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章 气运是天定的

　　到了如今这个时间点，还能在北京城里活下去的朝臣，当然都是比较会躲事避免担责任的。

　　否则但凡稍微有点担当，也都跟陈新甲一样被崇祯推出去斩首背锅了。

　　所以崇祯让他们拿主意对抗鼠疫，这些人也只会拿祖宗之法搪塞。

　　好在明朝的人也已经有点朴素的医学常识了，多多少少能认识到焚烧尸体对阻断瘟毒的帮助。最终“祖制”、“孝道”和抗毒三方权衡之下，拿出了一个和稀泥的方案：

　　对于无人收敛的尸体，可以由官府一股脑儿统统烧了。明确是死于鼠疫的，没有功名的普通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执行。

　　但是对于官绅人家，五城兵马司或者其他衙门也管不到那么多，没那个能量，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北京城里可是藏龙卧虎，还一堆达官显贵皇亲国戚，谁敢真的认真执法啊，差不多欺负欺负没背景的也就是了。

　　最后到了具体落实执行阶段，那些商人之家的鼠疫死者，也没有全部被火葬焚烧，

　　那些经手的兵丁军官甚至到了这一刻还没忘利用手中的权力多贪一点：如果有没背景的富户家死者，明明高度疑似鼠疫，但只要给足够的钱，就允许直接土葬，按照不是鼠疫而死上报。

　　而那些明明不是死于鼠疫的没背景家庭，相关执法将士也会上门讹一笔，要求给点钱才能当做不是鼠疫正常土葬，否则只要没钱就一律要烧。充分把普通愚昧民众因为封建迷信愚孝想要土葬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榨干。

　　崇祯倒是想对抗一下鼠疫，最后结果却是让北京城内愈发混乱，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只能说大明的统治高层统治模式已经朽烂到了骨子里，而潜规则也已经横行百年，任何权力一放，无论是往哪个方向改，都会被有司当成捞钱的工具，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人祸。

　　北京城内的混乱，就这样又持续了十几天，鼠疫反而越来越糟，达官贵人们也都有频频感染，守城将士们也成批丧失战斗力。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时间来到十月上旬将尽，京城的朝廷，再次被一连串的兵败消息所震，一夜数惊——太原和商丘失守、流贼杀出河南地界进入山东的消息，总算传到了京城。

　　崇祯乍一听到时，简直是又惊又怒：“刘泽清这个废物！他不是山东总兵么！流贼到了山东，他不去兖州抗敌，自己龟缩在济宁，居然还好意思向朝廷报急！

　　看看人家周遇吉怎么干的！好歹誓死不退死守宁武关！当初谁举荐刘泽清留任的！”

　　原来，崇祯之所以有此一怒，也是因为当初崇祯十十四年底、陈新甲接手兵部时，就对一批地方总兵进行过遴选，想沙汰一些不称职的武将。

　　这个山东刘泽清，当时有被陈新甲质疑过。

　　但没过几个月，赶上周延儒从常州老家被召回，再次担任吏部尚书、内阁首辅。

　　周延儒是走大运河一路收钱收过来的，路过山东临清时，他就收受了刘泽清四万两黄金，保他一直在山东镇守，也好继续卡着大运河，吃这沿途过往商旅的孝敬。

　　和平年代刘泽清这种非前线防区的总兵渎职也没什么，周延儒可以安心受他的黄金孝敬。谁知现在刘泽清终于第一次需要跟闯贼主力大规模正面战斗了，他却直接认怂放闯贼过境，把篓子捅大了。

