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8章 伐元(十三)抚与查

第1658章  伐元(十三)抚与查

        果然，周咏这番话让皇帝颇为满意。

        朱翊钧也不觉得舒应龙本人会和倭寇有什么勾结，因为这太不合常理了。且不说什么文人士大夫忠君爱国之类，就说舒应龙作为漕运总督，其工作范畴与倭寇八竿子打不着，勾结倭寇对他有何意义？

        若说江南沿海某些官员的家庭早年或许参与过一些与倭寇相关的活动，那其实还好理解，毕竟倭寇之乱的实情是什么，高务实早就和他说过，不过现在也不好追究了。而舒应龙是广西全州人，那地方在桂北，紧邻湖广永州(今湖南永州)，离海千里，所以他的家庭环境也可以确保他早年就和倭寇毫不相干。

        当然，如果非要说他有接触倭寇的机会，那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毕竟他早年做过东莞县令，后来还一直做到广东布政使，之后才调任贵州巡抚，然后总督漕运。其在广东的那些年里，他还是有机会与倭寇接触的。

        但根据高务实前几年的报告，以往常去两广的倭寇与常去福建的倭寇几乎都是同一拨(但分很多股，互不隶属却有勾连)，而那一拨倭寇被京华扫荡过后，最终与京华打了一场闽海海战。

        此战倭寇大败，力量基本损失殆尽，剩余一些手上没沾过血且属大明户籍的假倭经过辨别遴选，部分被京华吸收，然后派去了东番(台湾)开荒。

        换句话说，即便舒应龙在广东接触过倭寇，他接触的那些人要么已经葬身鱼腹，要么就去享受瘴气了，不可能是此次劫掠漕船的倭寇。

        除了这些之外，皇帝更满意的就是周咏这种不攀扯的态度。朱翊钧早前曾与高务实说好，前线打仗的事交给高务实，后方稳定的活他皇帝陛下包了。既然后方稳定都是他的活，那现在漕军出了这么大的变故本来就有点糟糕，如果还因此大肆牵连攀扯，只会造成更大的动荡，到时候一旦影响前线作战，他到时候面对高务实怎么说呢？

        作为皇帝，他或许不必担心高务实冲他发怒，但人总是要脸面的，自己前脚刚答应得好好的，后脚就出了大麻烦，皇帝陛下不要面子啊？

        另外，申时行作为首辅，刚才提出的观点虽然与朱翊钧的心思本不太相符，但现在经过周咏这么一说，忽然又似乎有道理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老成谋国之言。

        朱翊钧做了这么多年的皇帝，经验早已足够丰富，对于文官话术十分了解。除了不支持武力解决之外，申时行剩下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想撇开舒应龙的责任，把罪责往海防上引。

        海防不归心学派管，那是兵部的责任，同时由于户部现在有了关税署，关税署下属又有税警总队，因此也有责任。归根结底就是海防如果有问题，责任全在实学派，申时行那番话无非就是强调这一点。

        但皇帝不在意这些，党争这种事，他作为皇帝早已习以为常。对于皇帝而言，禁绝党争根本不可能，何况他也没有理由非要去禁绝。毕竟对于皇帝而言，臣属有矛盾才好控制，要是臣属完全一心，那反而会很麻烦，甚至搞不好还很危险。

        平心而论，高务实主导实学派是皇帝能放心的，但如果朝廷上下全都是实学派，那即便他对高务实再放心，也会感到不安。

        党争不是皇帝在意的事，他在意的是申时行这么一说，舒应龙的责任虽然轻了，但同样也就意味着平息此次事件未必需要动武。

        一开始朱翊钧很生气，的确是想着要武力平定的，但经申时行和周咏这么一说，他认识到现在的确不是动武的时候。

        伐元一战已经把整个九边的力量使用了绝大部分，而南方也不安稳，宋良佐与刘綎正在准备围剿播州杨应龙，这又要动用西南大部分机动兵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开一场大战，而且还是在东南财赋重地开战，即便朝廷积累了十几年，恐怕也支应不了。

