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章 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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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大臣们猜测着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却也知道征倭一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唯独和之前不一样的地方,便是皇帝指定了三个人协助处理对倭征伐的种种机密事。
一个是假枢密使江辰,一个是曾经的户政府尚书、如今入天佑殿的卢挚垒,另一个便是刘钰。
这既在情理之中,又要意料之外。
当初军改逐渐拿走了兵政府的权责,就有人看出来皇帝要继续加强集权,尤其是对军权的控制。
这三人征倭期间,明显是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而非天佑殿那种有制度体系的秘书班子。
这三人各自有各自的官职和爵位,但是这一次对倭征战的协理,却又是个明显的临时机构,没有名分。
至于日后会不会彻底改变,形成专职军事的真正枢密院,甚至要对天佑殿进行改革,那就不得而知了。
刨除这三人的本职和名正言顺的体制内身份,这三人名义上是没有资格对下发号施令的。
最终不管是调兵、调粮、协调等等,还是需要天佑殿和六政府,皇帝作为其中的媒介,总领全局。
这样一来,反倒是叫不少人心中一松,这么看来,刘钰已经就是等江辰这一辈彻底退下之后的军方第一人了?
若真是这样,未必不是好事。
军改之后,军方第一人打仗的时候自是有用,可不打仗的时候朝中政事的发言权就小得多。
注定掌兵的人,皇帝应该不会让他参与太多政事。
也有人从今日的事上,猜测亦或者日后还会有什么制度性的变化,六政府、天佑殿、还有那个初建未成形的枢密院,将来到底要搞成什么样,现在朝中都有些看不太懂了。
唯独一点可以确定,刘钰并未失宠,海军的事,怕是另有内情于其中。
朝会散后,这三人第一次在禁城里的一处房间内会了个面,皇帝自也在。
这里距离天佑殿不远,屋子里也没有其余人,只有四个人,这毕竟不是个有编制的机构。
窗子上仍旧是窗纸,非是可以被外面看清楚的玻璃,屋子里摆着降暑的冰块,并无太监或者女官服侍。
刘钰心道这回既是名正言顺,又是名不正言不顺,自己说话就算好使,但按照规矩就是放屁,最后还得皇帝出面走正规程序。
自己此时真是连个秘书都不如,有编制的秘书是有一定权责的,现在自己最多算是皇帝的门客,或者无职能的郎官,可以直接和皇帝说话甚至决策,但没权……
剩下两人,不管是江辰还是卢挚垒,除了这屋,那都是有公章的,自己现在就有一个私戳。
屋子里的几人都熟,早在武德宫的时候就听过江辰的故事,之后一直在西北执掌大军。
原户政府尚书卢挚垒在朝中自是见过,但不熟,也不知道此人的性情,不过皇帝叫他参与此事的原因也能猜到,一是天佑殿成员,二是本为户政府尚书,户政府的一些情况也比较了解。
斗转星移,新人换旧人,此时的天佑殿成员早不是当初刘钰还是勋卫时候的老人了。
军改在制度上还未完全改完,江辰这个枢密使的职位很尴尬。
江辰倒不尴尬,但枢密使这个职位很尴尬,现在的权和威望是江辰的,枢密使到底是个啥,现在还没定下来。
以后到底归于哪、还是由皇帝牵头直管海军部陆军部把枢密院独立出来、亦或是定制枢密使入天佑殿卡一个名额,现在还不明确。
估计皇帝也是在尝试,尤其是想利用这一次对倭开战尝试一下将来到底怎么搞。
变革总需要尝试,但不管怎么尝试,抓住军权这一点,皇帝倒是想的清楚。
小圈子比之在外面要宽松的多,不需要始终跪着亦或者皇帝特许不跪才行,皇帝居中坐着,刘钰三人坐在矮墩上。
“此番征倭,大略已定。海权在我,处处可以登陆,刘爱卿先去倭国转了一圈,倭人分兵之势大致已成,我看这一战也没什么好说的,你说呢?”
刘钰这些年来满脑子都是征倭的事,这是大顺走出大海的第一步,也是确定东亚新型朝贡体系最重要的一步。
在大略上,他是把日本可能的动作都推演了一遍的。此时皇帝问起,他也不把话说的太满。
“臣以为,倭人的选择其实不多。”
“如果被臣逼得不得不分兵于各处,组织四五个分散各地的机动兵团,此战简单。只要陆军上岸,大势可定。”
“若是只管江户、九州岛,海军或是运兵于釜山寻机,或是在琉球逡巡,见缝插针,不消半年,其国必乱。”
“如今大军已集结威海,海军一部也已会和松花江之兵,不日将占虾夷。臣以为,如今大军不宜先动,而是下令海军先在釜山集结,以陆战队加上一部分陆军在那扎营。人数三千即可。”
“海军沿着倭国海岸线武装侦查,看看倭国到底是不是将兵力分散成数个机动兵团。若是,则海军主力返回,准备登陆作战。海军分出小半,携釜山之兵登陆袭扰,攻城拔寨。”
“以臣之估算,和之前海军参谋们的计算,此番军费也就在二百万两以内,必可使倭国臣服。”
“倭人幕府,必先防内而后战外,久战对倭国不利。”
报出了一个叫在场三人都惊讶的“二百万两军费”之后,三人顿时一惊。
“两百万两?”
