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8章 朱树人那么高的智商，怎么可能满足于“摊丁入亩”

最新网址：        面对张煌言的无计可施，朱树人却是一脸地胸有成竹，他前世就是出自知名智库，对历史上的财税改革可行性有很深的见解。

        他不会简单的抄后人的答案，也不会盲目觉得越晚的手段就是越好的——这里面也得兼顾可行性和技术基础设施，有些后世的计税方式，如果需要的硬件要求太高，那也绝对不能往大明生搬硬套。

        所以他在环视了一圈全场其他阁臣后，才稳重地宣布了自己的具体执行措施：

        “孤岂不知要从生产环节征收工商税，绝对比从交易运输环节征收厘金，更困难得多？所以，原本我大明按织机数量界定生产规模、从而征收丝绢税的做法，当然要沿用。

        但这还远远不够，更要以此为基础，推陈出新，举一反三，才能尽量涵盖新生的产业，兼顾公平。”

        朱树人几句定调子的话，立刻就把张煌言史可法的兴趣都激发了起来，他们真心很好奇，朱树人能怎么干。

        朱树人继续说道：“孤以为，可以把如今的丁税，或者说人头税取消，然后重新制定。未来农民就不用缴纳人头税了，种地的百姓已经缴纳过田赋粮米，或者是赋粮的折色，再让他们按人头纳税，对于赤贫不太公平。

        只缴田赋的话，田多者多缴，田少者少缴，无田者不缴，也不至于逼得百姓再出闯贼张逆之流。”

        朱树人这番话，如果是后世之人开了天眼来看，肯定会误以为他是要搞“摊丁入亩”，但史可法和张煌言都不是穿越者，所以倒是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

        但他们也立刻意识到，这个办法对于社会的公平是有好处的，可以防止田少无田之人还被严重盘剥。

        只是凭白废除了一项税基非常广大的税种，对大明的财政肯定是有严重影响的。他们却没看出来这样做的增收点在哪儿，能撬动其他什么东西。

        而事实上，朱树人这种做法，当然跟很多穿越抄的“摊丁入亩”还是有重大不同的——他前世也看过不少，知道写摊丁入亩是让读者理解成本最低的做法，不用多解释就能让人产生“这么改了之后国家就牛逼了”的印象，至于具体怎么牛逼的，已经不重要了。

        可惜朱树人不是写，他要的是治国，所以他只是“废丁”而不“摊丁”，而且废的丁也不是全废，而是只废农业领域的“丁”。

        时代已经变了！如今的大明，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工业化努力，搞了将近二十年了，手工业的发展，远非历史上清朝可比。

        可以说，如今的大明手工业产值，虽然还达不到工业歌命的程度，但超越历史上清朝雍正年间，以及乾隆年间却是已经完全可以做到的了。

        大明的炼钢冶金，普遍接近了后世西方1750年代以后的水平，比历史同期领先了至少一百多年。化工水平更是逼近了西方十九世纪。

        而纺织业方面，虽然没有蒸汽机动力，可小宛纺纱机（珍妮机）、飞梭织布机都已经推广了整整二十四年。

        如今全大明所有的老式单轮纺车几乎都淘汰光了，除非是极个别边远贫穷山区或者蛮夷土司聚居之地，消息实在闭塞，无法与时俱进。

        纺织业的棉纱缫丝棉布绸缎产量，更是增长到了崇祯年间的三倍都不止，基本上是二十多年里，全国相关产量整个直接翻了两番。

        纺织品的成本和售价明显降低了一档，百姓穿衣也更加易得，对外海贸出口也开始变得强劲——历史上，清朝一直到鸦战之前几十年，对外出口的第一大宗还是茶叶，而非丝绸，这主要就是传统华夏纺织业生产方式效率过于低下，产能太少，所以产业规模上不去。

        当时西方都弄出飞梭织布机八十年了，华夏还在用窄幅手工织机织绸缎。相比之下茶叶的产能扩张只需要土地，不需要工业实力，以至于历史上清朝从雍乾嘉三朝，对外贸易增长始终集中在茶叶上。

        如今随着朱树人给大明百姓提前一百五十年纺织业变革，大明未来的丝绸之类出口，金额绝对可以超过茶叶。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证明一个问题——如今的大明，已经有了相当的工业化人口，估计全国上下，就算没有一千万，但几百万肯定是有的。

