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轮台之思（三）

　　都说君心难测，此时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体现。

　　刘钰不可能去问问皇帝，哎，你是不是准备在死前把黄河问题解决了？

　　毕竟，对皇帝来说，黄河本身是不能威胁到皇权统治的。真正威胁的，是黄河决口之后的“人”。

　　而皇帝觉得,  可能没办法解决人的问题，所以可能会琢磨着把人解决掉。

　　封建帝王，屠戮百姓，如屠猪狗，这种事很正常，变种的草薙而已。

　　理性判断，一旦和皇帝这个在理性时代本不该存在的东西结合,  那就很容易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

　　明末混乱时代,  农民、贱民、矿工等,  用暴力给大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因之，会让大顺的皇帝尽可能维系小农的生存；但一旦感觉可能无法维系的时候，便很有可能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很有可能。

　　一开始，刘钰听着皇帝忽然谈及轮台诏，他心里肯定是嘲讽加吐槽。

　　心里嘲讽说，皇帝的脑子，顶天也就到那种不谈生产力生产关系、期待几个超人的良心，搞个什么零之镇魂曲之类的东西。死前发個轮台诏，把国内的兼并问题缓解一下，让太子去做“好皇帝”。

　　这当然要嘲讽。

　　但到了后面，刘钰越听,  就感觉味儿越不对。

　　凡事就怕对比，这味儿越发不对的情况下，刘钰觉得,  这种类似“放水淹田改稻为桑”的手段，还不如一开始自己嘲讽的那种想法呢。

　　做事，肯定要算成本。

　　而做事,  怕也怕算成本。

　　投入成本，是为了目的。

　　关键在于，皇帝的目的是啥？

　　皇帝的目的，是百姓更好的生活？还是皇权的稳固统治？

　　大部分时候，二者似乎外表来看没啥区别，但一旦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就会立刻露出本质。

　　哪怕不考虑生产力这种理性的因素，只是考虑抽象的百姓更好的维系小农生活这个目的，投入几亿两白银，也是值得的。

　　但如果只考虑皇权的稳固统治，实际上……是有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的。

　　铁路的出现，的确让皇帝增强了统治的力量。并且给皇帝塑造了另一种可行的方案。

　　一旦从京城到汉口的铁路大致完工；再配上海州到徐州再到皖北河南的铁路。实际上，黄泛区——大顺的黄泛区，多半是后世的黄河下游流域，而不是原本历史上花园口后的黄泛区概念——已然是一片四面皆围的死地。

　　按照刘钰设想的花钱移民的构想，这需要大约至少三五亿两、甚至更多的钱，才能解决。毕竟还涉及到几千万亩的耕地，挖黄河的河道,  必然是最好的耕地区,  因为黄河不能穿山越岭加爬坡，水往低处流嘛。

　　并且其中必然夹杂着反抗、混乱、以及即便做了也未必能成。

　　而如果皇帝真要搞点反人类的办法，那只能说，成本确实大大降低。

　　水一冲，死一波、杀一波。北以黄河新河道为壑、西以铁路为墙、南以富裕乡绅防止灾民南下为忠、东以大海为弱水。

　　到时候，不但迁徙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少了许多迁徙的怨气，顺带还能重新分配土地。

　　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大量迁民之后，于黄泛区搞中唐均田制，打造成为皇权的新堡垒，极大地增强皇权的力量。

　　并且，在铁路出现之后，以及大顺的财政状况，这种想法，是真的有可行性的……

　　而且，不论是难度，还是对天下结构稳定的破坏，都比刘钰一开始以为皇帝要搞的那种轮台诏的手段，简单多了、影响也小得多。

　　虽然不知道皇帝是不是真这么想的，可听着皇帝说的那些话，刘钰总感觉味儿很是不对，着实很慌。

　　于是乎，在皇帝听来，刘钰的这番话，让皇帝略微有些诧异。

　　就刘钰在阜宁、苏北等地的手段来看，怎么看刘钰都是个激进的变法派。

　　皇帝万万没想到，刘钰竟然说出来一个相对来说最为保守、最为温和的办法。

　　虽然这个内部的保守、温和，是以激进的对外扩张为基础的。

　　说温和，那自不必提，确实温和。

　　说保守，因为刘钰的这个想法，完全避开了改变黄河可能泛滥去的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是否要改变的方向。并且，显然是以维系现有一切制度为基础的迁民计划。