　　而周延儒的一个心腹幕僚、文选司郎中吴昌时，此前原本就因为贪赃被下狱了，只是罪行没问清楚，还没处置。

　　这次刘泽清纵贼，让崇祯病笃乱投医，终于又有周延儒的政敌跳出来，说风闻刘泽清曾经送给周延儒黄金数万两以求保住职务。崇祯大怒之下，终于对周延儒失去了信任。

　　周延儒拼命自辩以求保命，崇祯才没有立刻拿他开刀，只是说给他一个机会将功赎罪，让周延儒和张国维立刻讨论一个方略，如何退敌。

　　张国维并没有罪过，他只是因为官居兵部尚书，这就是他的职责，当仁不让。被皇帝催逼后，张国维也只能是公事公办地想招：

　　“陛下，不如让驻扎常山的熊通立刻从南线增援周遇吉，让驻扎代地的白广恩、率部下高杰一并南下，从北线增援周遇吉，分闯贼兵势。

　　白广恩虽当初松锦之战有罪降职，可此后在晋北与贼厮杀多有苦劳，他麾下的高杰虽是闯贼麾下投降而来，但与闯贼有夺妻之恨，所以断不敢重新复降闯贼，让他们从北侧敌后迂回，也不虞被闯贼吞并。

　　至于山东刘泽清方向，可从亳州、凤阳调刘良佐北上，与刘泽清合兵一处拒战。最后，考虑到闯贼有穿过山东，威逼京畿之虞，可另调蓟门、密云等地的唐通、马科回援。若贼势进一步猖獗，可召山海关吴三桂、李辅明回援！”

　　张国维如数家珍，很快就报了至少六个总兵、两个副将的番号，可见大明哪怕到了这一刻，在北直隶境内乃至北直隶周边直接接壤的几个府内，还有至少七个总兵的番号战力。

　　这还没算京师三大营和其他一贯北京城里本地的驻军，要是这些部队真能齐装满员、士气高涨，哪怕李自成裹挟着超过四十万的乌合之众杀来，大明也不是不能抵抗。

　　可惜，这七总兵的番号，实际上能剩多少战兵人马，有多少人会为大明效死，已经很不乐观了。

　　崇祯焦躁地把张国维所说，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好容易缕顺了思路，这才追问：“朱树人呢！湖广军为何不见张卿调动？！”

　　张国维一愣：“陛下，远水不解近渴啊！湖广和川蜀的军队，当然也要调动，但眼下最急的堵口人马，还是北直隶周边各军。陛下同意了上述调度，臣自然会再去运筹更远的部队的调防。”

　　张国维说完后，周延儒也连忙想找个机会补救自己失去的信任，连忙帮崇祯出主意：

　　“陛下，调湖广与四川兵马的事儿，确实需要急办，但陛下却不能过于期待朱树人速速赶来——朝廷从郧阳直达汉中的道路至今没有彻底打通，天使如果指望这条路逆汉水而上传旨，说不定反而会被零散流贼所害，误了大事。

　　而走江陵、重庆入川传旨，哪怕再加急，至少半个多月可到。如今各部兵马开拔都不快，前番黄台吉入寇时，陛下招白广恩、唐通、吴三桂护卫京师，可那次他们多久才到？

　　朱树人十几天前才刚刚奏报，说他的兵马被曹变蛟的山西军传染了鼠疫，若是部队开拔前还要甄别、治病、重新整编，怕是更加旷日持久了。

　　所以，征调朱树人的旨意，可以尽快发出，但朝廷却不能只指望他，要靠其他兵马，至少拖住数月！”

　　崇祯一愣，这才想起，朱树人确实十几天前才刚刚送来奏章，说汉中驻军爆发了山西军带去的鼠疫。

　　朱树人写这道奏章时，李自成还没出河南呢，他当然不可能是别有用心，所以那就是四川官军恰巧在这个节骨眼上遇到事儿了。

　　大明的国运真是背点啊！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崇祯还能怎么办呢？只能是病笃乱投医，听信了张国维和周延儒的安排，让他们调遣各部抵抗。先把眼前的部队安排好了，再想办法把征调湖广、四川军队的旨意发下去。

　　……

　　崇祯征调周边各镇的旨意，是十月初十之后两三天内发出的，给朱树人的征调旨意，则是十月十五。

　　旨意在路上还需要时间，到了地方后，也要给部队留出时间调度、筹备、开拔。

　　所有军队中，反应最快的，是常山的熊通，他在十月下旬开拔，并且在七八天之内赶到了周遇吉的防区。

　　（注：历史上明军在山西战场上，于太原陷落前，就在平阳府跟闯军打了一阵子。如今因为蝴蝶效应，平阳不需要打，闯军一发难很快就到太原了，所以熊通、白广恩、高杰都没有参加平阳之战，现在才去增援。具体蝴蝶效应就不多展开了，毕竟跟主角无关）

