事情不得不那么冷漠残酷，不是谁想宽容就可以宽容的，熬几年就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了，信口开河可不是喝蛋汤！
又过了一个月，我把小蔡调到了厅办公室。我并不欣赏他，更不相信他拿着四千二的那个等级会口服心服，以至别人发牢骚了他还要来汇报。这不是君子做的事情。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讲道义讲原则，小人则只讲功利。若有朝一日我倒台了，小蔡他的脸比谁都翻得快，尽管他今天捧我捧得比谁都恭顺细致。翻脸和恭奉其实都是出于同一原因。这样的人，我得警惕。但我还是决定给他一点鼓励，他是个明白人，我身边需要几个明白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一个问题。这些事情单纯地看没有道理，但放到结构中看就有道理了，没有道理就是其中的道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和胡一兵还有刘跃进开了车回家乡去。我坐在胡一兵的车上，大徐开了我的车跟在后面。快到丘山县的时候，胡一兵说：“是不是叫庞县长开车过来迎我们一下？”我说：“算了，摆什么摆？我还没有精力来对付他们。”入了县境刘跃进说：“前面就是下元村了，我们当年还在那里搞过调查的，是不是拐过去看一下？”就拐上了乡村公路。开了一段路刘跃进叫道：“停车”。胡一兵就把车停了。刘跃进指着远处一棵树说：“那年我们还在那棵苦楝树下烧野兔吃。”我们走了过去，刘跃进踢着一片杂草说：“就是这里。”我过去把草翻了一下，一点痕迹也没有。胡一兵围着苦楝树找了一圈说：“当年我把树皮削掉一块刻上了名字，找不到了。刘跃进你记错了地方没有？”我帮着去找，在手伸不到的地方有一块树皮光滑一些，我仔细看了，隐约还可看出“胡一兵”三个字。我说：“你看那是不是？二十多年了，你还低着头找！”胡一兵踮了脚摸着那一块树皮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也许有一天我死了，我的名字还活在这棵树上，永垂不朽。”进了下元村，老百姓的房子比当年好些了，别的也没什么变化。很多小孩子围过来看，我们没下车，转了一圈就走了。
晚上我们去看班主任岳老师，他退休在家很多年了。岳老师又老又病，从床上爬起来。抓住我们的手就不肯放了。胡一兵说：“学校里怎么还让你住这么老式的房子，我明天跟庞县长说一声，叫他给侯校长打个招呼！”岳老师说：“要见上帝的人了，一切都无所谓了。死去原知万事空，你们没到我这一天，体会不到啊！我一辈子没有什么能说上口的事，有一点骄傲的本钱就是有你们这些争气的学生，天下支柱，国家栋梁！当了教授了，厅长了，知名企业家了。有学生如此，我一辈子清贫也值了，天下支柱，国家栋梁！”岳老师的激动让人惭愧，他以为我们还认那个真呢。想认真也没法认真！谁认真谁走投无路寸步难行一生潦倒一败涂地，我也不是没认过真的人啊。送我们出来的时候，岳老师流了泪，我心里也只想哭。
回到宾馆，省卫视频道正在播放“惠利之夜”的文艺晚会，李智正在描绘惠利集团的美好未来。而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卫视台的常青藤杜芸。从全国赶来的明星们一个个在台上出现，有模有样。李智这么有模有样，杜芸也这么有模有样，而岳老师却如此潦倒，我心中被堵着了似地难受。又看到文副省长也出席了晚会，心里就更不舒服了。胡一兵说：“明年最迟后年，看哥们我的吧，哥们我也会来这么一手呢，不就是几个钱吗？”
晚上我们挤在一间房中，躺下熄了灯说话，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以前。我们说到班上的同学，有人仍在大山深处当一个艰苦度日的农民，说到当年半夜口渴却停了水，几个人到井边把吊桶摇上来喝水，又说到那年搞农村调查的事情，说到青春的信念，这信念曾像日出东方一样坚定。突然，都沉默了。我们今日的成功超出了当年的想象，可真诚和信念却只存在于回忆之中。只要将目光转向现实，思维就本能地驶向另一条轨道。在那里才有成功，而成功就是一切，别的说什么都变得意义暧昧，成为多余。在世纪末的人生之旅中，我们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样的境地，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安排，而个人不过是被生存的本能推着走罢了。这是宿命，宿命，无需讨论，无可选择，也无法改变。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根基，成为了悬浮一族。