　　皇帝相信以刘钰为首的枢密院那群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判断，那里集中了大顺对外部世界最了解的一群人。

　　而且既然刘钰说五年之内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皇帝鉴于之前的信任，也相信五年之后，财政收入翻一番颇有可能。

　　只是刘钰把问题直接引向了黄河问题，让皇帝有些诧异。

　　不提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的黄河问题，就是一滩屎，指不定哪天炸了，谁挨得近谁就得黏一身。

　　庙堂边缘、江湖深处，喊着解决黄河问题的人，没有威望也没有足够的朝堂高度来做这件事，只能空喊。

　　庙堂之高，谁敢抗这个事？谁又想抗这件事？

　　但皇帝没有直接去接黄河这个话茬，而是问道：“以爱卿之见，此番印度、欧罗巴事，是必胜之战？已经到了需要考虑败、一切要按照打赢的方向去考虑将来了？”

　　刘钰深吸一口气，前所未有地郑重道：“回陛下，臣昔日顽皮，得陛下垂青。彼时军改时候，臣便说，要做到纵无能之将，而有有制之兵，成不可轻败之事。”

　　“再者，臣自编练海军起，便言南洋、印度诸事。为此事，已然谋划二十余年。”

　　“期间下南洋、迁锡兰、乱荷兰、变罗刹、盟法国，皆为此事。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臣就说，欧罗巴各国的矛盾没有解决，只是谁都打不动了的休战，早晚还要打。枢密院一直在等这个机会。”

　　“英人有多少舰队、有多少船、殖民地的情况、民心……英人的财政、利息、关税……法国在加勒比和印度问题上的选择……等等这些，枢密院搜罗的材料，汗牛充栋。”

　　“枢密院只是定战略，打与不打在陛下。而前线厮杀，在将士。”

　　“本朝将士用命，训练有素，以一敌一，六成可胜。但于印度，可能以十敌一，臣实不知怎么失败。”

　　“至于参与欧罗巴之战，只要海军出动，扰乱其贸易、联法海战，拖下去，英国必败。”

　　“是以，臣在枢密院，整日不过看书消遣，无所事事。只要陛下圣裁不变，坚定打下去，谁坐在枢密院，结果都一样。”

　　“黄河事，既无人肯碰……臣，请，卸枢密院之职，以国公之爵，便宜行事，出镇禹贡之兖州。”

　　话止于此。

　　意却不尽于此。

　　皇帝饶是满身的法力诈术，这辈子也见多了朝中争斗，还是被刘钰的这番话给弄的不知所措了。

　　刘钰这是找找死？不想活了？疯了？还是……还是说绝望到要自杀的地步？

　　一时间，各式各样的想法，飞快地在皇帝的头脑中旋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刘钰的话茬。

　　哪怕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哪怕他也经历了改革和守旧的二十年争斗。

　　显然他从未想过，会有臣子，真的会把这番话讲出来。

　　这番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刘钰请求出镇兖州，要来担起来黄河事。

　　而做这件事，是必死的。

　　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民心上的，亦或者是任何方向，都是必死的。

　　或者说，除了皇帝做这件事，其余任何人做这件事，都是在求死。

　　包括太子。

　　以往的任何改革，总还是有人得利、有人受损。

　　哪怕是被骂了数百年的王安石变法，总还算是毁誉参半，还留了一段“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的话。