虽知道此战应该不会比征准噶尔花的多,但要说只花两百万两,着实不敢相信。
“两百万两。最多上浮不过几十万两顶天了。”
趁着众人惊诧不信的机会,他又重复了一遍。
只不过刘钰这也算是打了个埋伏,玩了个障眼法。
之前海军造舰、兴建海军的钱,不算。
军改、新军训练、换装的钱不算。
后勤运输用将来的贸易垄断权外包给了贸易公司,这也不算。
开战期间的军队正常军饷,也不算,反正不打仗也得花钱养兵。
这么一说,给出的这个两百万的数额,听起来就叫人震惊了。
两百万两,看似挺多,可对于大顺这样的体量而言,其实干不成什么事。
虽然也知道日本不是太强,但有前朝在朝鲜作战的经验,总觉得这最起码也得是个高句丽水准的大国。
二百万两把这么一个水准的大国打趴下,听起来就像是儿戏。
二百万两能干啥?
原来的户政府尚书卢挚垒对数字相当敏感,经历过当年征伐准噶尔的战争,当日可真算是花钱如流水,二百万两放在当年的西北,也就是听个响。
要不是刘钰当年兵出阿尔泰山,借大策零敦多布的诱敌深入之计,将计就计,一举击溃了准部主力,征准一战的钱,还得照着当年的一倍去花。
当然,事后这钱也没省下来。一番军改、造舰,把省下来的那点又都花进去了。
他觉得刘钰是不是算错了?
皇帝也是被这个数目搞得有些震惊,细细追问,虽心里信任刘钰,却也不敢相信会报这么个数。
可听刘钰详细一说,又觉得好像的确是这么回事。
听刘钰解释了一下钱都省在了哪,皇帝笑道:“江南的漕米,沿着运河走,京城要一分,百姓负担不下四分。征伐准噶尔,十成军粮,到了前线也只能剩下半成。一两银子一石的米,运到阿尔泰山,折算下来竟要二十两银子不止。”
“这征伐倭国,鹰娑伯给出的海运损耗,是十成取一。倭国相隔数千里,大海相隔,竟和从京城出兵打到张家口差不多?”
刘钰心道,战争花钱的大头,永远都是后勤。你从北京打到张家口,这粮食的消耗,还真不一定有从松江运粮到长崎多。再怎么说,南洋的商人可是能从暹罗运米去广东卖的,还有不少赚头。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里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在大海面前,已经不怎么对了。
又想,你要是当初征准噶尔的时候,规定运到哈密的米价是二两一石,商人早就吓跑了。但你要是打广东,告诉商人不管哪来的米,二两一石船到付款,只要有制海权,海商能把棺材本都拿出来去南洋买米。
鸦片战争的时候,从英国和印度运兵,打了两年,加上工资和新造的一些特殊船,一共才花了1200万两而已,这里面还把当兵的工资算在了里头。
从大顺去打日本,又不求占地,又不求统治,距离又近,把之前造舰、军改的钱都刨除在外、也不算军人的军饷工资,二百万两绝对足够。
最关键的一点,便是征倭一战,朝廷最头疼的后勤问题,“承包”给了贸易公司,朝廷一分钱不用花,所需的只是两年的对日贸易垄断权。
而之前刘钰插手之前,就大顺海关的收税水平,和走私横行的状态,对倭贸易的海关收入,一年也就大几千两银子。
对日贸易不是刘钰开创的,而是一直存在的。但钱能流入到海军、作坊、军工等方向,则是刘钰主导的。
对朝廷来说,尤其是大顺这种古典陆权朝廷、认为英国出口补贴反给商人钱的英国丞相脑子有问题的朝廷而言,总觉得没拿到朝廷手里的钱,就等同于根本不存在。
大顺特殊的高地租、高利息的情况,是没办法成立银行搞债券国债的:老百姓没钱买、有钱的自己放贷或者买地,收益都比国债高得多,除非大顺朝廷能拿出年息百分之三十的高回报率,否则傻子才买国债。
而年息百分之三十的回报率,大顺朝廷是还不起的。
故而刘钰选择了这种极为让利的方式,用垄断权换战争国债,看上去让朝廷觉得一分钱没花,但实际上两年的垄断权,至少价值个二三百万两白银。
尤其是赶走荷兰人、放开朝鲜贸易、放开日本贸易信牌制度的情况下。
但只要不从府库里往外走,在朝廷看来,那就等于没花。至于垄断权预支……朝廷之前也没有预支的机会,这个自然也不算。
故而刘钰说的两百万两,水分极大。
这两百万两,也就是火药、炮弹、铅块、药材、抚恤金、杀敌饷之类的钱。本来松江今年的漕米就有一部分是要运到威海做军粮的,运到威海和运到长崎,对这些跑了无数次长崎的海商来说,差别真的不大。
如果换算成正常全算上的情况,当在八百万两左右;算上军改和造舰,更是当在一千三四百万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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