        至于申时行的建议，即减免暴动漕军要赔偿的那四成损失，朱翊钧现在想想其实也未尝不可。别看烧了上百艘船，其余漕船也各有损失，但漕船不是海船，体积本来就小得多，这批损失远远不足以让朝廷觉得有很大的负担。即便加上船上的贡赋，对于此时的朝廷而言也损失得起。

        朝廷在京师周边是一贯有储量的，以往按例都是储备四百万石，高务实这两年另加了一百万石，所以伐元之战开战前京师储备高达五百万石。

        这批储量如果是用于征战，那或许不能算绝对充足，因为征战消耗主要是消耗在运输途中，但如果只是保证京师的口粮，这笔存粮就足以称得上万全了。

        北京城的居民约十三万四千户，以每户五口人计，此时期的京城总人口约六十八万人，加上生产建设兵团和宫中各种服务人员，目前京城总人口大概在八十余万。

        一石约一百二十斤(石为体积，故重量其实不固定)，至少可供一人食用两个月，五百万石存粮意味着可供京师食用一年以上。而民众一般都有存粮，勋贵高官和富商之家更多，所以实际上京师储粮即便没有外部输入，也能保证两年不会缺粮。现在继续保证漕运，不过是习惯使然，有备无患罢了。

        因此，不过分追究漕军责任，朝廷本身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不过这事儿……似乎是户部的当管，是不是应该问一下高务实的意见？

        朱翊钧想着，便道：“财赋之事为户部当管，大司徒如今人在大宁，且派人去捎个信，问一问他的看法吧。至于漕军暴动……申先生既然为其求情，朕也不是好杀之人，考虑到此次倭寇出现得颇为诡异，漕军应对不佳也算情有可原。

        这样吧，如果大司徒同意不追究漕军损失，赔偿追责之事朕就赦免了。另外，诸位爱卿不妨先想一想，派谁去与南京城外的漕军宣读赦免旨意。”

        朝廷不可能说去和暴动漕军交涉，只能说去宣读旨意。这事实上就是去谈判，而此时漕军还在暴动之中，去宣读旨意之人还是有一定危险的，因此这活谁去干还是要商议一番。

        按道理说，漕军的事情当然应该由漕运总督出面解决，但大明的漕运总督全称是“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相当于身兼多职，因此他的驻地在淮安府这个方便总揽全局的要地。

        从淮安到南京要走四百多里，且漕运总督在漕军暴动时期过去交涉肯定还得带兵，这显然又要多出一些不必要的花费。同时，这样做还可能让暴动的漕军感受到威胁，容易造成误判，因此按照朱翊钧的想法，既然不打算诉诸于武力，那就最好不要让舒应龙去。

        皇帝当即表明了态度，申时行立刻表示赞同，王锡爵紧随其后也表示同意，并且建议宣旨之人可以是南京户部尚书陈蕖。

        不过，这个提议立刻遭到周咏质疑。周咏认为，此刻南京城外的漕军毕竟已处于暴动之中，派户部尚书前往未免显得有些软弱，故他建议宣旨人选最好是南京兵部尚书田乐。

        他的提议一出，果然吴兑和梁梦龙立刻表态支持。

        皇帝深谙其中道理，南京户部尚书陈蕖是湖广西乡人，属于心学派，高务实前年上任之后收权也收了南京户部一些权力，其中未尝没有南京户部尚书不算自己人的原因；南京兵部尚书田乐则是北直隶鄚州人，属于实学派。

        说来说去，双方都是希望派自己人前去宣旨——显然，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是能够和平解决的，因此这份功劳不能便宜了对方。

        皇帝不免有些恼火，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道：“朕看他俩都不合适，让魏国公去吧。魏国公乃是南京勋臣之首，他代朕宣旨赦免，更能昭示朝廷诚意。”

        这下子双方都不好反对，毕竟皇帝这话也有道理，魏国公的确是南京勋臣之首，是南京守备勋臣。平时代表天子祭祀太祖孝陵的几乎总是他，现在代表皇帝去宣旨赦免暴动漕军，他自然也是最有资格的。