　　但这件事，只有骂名。

　　在朝中，几乎必然是“烹弘羊、天始雨”的情况。

　　在民间……

　　如果发生了洪灾，黄河已经决口了，上千万百姓被淹、数百万百姓衣食无着的时候。这时候，皇帝大力赈灾、官员全力以赴，皆得千古美名。

　　而现在，事还未发。

　　不提河道变革后的各种零碎的、分阶层的影响。

　　比如对商业的影响、盐业的影响、农业的影响等等。

　　只说个最笼统的。

　　好好的过了四五百年，从来没有黄河泛滥的风险，也不用承担修黄河大堤的悲惨，更不用提心吊胆地担心黄河决口……

　　却有人要把黄河走山东。

　　任何一个山东的百姓，都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

　　黄河是啥好东西吗？

　　至少在此时的民间看来，黄河就意味着灾难，而并不意味着肥沃的黄河水。

　　意味着要出徭役去修黄河堤。

　　意味着要面临着黄河泛滥决口的危险——基本上，一年一泛。

　　意味着要淹没祖坟，淹没仅有的家产，自己要背井离乡。

　　谁让黄河走山东，除了老天爷这种不可抗力，于此时……没人会立生词，只会立一个跪像，跪在黄河大堤上。

　　至于刘钰在山东的名声……刨除掉受益的莱州、登州沿海地区。这么说吧，运河沿岸，不知道多少人骂。

　　刘钰可不止是毁了一个淮安、扬州。

　　随便举个例子，临清城。运河漕米改革之前，20万人口的大城，短短十几年间，剩下了八万人。

　　曾经鼎鼎大名的临清关，曾经的山东排在前列的大城，曾经整个山东算是粮价最便宜的地方，因为改革，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诗：

　　临清官道柳，采掇有饥妇。

　　年年旱魃杀五谷，客米千钱仅一斗。

　　有饭柳作齑，无饭柳作糜。

　　丈夫失纤因病死，妇食老姑兼乳儿。

　　春风飘飘柳已深，枝叶老梗伤人心。

　　临清最起码还剩了八万人，最起码还有个州城、府县的底子。

　　而另一个漕运重镇，张秋……

　　《张秋志》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昔者漕运重镇，夹河而城，襟带济汶，控接海岱，输贡咽喉，南北要地。五方商贾辐凑，三邑物阜齿繁。自兴国公行海运，始而萧条，继而凋零，不啻迅风之扫秋叶。廿年间，城廓是而风景非。

　　夫志也，一郡一邑之史也。张秋无郡之名、非县之邑，而有其史，可谓兴矣！

　　自行海运后，张秋再无其史，此张秋之绝笔。

　　愣生生把一个繁华大镇，弄到绝望，弄到士绅写下了“张秋之绝笔”这样的词，作为张秋志的最后一句话。

　　临清还剩下的八万人，是因为漕运被废了之后，但运河凑合着还能用，多少还能有些贸易。

　　但也仅限于此了。

　　一旦黄河再从山东过境，仅存的几个还能支撑的运河城市，全都得死。临清的那八万人，可能也就能剩下三万。

　　当然，也不能说，这些事都怪到刘钰行海运上，而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一点，就是之前的山东漕运区，一切配置、水利工程，都不是围绕着灌溉、发展农业生产来的。

　　而是山东有漕州县虽多临近运河，但农业水利资源却极其匮乏，仅有的汶、泗诸水，泰、沂、滕诸泉也被纳入漕运体系之中。

　　在不能满足运河充足水源的情况下，地方州县是无权使用这些河道或泉源的。

　　这个问题，从明中期开始，就已经频频成为问题。

　　保漕运为第一优先级，为此甚至是默许黄河向南决口的。沿途的河流，都要为漕运补水。

　　而漕运的时间，又基本上和灌溉期重合——等到夏天雨季到来的时候，那时候不缺水，但他妈的运河水也大，又要往外排水——这就导致了旱天要用水的时候，用不了；雨季不要水的时候，往外排。

　　听起来，刘钰行海运，解决了漕运问题，应该是个好事。

　　但问题在于，数百年间，频繁的水利工程，都是围绕着漕运来的，已经基本把原本的灌溉体系给破坏了。

　　漕运本身带来的工商业，养活了一定的人口。而且漕米可以稳定米价。

　　废掉漕运，是个系统工程，因为“非废运河，无以治黄”是废漕运的一个重要理由。

　　即便不解决黄河可能决口的问题。

　　只说之前漕运带来的诸多水利工程的反农业性质，这些数百年积累的坑，不是说废掉运河就一下子解决了的。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废掉运河，大量的人失业。

　　本身，运河区就是闻香教、白莲教、青莲教这些教派的重要传播地。各式各样的变种，层出不穷。

　　废运河之后，鲁西北、鲁西南地区，至少发生了六七次成规模的起义。

　　战乱，起义、厮杀，围剿，这又是一波破坏。

　　最后，就是一些决定性的、根本性的因素。

　　山东除却这几年发展较好的沿海莱登地区——除了控制着对朝鲜的贸易、海军基地、新学兴起外，还有可以通过海路闯关东——刨除掉这两个地区，山东一共也就大约7500万亩的耕地。

　　在取消了人头税，或者叫把人头税夹在土地里只能算是朝三暮四不算取消后，隐匿人口已无必要。

　　统计之后，山东人口已经破2200万了。

　　2200万人，7500万亩耕地——以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鲁西南、鲁西北地区的复种、套种、两年三熟率，也只有30%——实际上，山东已经出现了人多地少的大问题了。