我们在随波逐流之中变成了新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三不朽”的使命意识，没有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没有流芳千古的虚妄幻想。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因而也不再向自己虚构神圣预设终极，不再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们是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我们以前辈的方式说话，但本质上却没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对世界我们什么都不是，对自己就是一切，我们被这种残酷的真实击败了，从内部被击败了。我们没有力量面对那些严峻的话题，关于身份，关于灵魂，于是怯懦而虚伪地设想那些问题并不存在，生存才是唯一的真实。我们曾经拥有终极，而终级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之源突然中断，梦想成为梦想，我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了永远的精神流浪者。天下千秋已经渺远，自己这一辈子却如此真实。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能以自己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对我们而言，这个事实只能接受，而无须讨论也无法抗拒。
第二天中午请老师们聚餐之后，胡一兵刘跃进分别回家。我开了车，回山里去。县卫生局常局长一定要陪我去，我要他陪家人迎接新的千年，他怎么也不肯。把车停在乡政府，常局长陪我上山，熊乡长也跟上了。
听说我回到三山坳，全村人都出来了，都挤在秦四毛家门口。我是村里出的一个人物，是他们的骄傲。我在村里走了一圈，没有很大的变化，山还是山，树还是树，房子也还是那样简陋。若不是人的兴衰，时间就像没有从这里经过。秦三爹死了，马七爹也死了，我八八年跟董柳来的那一次他们还在。当年住的那间土坯小屋已经不在了，那里生长着一片小白菜。回到秦四毛家门口，我把准备好的信封拿出来，四十七个，每家一个，里面是两百块钱，我能为他们做的也只有这么一点点。马二虎我给了他四千块钱，当年父亲入土，用的是他家的寿材。这样做了我心里还有点不安，他们太穷了。我临时决定支助村里那九个在读中学的孩子，每人每年七百块钱。
我要到父亲坟上去，都要跟去，我没有答应，就一个人上路了。七里山地，我走在大山的怀抱之中，很多年没有享受过这种宁静了。大山让人感到生活在它的怀抱之中是多么幸福，明知这是一种幻觉，我仍在幻觉中沉醉。
远远地看到父亲的坟，锥形的坟头已经扁平，被枯草覆盖。我心中忽然有一种怯意，不敢这么走过去，似乎活着的父亲在那里等待了很多年。上坟也需要勇气，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踏着枯草慢慢走过去，在坟前站住了。在这里，一个叫池永昶的人，我的父亲，已经沉睡了二十多年。他曾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姿态路经世界，然后，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消逝了。今天，我站在这里，在风中，在夕阳下，与父亲的灵魂对话。在这一刻，我不能相信那样一种冷峻的唯物主义，我强烈地感到了灵魂存在，生死相通。风在我的肩上，风中弥漫着枯草的气息，那样一种裹着干涩微香的熟悉气息。当年，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息之中，父亲无数次地逃避着我对父爱的观察。我只能用心去感受他的目光，而装着毫无察觉。一旦四目相对，他就会把头扭向别处。二十多年过去了，记忆依然清晰，这是从不与人交流也无法交流的记忆。