        不过这事看似公允，某种程度上来说实学派还是稍稍占了一点便宜。因为魏国公家自从当年高务实干涉了一次袭爵之后，对高务实可谓敬服，即便是在南京这种心学派大本营似的地方，也从来不敢和实学派唱反调。

        此前江浙海商集团联合起来与京华作对，魏国公就明确表示不掺和，导致整个南京勋臣集团最终都没怎么插手其间，从而使得京华的压力小了许多——要知道，淮扬盐商集团背后也是有南京勋贵集团支持的，所以南京勋贵集团原本与江南文官集团有某种利益联系，不说是一家，至少也算盟友。

        南京勋贵集团面对高务实怂了，直接导致江南文官背后的金主江南商帮少了一大助力，这也是京华面对江南联手排挤还能慢慢扩大在南方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刻皇帝挑中魏国公去宣旨，明面上是取了个非利益相关方的中立派，实际上这个中立派是有倾向的。不过好在勋贵毕竟是勋贵，魏国公即便拿到这次功劳，到底也记不到实学派身上去，心学派方面还能容忍。

        说完了这档子事，接下来就轮到查明倭寇来历了。朱翊钧对此事非常恼火，先是责令兵部必须切实行动起来，与关税署一同去江浙沿海询问各地船主到底有没有看见倭寇从哪来；然后当着众臣的面表示会让锦衣卫另行调查，看漕军集结于南京之事究竟如何泄露。

        申时行与王锡爵都有些心头打鼓，但对于此事，他俩身份虽然贵重，却不好胡乱插手。毕竟刚才申时行的话已经表示海防问题是兵部的问题，而关税署的确拥有巡海之权，配合这项工作理所应当。

        至于锦衣卫……他俩能说什么？难道事关重大泄密，锦衣卫还不能调查了？如果这种事锦衣卫都不能调查，那朝廷还要这锦衣卫干什么！

        文官集团虽然历来对于锦衣卫都没有好感，但那主要是针对锦衣卫能奉旨抓捕文官，乃至于在诏狱之中对文官进行“残害”。如此次这般针对泄密事件进行调查，而且至少名义上并非调查舒应龙本人，那申时行和王锡爵也就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了。

        实学派对此当然是欢迎的，毕竟这件事肯定与实学派无关，甭管最后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总坏不到实学派头上来。

        不过一想到要海底捞月似的去调查倭寇从何而来，周咏还是觉得压力山大。他做兵部尚书之前一直在北方迁转，对于南方的“业务”实在不太熟悉，只觉得那大海茫茫的，要找出几艘船从哪来，委实难以想象。

        御前召对散会之后，周咏便和吴兑、梁梦龙商议求计。梁梦龙笑道：“此事本兵不必太过忧心，吴阁老自会帮衬你的。”

        周咏对这话有些莫名其妙，梁梦龙见状便告知他缘由，周咏这才知道吴兑之子在京华任职并主持宁波港，在江浙一带海务方面拥有很大的力量。

        周咏大喜过望，连忙向吴兑提前道谢。吴兑笑着拦住他，道：“帮是自然会帮的，这一点本兵不必挂怀，不过正如你所言，此事若果真是倭寇浮海而来直趋南京，那即便犬子尽力调查，也未必一定能查明……”

        梁梦龙此刻却微笑着摆手打断道：“环洲公太谨慎了，我料环洲公内心也对这些倭寇的来历有了某些猜测吧？”

        吴兑却没笑，面色反而变得沉重起来，叹息道：“不瞒鸣泉兄，我倒希望自己猜错了。”

        梁梦龙笑容一僵，也不禁有些感慨，颔首长叹，道：“也是。”

        惟独周咏听他们打了半天哑谜却一头雾水，左看看右看看，终于一下福至心灵，惊道：“难不成……有人假扮倭寇？！”

        梁梦龙看着他，苦笑道：“算不算假扮，这却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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