　　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就这个样了。

　　之前的大规模水利工程，都是围着运河、漕运、盐运打转的。

　　平准亩产是多少？算上复种率，其实顶天说，也就200斤，甚至可能也就170来斤。

　　人均三亩半地，要是真正达成了均田，刨除掉平均每年6个县受灾的现实，也就是人均600斤粮食。

　　听起来，好像还行。

　　但现实不是均田的，不能真的去算“平均粮食占有量”的，平均不了。

　　现实也不是没有灾荒的。

　　现实也不是没有贪官污吏的。

　　现实也不是没有佃户要交租子的。

　　现实也不是商人不趁着交税的时候压粮食价格的。

　　后世的人，吃着大量的油脂、鸡蛋、奶、肉、感觉一天一斤粮食，够吃了。

　　这年月，干活的老百姓，你给他一天两斤粮食，他也就混个七八分饱。

　　况且，这些土地是不是全都种粮食呢？

　　有没有种经济作物的？种棉花的？种花生的？种枣子的？实际上，还是很多的。

　　没有土地，就得冲向那些原本不适合作为耕地的地方，而这，又进一步破坏了原本就很脆弱的生态结构，旱涝频发。

　　除此之外，经过在山东的一些统计数据，刨除掉青岛、威海等这样的奇葩城市，这些奇葩城市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80比100，但很正常，证明去做工的多。刨除掉他们后，很多地方的男女比例，也达到了110比100，甚至130比100的情况。

　　种种以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促成了很多的问题。

　　但所有这些问题，都比不上刘钰现在提出的话外之音。

　　他要让黄河走山东！

　　这等于是直接往火药桶里扔火炭。

　　黄河对于绝大多数百姓而言，就此时的生产力水平，都意味着灾难。

　　没有省份，愿意让黄河经过自己家门口。

　　从开封往下的河段，没有人愿意。

　　不干，黄河就不决口了吗？

　　当然不是。

　　不干的话，黄河决口，是没有河道的。南边历经600年，已经被抬的太高了，已经不可能走南边了。

　　而没有河道的黄河，要自己漫灌，自己找河道。这个过程，可能要五年、十年。

　　甚至可以说，能让山东的人口，直接变成负增长。

　　但如同后世那个“氦闪”的故事。

　　当黄河决口之后再去赈灾，那是行善。

　　而在黄河决口之前，就去盘黄河，搞无人区河道，那就是作恶。

　　这个事儿，皇帝可以办，但皇帝不想办。

　　因为皇帝只要不傻，就不会干这件事，成本高不说，而且收益低。

　　远比黄河决口之后再解决，成本要高、收益也低。

　　大臣若要办，但凡朝中有党、有派系，就没人会做这件事。

　　这等于是自己往身上抹屎。

　　官小了，做不了。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而是一个涉及三省、波及上千万人口的大事。

　　还要系统地考虑盐运、城市、迁民、镇压、工商、水利工程、灌溉、农业等等一系列的事。

　　官大了，不敢做。

　　这件事谁做，谁遗臭万年。

　　太子很聪明，要做事，选了汉口。因为太子要是敢干这件事，这个太子多半也当到头了。

　　刘钰没说要做，但他说他在枢密院已经闲的吊疼了，对印度和欧洲的战争，庙算已定了结局了，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

　　所以皇帝才诧异。

　　不是诧异别的，是诧异刘钰为什么要这么做？

　　刨除掉为了百姓这个答案之后，皇帝只能认为，刘钰是绝望了想要政治自杀，或者说是困在轮回之悲中出不来了。

　　甚至，更像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举动：反正我也活不成，不如死前干点啥。

　　至少，皇帝是这么看的。

　　但实际上，除却最基本的原因外，刘钰只是感觉，当铁路修好和此时大顺的情况下，山东的农民起义、百姓反抗，都是白白送命，连为王前驱扰乱朝廷、直接崩溃朝政的可能都没有了。

　　因为运河、粮税、漕米等的改变，这里已然不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了。

　　既如此，何必叫人将来白白牺牲？

　　如果不要白白牺牲，何不除了不叫人白白牺牲之外，再趁机干点啥，继续趁机打一打日后的经济基础？

　　至于说什么寻死、破罐破摔、负气自杀之类的想法，倒真是和刘钰一点不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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