夕阳的殷红像是从它后面流出来的，有着透明的感觉和立体的意味。它在群山之巅一动不动，沉静地注目人间。那边是它，这边是我，我们面对面相望，像有着一场无声的对话。站在这里，我相信世界上还有着一种不可描述的声音，不可解释的力量，那是超越经验的价值之源。夕阳的下面是一线红云，非常平整地舒展开去，像一只巨大的盘子，托住了那一轮金球。忽然，似乎有一只巨掌在下面猛地一拉，夕阳震动了一下，有一半就沉到云彩之中去了。剩下的那个半圆，光芒就强烈了起来，一线一线地喷射着，把山峰切割成一阴一阳的两个部分，群山之巅被染成了金色。终于，无可抗拒地，那金球全部沉到红云之中去了，云彩在瞬间变成了金色，中间的一块亮得透明，好像马上就会燃烧起来。透明的亮点在剧烈地沸腾，往两边伸延开去，刹那间，那一线云都翻滚起来，似乎要把群山，把我也裹了进去。夕阳在云层中挣扎着，把金色的云撕开了几个小孔，把这个千年最后的光射了出来。在云彩的下面，露出了一线弧形的轮廓，渐渐地生成一个半圆，往群山之中坠落，最后，在山峰之间剩下出一个金色的小块，一注阳光正对着我射过来，我似乎可能在这束光的牵引之下，腾空而起，融到夕阳之中去。这时，树丛中飞起了无数的小鸟，喳喳地叫着，争先恐后地朝着那一注光飞了过去，刹时融到光芒之中去了。紧接着，那一注光也消失了。山峰之上晚霞连成一片，使人感到了浪漫的神秘。然后，我还没来得及感觉，暮色四合，苍茫中大山隐去了黛绿，只剩下沉寂的轮廓。在无边的沉寂之中，一种声音在萌发着，聚汇着，由朦胧而清晰，缓慢而坚定地浮了上来。
父亲，现在是我，你的儿子，站在这里。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唯一能够理解你的人。虽然我并没有以你的方式面对世界。你相信人性的善良，相信时间的公正，把信念和原则置于生命之上。你对世界的理解有着浪漫的崇高，而没有现实的庸人气息。我理解你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姿态，那样从容不迫地走了牺牲的道路，甚至不去细想这种牺牲的意义。在你看来，原则是不能够经过精心计算的，你是大智若愚。在没有天然尺度的世界上，信念就是最后的尺度，你无怨无悔。而我，你的儿子，却在大势所趋别无选择的口实之中，随波逐流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那里有鲜花，有掌声，有虚拟的尊严和真实的利益。于是我失去了信念，放弃了坚守，成为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我的心中也有隐痛，用洒脱掩饰起来的隐痛，无法与别人交流的隐痛，这是一个时代的苦闷。请原谅我没有力量拒绝，儿子是俗骨凡胎，也不可能以下地狱的决心去追求那些被时间规定了不可能的东西。父亲，我理解你，你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我已经感到生疏，现在又强烈地感到了它的存在。可不知你是不是也能理解另外一种真实？父亲，现在是我，你的儿子，站在这里。
我感到了眼角有些涩，眨一眨眼才知道自己刚才流了泪，在风中已经干了。我心中发痛，鼻子酸酸的，泪水又要冲出来。我紧闭双眼，咬着嘴唇，忍了下去。我在坟前跪下，从皮包中抽出硬皮书夹，慢慢打开，把《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轻轻地放在泥土上。十年来，我只看过两次，我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打开它去审视自己的灵魂。我掏出打火机，打燃，犹豫着，火光照着书的封面，也灼痛了我的手指。我拇指一松，火熄灭了。下面有人在喊我：“池厅长——，池厅长——”声音从黑暗中飘来，越来越近。我没有回答，再次打燃了火，把父亲的肖像从书中抽出来，把火凑近了，鼓起勇气看了看，像是一个活人在对面凝视着我。我像被那种目光击中了似的，身子往旁边一闪，浑身发疟疾似地抖了起来，上牙敲着下牙。我左手把书拿起来，纸已经脆了，一碰就掉了一块。我把火凑上去，书被点燃了。火花跳动着，热气冲到我脸上，在黑暗的包围之中闪着最后的光。我死死地盯着那一点亮色，像要把它雕刻在大脑最深处的褶皱之中，那里是一片无边的黑暗，一点亮色在黑暗中跳动。“池厅长——，池厅长——”声音越来越近。我双手撑着泥土站了起来，在直起身子的那一瞬，我看见深蓝的天幕上布满了星星，泛着小小的红色、黄色、紫色，一颗颗被冻住了似的，一动不动。我呆住了。我仰望星空，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暖流从心间流过，我无法给出一种准确的描述。我缓缓地把双手伸了上去，尽量地升上去，一动不动。风呜呜地从我的肩上吹过，掠过我从过去吹向未来，在风的上面，群星闪烁，深不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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