　　然而，正如历史上熊通在平阳府战场上的不靠谱，如今换了地方，他的不靠谱并没有改变，跟周遇吉并肩作战后，不过七八日后，随着各方消息传来、军心越发不稳，

　　熊通部不少将士都听说，背后刘芳亮的顺军，也已经杀穿山东，进入北直隶，所以他们就算死守宁武关，也没多大希望了，反而有可能被闯军另一路人马包抄断了后路。

　　而刘泽清、刘良佐，压根儿就没有出力阻拦刘芳亮，山东那两个府基本上是被顺军跑马圈地通过的！

　　在这样的恶劣形势下，加上有更猪的猪队友衬托，熊通的防区终于率先被李自成不惜代价强攻突破，宁武官明军加起来一万多人，周遇吉的嫡系部队大部被歼灭，熊通部投降——

　　这也不能怪周遇吉不能打，因为原本历史上宁武关战役最多也就撑了十天左右。现在熊通的增援，只是比历史同期多撑了三五日。

　　只不过，李自成军在宁武关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直接战死和伤重不治者，竟就达到了两万多人，比历史同期还多些。也亏得李自成麾下人命不值钱，完全是堆人命往上填，挖墙炸墙、踏尸攻城，所有操作一起上，最后堆命堆下来。

　　十一月初六，李自成终于杀进了河北平原。

　　十一月十二，顺军东西两路在真定府会师。出兵时总兵力不到四十万，这几个月打下来，战死者起码超过了五六万，但总兵力反而多了，因为沿途裹挟的饥民流民壮丁更多。

　　周遇吉战死、熊通投降、刘泽清刘良佐只鼓噪呐喊实际上却不敢阻拦进攻流贼，连续几条噩耗传到北京，崇祯也是震惊莫名，完全想不通为什么才二十多天时间，形势能恶化得这么快。

　　他连忙招来张国维、周延儒问责，一通劈头盖脸的痛骂，还把周延儒那个有贪腐嫌疑的得力门生吴昌时斩首示众，又杀了一批其他有责任的官员，并且责成刑部好好查查周延儒和张国维的问题。

　　只是因为兵凶战危，这两个人也只能是戴着被查罪的嫌疑，一边办公处理军务，一边被调查，也算是局势为难至极时的奇葩景象了。

　　然而，调查工作甚至也没能持续半个月。

　　随着时间进入十一月下旬，顺军从真定府进一步杀到保定府境内，距离京城只剩最后一个府了。北路的白广恩、高杰牵制李自成不力，白广恩在又折损了数千嫡系部队后，居然也直接投降了——

　　张国维此前觉得，白广恩算是松锦大战八总兵之一，当初跟着洪承畴，洪承畴投了他都没投，应该够可靠。而高杰跟李自成夺妻之恨，肯定怕被杀不敢投。

　　最后竟是白广恩投了、高杰是真不敢投，一个副将单独拉出一直人马绕路远逃。

　　这次看走眼，成了崇祯对周延儒、张国维不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毕竟你们举荐的阻敌将领都投敌了，这摆明了是你们几个阁老识人不明嘛！

　　周延儒此前收受刘泽清四万两黄金的案子，虽然一直没抓到真凭实据，但到了这一刻，铁证也不重要了，直接新账旧账一起算。

　　崇祯直接认定，这些人就是收了武将的钱、欺君，才选这些人对敌。

　　崇祯把自己的意思送到刑部尚书徐石麒那儿，徐石麒都觉得这些定罪理由太匪夷所思了，上书辩解。最后崇祯却跟临死前失心疯一样，迁延了十几天，最后一窝把三个尚书都处置了：

　　刑部尚书徐石麒本身无罪，但因为“办事不利”，不肯帮皇帝给其他阁老、部堂定罪，直接罢官为民，责令回乡闲住。

　　兵部尚书张国维，坐“失察”之罪，调兵遣将所用非人，确实有罪，但实在没查出他有贪赃收受武将好处的问题，所以只是看人不准，

　　考虑到他此前在吴中治水之功（此为史实理由），加上他在南京当户部侍郎那几年，推动了厘金政策、对于促进南方各省自筹剿贼经费、平定南方有一定的功劳（此为蝴蝶效应额外带来的功劳）