        非农业的生产人口，已经多到值得作为一个单独的税基人口门类，专门为之制定一套法则了。

        ……

        “所以，我的具体办法，就是将来要给人口定籍——不过不是太祖皇帝那种民户军户匠户的定级，太祖当年的定级是要求世世代代原则上尽量不改行的。

        而大明将来的定籍，是可以允许子孙改行的，甚至本人生前也可以给一次改行机会。改行也不会涉及是否能科举仕官、其他待遇，只是影响个人的缴税方式。

        如果是农籍，那就要登记造册有田，有了田就按田地面积缴纳赋粮，但不用缴丁税了。如果是工商籍，那就缴纳工商人头税，但是不必纳粮。

        以后粮全部从农籍人口那儿弄，钱全部从工商籍人口那儿弄，钱粮两条线从此分开，各尽其力。”

        朱树人洋洋洒洒，非常严谨的把他那个取消农业丁税、但并不算“摊丁入亩”的操作方法，描述了一遍。

        张煌言和史可法听后，都是颇感震惊，乍一听似乎非常简洁，如果能实施下去，绝对既能保障百姓的公平，不至于盘剥过重，还能保证朝廷用度——但总觉得还有很多漏洞，容易被人钻空子。

        王安石、张居正当年闹出来的弊端，他们也都是熟读史书的。尤其史可法上了年纪，晚年更加注重读史，对于历朝历代的经济教训，他研究了好多年。

        至于其他段位更低的听众，倒是还没资格反应那么快，他们还处在懵逼状态。

        史可法眉头紧锁思索了许久，咳嗽着说：

        “殿下的想法很好，足见惠民利国之心。老夫也知道，天下人人都可能有贪渎利己之心，唯独殿下搞赋税新政，绝不会有这方面的想法，不会是为了自己人敛财。

        可是自古，好心办坏事的人也不少。刚才片刻之间，老夫已经想到了几个问题：首先，若是给百姓定籍以纳税，是按照太祖时那样实际考核其营生，然后再定，还是任由其自行报籍？

        按殿下的说法，为了防止牢笼百姓，这籍还不是定死的，允许下一代子女自行择业，甚至本人也允许去官府择业换籍一次，那么多半就是自行上报的了？

        如此一来，新法初行之时，百姓或许还不明就里，不知农籍工籍究竟哪个实际税负更重，会按照自己的本业报籍。

        但假以时日，多年之后，随着工价粮价稳定，百姓心中也都有一杆秤，他们难道不会核算出，到底是工籍直接缴纳的税钱多，还是农籍每年上缴的粮食更值钱？

        而一旦百姓比价出贵贱，必然会出现‘所承担的税负实际值钱更多’的那种籍，人口大量流失，改为‘所承担的税负，实际值钱更少’的籍贯。

        比如若是粮食贵，所纳粮比所缴丁税高，则农籍纷纷转为工籍，哪怕事实上他们还是在种地，也会秋收后卖粮换钱、以钱缴纳工籍丁税。

        若是粮贱，则情况又会反之，工籍纷纷转为农籍，哪怕事实上还在务工之人，也会拿工钱买粮、冒充农人纳粮。

        何况朝廷所需钱、粮各有定数，无论钱多粮贵，还是缺钱粮贱，都会导致朝廷周转不开、军粮军需俸禄都有可能影响。难道最后，还要闹到太祖朝以实物发饷，或是张居正时强行折色么？”

        不要以为古人就不知道“价格双轨制”的套利空间，会带来多大的趋之若鹜和混乱。

        明朝人是经历过明朝初年的钱荒、不得不以实物发饷的。也见识过张居正一条鞭法时，因为必须缴纳白银，导致百姓卖粮换银，粮价因踩踏性出货而变贱。

        史可法非常清楚，只要允许人民套利，最后肯定是奸商和人民中相对奸猾脑子活的人得利，而反应迟钝的笨拙良民受害，久而久之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作为传统道德规制下的纯儒，史可法痛恨一切的金融炒作套利空间，觉得只要新法引入了这样的因素，哪怕可以化繁为简，也会引入新的弊端。

