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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二零章 迁徙路(二)


  “呵……”

  对面的大官只是呵了一声,语气里似乎有些不太耐烦。王龙心下一紧,以为自己多说话得罪人了。

  然而对面呵了一声后,也没再说什么,而是和他点了点头,便转身离开了。

  之后便是一通不容置疑的通告:端午之前必须出发,地什么的,朝廷给补偿,一丁补偿120亩,但是得去扶桑。如果不去,那么啥也没有。日子一到,直接推平。

  又有当地官员,说了一番迁徙的规矩,比如最多能带多大的包裹、沿途吃饭喝水吃住等等。

  还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把家里的物什能卖的都卖掉,不然肯定是带不走的。

  船上的空间有限,而且会有专门监督,不准携带过多的私人物品。到了那边,一切从头开始。

  等着说完后,在外围的士兵,还朝天放了两枪、打了两炮,吓唬了一番,就叫众人散去。

  回到家的王龙,免不得又在家里吵闹了一番,最后全家人一起把朝廷、奸臣、昏君都骂了一番,这才稍微有些舒坦。

  既是消息已经确定,第二日一过,这些人家就像是一头在野外草丛里受了伤、流了血的牛。

  无数的蚊虫苍蝇,嗡嗡地飞了过来。

  “你家反正也要搬了,这几棵大榆树,砍了吧。一棵50个钱,爱卖不卖。我跟你讲,你要不卖,那也啥也剩不下。”

  “你家反正也要搬了,家里的柜子、箱子、桌子椅子,凑合凑合,你看看多少钱能卖?”

  “你家反正也要搬了,这房梁……”

  附近那些并不在“无人区”范围内的小商贩,蜂拥而至,把任何能买的东西,都想用很低的价格买到手。

  时间一天天临近,村子里也出现了军队的身影,还有一些连小吏都不是的年轻人负责统计和收拢人,穿着一身官不官、吏不吏的衣裳,村子里的人暗地里管他们叫蓝狗子。

  外面的破锣又响了起来,“蓝狗子”跟在破锣后面大声喊道:“四月二十九,宜出行。四月二十九早晨,都要在村口大槐树下,带好包袱细软。听到的,出来吱一声。”

  虽是心怀不满,可要是不出去吱一声,说不定一会又要砸门。王龙也只得走到门口,没个好脸地喊道:“听到了。”

  应完了,走到已经两天没吃饭的父亲床前,劝道:“爹,走吧。你留在这也是没有用。我前几天去县里,你是不知道,又是枪、又是炮的。人家说要是不走,也得把房子拆了,您在这有啥用啊?”

  “拗不过的,到了那边,咱好好干。真要是一口百十亩地,又没税役,几年不就干出来了?”

  “还能咋办?难道真就逼上梁山,反了他娘的?”

  “要我说,就把家里的东西卖吧卖吧得了,至少还能弄个三瓜俩枣的。就那棵大榆树,也有人想要买……还有家里的粪坑,也有人搭嘎,看看给几个钱就卖了吧。”

  躺在床上的王成闻声坐起,一巴掌扇在了大儿子的脸上。

  “败家子!败家子!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啊!这些家当,哪怕这个房子,可倒不是你盖起来了。你个败家的玩意儿!去,把你弟弟他们都给我叫来,咱家就是不走,这日子过得好好的,朝廷就真不让人过日子了?”

  脸上挨了一巴掌,王龙也没捂着脸,出了屋,就把弟弟们都叫了进来。

  “爹,拗不过的。你不迁,能咋办?到时候,真把这都砸了、拆了,咱们就啥也没有了。”

  “是啊,爹,大哥不是说了吗?迁不迁,那是一回事。现在迁,和日后迁,那又是另一回事。人家当官的说了,非要不走也不是不行,可房子要推、地要平、坟子要淹。真要不走,咱家能去哪?”

  “虽说家里还有几亩地,可现在,地是一点都不值钱。谁肯买咱的地?明知道这是要修河堤的、淤湖的,谁也不肯出钱买啊。”

  “若是有钱还行,去别的地界,买上几亩地,也不用走,可这不是没钱吗?”

  王成气鼓鼓地问道:“你们是都想搬?搬到那什么扶桑地,就那么好?”

  这几个兄弟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心道人一老,就讲不了道理。这是我们想搬吗?

  只是说,就是拗不过,不搬那就啥都没有,还不如说把家里的东西能卖的都卖了。

  要说想搬,他们真的不想搬。

  日子,这些年,真的就过的还行。

  大顺这些年算是彻底解决了从鲜卑以来的东北问题,当然解决的方法比较简单粗暴,也有很大部分是因着小冰期结束气候转暖的原因。

  犁庭扫穴加移民,农耕火器加科举,基本上一路推倒了松辽分水岭。紧接着就是小冰期结束,气候变暖,基本上彻底解决了东北问题。

  西北问题,实际上就是蒙古问题。而蒙古问题,理论上,在明晚期就解决了。否则大顺开国的那群人,尤其是一群陕地边军,在和后金交战之前,就不会产生诸如“就是鞑虏而已,又不是没打过”的想法。