　　崇祯最终定褫夺张国维兵部尚书职务，降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兼督办江南练兵催饷事宜。

　　崇祯之所以这么定，也是考虑到张国维在南京当过户部侍郎多年，怕如今形势已经如此危机，南方都有不太听从调遣的倾向了。要是杀了张国维，说不定南直隶和浙江的三饷就更收不上来了，收了也没人肯往北京运。

　　所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让他去当浙江巡抚收钱——虽然就算他去了，这银子崇祯有没有时间花，都不知道了。

　　最后的内阁首辅、吏部尚书周延儒，因为被查实收了刘泽清的几万两黄金（其实证据也不充分，但崇祯就是这么认定了），那他的问题肯定比张国维严重得多，赐他在狱中自裁。

　　周延儒被逼无奈，一直想拖延，最后崇祯派去监督的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让属下“帮助”周延儒“自缢”，其实就是直接绞死，对外谎称是自缢的。

　　三部尚书，一个自缢一个降职一个免职。

　　干完这一切，崇祯换上了三年半前跟朱树人同一届的那位状元、魏藻德，接替死去的周延儒的职务，为内阁首辅、吏部尚书。

　　一个才入仕三年半的新人，都能当首辅了，也算是大明朝升迁最火速的了。

　　魏藻德虽然明知道自己上来是背锅的，但内心却丝毫没有紧张，他甚至还有些开心：虽然崇祯的首辅已经不值钱了。可是到时候自己投降李自成，却能以“前朝内阁首辅”的身份去投降，还能领衔群臣投降，那含金量就不一样了啊！

　　李自成肯定会因此对自己这位文曲星，额外重视数倍的吧！如此一算，自己还是赚了呀！

　　除了魏藻德之外，因为兵部尚书的位置也需要换人，崇祯就换了一个叫张缙彦的接替张国维。

　　而张缙彦的态度倒是跟魏藻德差不多，都是打定了主意一上任就什么事儿都不干，什么决策都不做，这样就不会被杀了，能安安稳稳熬到崇祯先死。

　　而这一切人事调动工作完成时，时间也才不过是刚刚崇祯十六年的十二月中旬。

　　十二月初四，徐石麒免官回老家，十二月初六，周延儒自缢，十二月初八，张国维降职南下去当浙江巡抚。

　　张国维出京后仅仅三天，十二月十一，大顺军已经打穿整个保定府，又四天之后，陆续过了顺天府的涿县、房山、十五日抵达北京城外。

　　张国维算是运气好的，大顺军打到房山县那天，他已经赶到了天津卫，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时，他刚刚在大沽口坐船，上了一艘沈家日常经营南北货的黄海沙船。

　　那船原本是去苏州卖货的，但听了张国维自报身份，沈家的船长、掌柜们也都知道这位老尚书跟自家老爷的交情，就卖个人情，改道去杭州，送张国维直接上任浙江巡抚。

　　船长和掌柜没太大见识，听原张部堂、现张巡抚说闯贼都到了北京了，他们一边开船，一边也是忍不住问：

　　“抚台大人，既然闯贼这么张狂，您能跑出来，陛下为什么不暂避锋芒呢？”

　　张国维也是一阵无语，是啊，崇祯为什么要尝试守城北京呢？或许北京城坚固，真能守住几个月吧？

　　但他只能公事公办地回答：“国本岂可轻动！你们懂什么！本官不是逃跑！是被陛下贬官去当浙江巡抚！这是皇命在身！

　　北京坚固，陛下一定能激励士气，坚守到山海关吴将军，或者四川朱总督援军抵达的！”

　　——

　　（PS：历史上张国维也算是运气好的，他被崇祯贬去当浙江巡抚后，刚离京十天，北京就被闯军攻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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