        不过，朱树人听了他的担忧，却没有不快，他反而觉得，大明还是有实干之才的。

        他欣慰地点点头：“史阁老所言，切中其弊，可谓一心为公，孤自会无则加勉，尔等以后若是具体施行，也要时时警惕。

        不错，只要有工农负担轻重之别、有套利的空间，百姓便不免会生出换籍减负之心。所以，孤此法已经定下了两个保险：

        第一，便是刚才就说过的，虽然允许换籍，但也不是想换就换，每个人一辈子最多只能换一次。若是朝三暮四之徒，自然会被国法惩治。”

        朱树人率先点出，他要搞的新法，虽然看起来跟后世的“自由择业”有点类似，但实际上还是有门槛的。后世劳动力市场你一辈子跳几次槽都行，而大明这边，只能改一次行（工人在不同雇主手下跳槽还是不受限制的，但身份切换转行只能有一次）。

        当然，别用后世的要求来要求他，他肯让百姓一辈子能跳一次槽，在横向看来已经是了不得的仁政了。要是放朱元璋手里，别说本人一辈子不能跳槽，子子孙孙改行都要受限。

        而且朱树人限制改籍，并不涉及对方具体从事的工作，如果改成农籍，以后不想种地了，觉得打工划算，也还是能打工的。

        只要打工赚了钱，回来买粮把农业粮赋交了就行，具体干什么国家是不管的，国家关心的只是赋税。

        史可法听了这一点，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确实有点没抓住重点，有这个后手，倒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确保稳定，抑制投机流动性。

        朱树人见史可法和大家都领会了其中妙处，又接着说：“而第二个保险，就是孤决定，在实行新法时，要严密核定丁税和田赋的数额，确保田赋的实际负担，是比丁税高的——

        诸公不要以为孤这是在盘剥农人、鼓励工人，这是有严密设计的。因为在新法之下，能被认定为农户的，必须名下有田。

        如果一户人家在官府黄册上没有登记拥有田土，便如此前的佃户、投献奴仆，那么即使他坚持要种地，在新法之下，他也无法登记为农籍。

        以后凡是雇农，都认定为工人，认定为帮地主打工种地之人，有永佃权的，也折算认定为‘拥有永久被地主雇佣种植特定土地的权力’。

        如此一来，农籍事实上相当于如今的地主、富农，至少也是有一定自有田地的中下自耕农，绝不可能是赤贫毫无立锥之地的贫雇佃农。

        而工籍，既包括了真正在城市内务工的工商业匠人，也包括了赤贫失地农民，这个人群比有地之人更弱，朝廷给他们减轻负担也是应该的。

        只要确保有地者税负更高、而有地者在卖地之前无法转为工籍套利，想套利换取税收优惠，就必须把自家多余的土地卖掉，那么就能让那些喜欢兼并土地之人，因为舍不得卖地而无法冒籍。”

        朱树人的新法，肯定是把农业税定得比工业税或者说丁税高的，但并不存在“欺压农民”，因为他这儿的农民，事实上是地主和自耕农。而“失地农民”，是算作工人的。

        这样把改行条件跟是否拥有土地挂钩，就大大限制了投机炒作，有些人倒是想去税负洼地，但他们舍不得卖地啊。

        这里面事实上有了相当的“摊丁入亩”性质，把田赋都压到有地的头上，但却看不到“摊丁”的动作，做得更为巧妙。

        史可法和张煌言思之再三，不由叹服，至少目前看来，别的弊端还不好说，但防止“百姓频繁换籍去套利税负洼地”这个口子，确实是堵住了。

        只是，此法想要施行，反抗肯定也是很明显的。以后有大量私有土地的人家，想要投资工商业，肯定会多出很多限制，

        按照朱树人这个分籍，你缴的是农业税，再去经营工商业，却不能如实缴纳工商税，那肯定是违法的，算偷税，会被朝廷彻查。

        所以，未来想当大地主，可能会当不了资本家，只能选一个。或者至少也要搞“分家代持”，比如那些巨富之家，分出一个分支专门为家族持有土地，另外一个分支专门经营工商。

        对于那些吃相难看，“既要又要还要”，什么都想投资什么机会都不想落下的全赛道稳健型选手，估计会怨恨朝廷。不过现在朝廷非常强力，揍趴了那么多外地，还有对刀把子的绝对掌控，估计他们也翻不起浪来。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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