  西南改土归流,甚至都算不上问题。至少至今为止,还未听说有西南土司席卷中原而后称帝的。

  边疆稳定,烽烟少起。

  华北也基本重塑了小农经济、运河之前虽然操蛋但也不至于到过不下去的地步。

  人均土地虽然伴随人口滋生而减少,但两年三熟制很快推广开来,既是有需求,也是朝廷官僚主动推广的。

  美洲的作物开始普及,玉米对西南山区来说是神器,地瓜土豆南瓜这些东西对山东亦算神器。

  和后世的农村一样,中等家庭都有账面地、有小地。账面地是要纳税的,小地不入账是不用纳税的。

  大顺开国之后,又鼓励山东多垦,一些河边、泽地、围湖之类的田,基本也不入账,毕竟大顺也已经许久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清查田亩了。

  一开始,鲁西的地方官和水利官,还折腾折腾安山湖。

  到几十年前,已经彻底“弃疗”了,因为重新测算后发现,安山湖根本当不成水柜,完全没有给大运河补水的能力。

  既是弃疗了,管的也就松了。

  等着完全放弃运河漕运之后,他们村子的人和周围村子的,干了一波,双方死伤十余人,抢了一大片湖边的草荡地。

  当然这种事也正常。

  全世界都这个吊样,同是一国且股东很多事亲戚的HBC和NWC,历史上两家公司为了争地,还直接雇佣了拿战之后的大量退伍兵,甚至还有成建制的在西班牙扛过法军的瑞士军团,上了战舰和大炮开战。大顺这边村子打架争地,还不至于说直接上成建制的退伍军团,但打仗的目的是一样的。

  最终,王家所在的村子赢了。因着他家出力甚多,“战后”村子叙功,父子因“军功”分到了七亩多草荡地。父子几人踏实肯干,又怕累着牲口,竟是硬生生用锄头把这安山湖的草荡地楞给刨出来了。

  后世有云,要想富,先修路。其实此时这个道理也非常有效。

  他们居住的地方靠近大运河,而京城,又是个标准的消费城市,算得上是马尔萨斯经济学里的标准“有效需求”城市——官僚、军队、禁军、作坊、军工、火药、皇家设施等等,全国的财政、漕米等在京城交汇,又下发下来用于消费。

  鲁西地区的传统棉布,借助大运河的优势,也算畅销。商人之前就多在这里购买棉布运往京城。

  史书上说,多有江南商人来此购买鬻于江南,这里面可能是记载的人自己琢磨的,以为江南商人就一定是把货运到江南去卖。,江南商人未必就要把货卖往江南,去京城貌似更为合理一些。江南大抵应该不至于买鲁西的棉布。

  对大顺而言,当初开国时候,对江南是多有妥协的,但对华北妥协的可就少的多。

  应该说,河南、山东、陕西、湖北北部,外加河北京畿,这些地方的小农、尤其是战后的自耕农,妥妥算是大顺的阶级上的基本盘。对这边的抑兼并态度也还是有的。当然距离京城近,相对来说也容易管过来。

  再者,黄河已经几百年没祸害山东了,尤其是到明朝完工了鲁西地区的堤坝,基本确保了保北不保南、保东不保西的漕运态度之后,这里的日子过得确实可以。

  不只是说聊城之类地方,颇有北方小扬州的商业城市氛围。只说农村地区,中等自耕农,过得也真不算差。

  至少比起被黄河、盐业、风灾、海潮等,祸害了数百年的两淮、苏北地区来说,肯定是要强不少的。

  不管啥时候,对中等家庭说一些几十年后的预言、或者说什么你们的行业要完不如早点转型、甚至强迫转型之类的,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

  而对鲁西地区的中等自耕农而言,这事难度就更大了。

  自耕农嘛,能上能下。

  上为地主、下为佃农贫农甚至打短帮的。

  而刘钰现在要强制把他们迁走……下不下的,这个就算不下,但却可以明确,上肯定是不可能的。

  到了那边,上不去,也当不了地主,仍旧还是自耕农。那这迁起来,着实也就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哪怕刘钰叫人说的天花烂坠,说土地多、气候好云云,到头来不还是去种地吗?不还是做自耕农吗?

  有地没人,是当不了收租子为生的地主的。

  问题在于,人无法想象自己没经历过的事。刘钰就算说破大天,说到了那边的自耕农,虽然还是自耕农,但日子过得比这舒服多了,这些人也根本无法想象自耕农过的很舒服的日子。

  兄弟几人心里自然是不想搬的,可终究,这还没到直接上梁山的地步。如今父亲在那发牢骚,做犟种,他们心里也只能是一肚子闷气,全都怨在了朝廷身上。

  很多“先知”的故事,总会有一个“好”结局:当那些狐疑的人、怨恨的人、不满的人,被迫离开后的瞬间,身后的家园就此毁灭。不管是洪水、陨石、亦或者太阳的氦闪,都需要灾难发生来证明先知的正确。

  可偏偏,在大顺选择的这条路上,是要治未病,并不会等到灾难发生赢得赞许和“幡然悔悟”,而是会用人力愣生生挖开黄河堤坝,争取的是北决之灾不会出现,而不是去争取北决之灾出现凸显英明神武先知之智。因为大顺不是个宗教入脑的国家,所以不会选择用灾难衬托先知。

  所以也就如东平州州牧所言,这些人的怨恨,是一辈子的,去了那边日后多半要效赵佗故事,因为他们不可能见到北决之灾发生、他们家住的老家园被天灾彻底淹没的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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