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章 法律

我们前面说过，唐格拉尔小姐和德·阿尔米依小姐是在一种从容不迫的情况下从家里换装出走的：当时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无暇顾及她俩。
我们且让银行家面对银行倒闭的幽灵，满头是汗地去写下那一栏栏长长的负债数额，还是来看男爵夫人吧，她经受了那下猛烈的打击，在最初的那阵沮丧气馁过后，起身去找她的体己顾问吕西安·德布雷了。
男爵夫人原来指望那桩婚事能让她最终摆脱掉一种监护的责任，面对像欧仁妮这样性格的女儿，这种监护的责任必然是非常烦人的；这是因为，维护家庭中的等级关系，需要有一种默契，也就是母亲对女儿来说必须始终是明智的表率和完美的典范，否则做母亲的就没有资格对女儿真正实行这种监护。
因而，看到欧仁妮似乎什么都心知肚明，旁边还有德·阿尔米依小姐在给她出主意，唐格拉尔夫人不免有些心虚，她不止一次瞥见过女儿投向德布雷的目光中那丝鄙夷的表情，这种目光似乎在告诉她，对于她跟那位机要秘书之间的暧昧关系以及经济上的往来，做女儿的都是一清二楚的。其实，从一种更明智、更深入的观点来看问题，男爵夫人应该会明白，欧仁妮之所以讨厌德布雷，并不是因为他在她父亲家里是一块使她感到丢脸、感到愤慨的绊脚石，而是因为她干脆已经把他归入了第欧根尼[1]所说的两足动物的范畴，对人类的这一别称，柏拉图的说法稍微委婉一些，那就是：长着两只脚，身上没有羽毛的动物。
按照唐格拉尔夫人的看法，这世界的一大不幸就是每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正是这种看法妨碍了我们去看清别人的看法，我们刚才说，唐格拉尔夫人按照自己的看法，对欧仁妮的婚变感到非常遗憾，这倒并非因为这门亲事门当户对，双方般配，能给她女儿带来幸福，而只是因为这桩婚事能让她自己得到自由。
所以，我们上面说了，她急匆匆地去找德布雷；而德布雷，和所有的巴黎人一样，在参加了婚约仪式，并且目睹了后面那当场出丑的一幕以后，就赶忙回到俱乐部，跟几位朋友一起议论这件大事；此时此刻，这座号称世界之都，以散布流言蜚语为其一大特色的城市里，有四分之三的男男女女都在议论这件事。
正当身穿黑裙、戴着面纱的唐格拉尔夫人不顾看门人一再跟她说德布雷先生不在家，径自登楼朝年轻人的房间走去的时候，德布雷正在忙于拒绝一位朋友旁敲侧击的怂恿，那位朋友意在向他表明，唐格拉尔府上出了这么一桩可怕的事情以后，他德布雷作为这个家庭的朋友，有责任去把欧仁妮·唐格拉尔小姐和她那两百万娶过来。
德布雷为自己辩解时的态度，就像是唯恐自己不能被对方说服似的；因为平时他的脑子里也常常出现这个念头。但是，他又是了解欧仁妮，知道她那种独往独来、傲慢不逊的性格的，所以他不时会采取一种全然防御的立场，声称这种结合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暗地里又总是心痒痒地感到有一种邪念在撩拨着自己，而这种邪念，据所有的伦理学家说，即使最正直最纯洁的男人也是会时时萦绕脑际的。此刻这种邪念在德布雷的灵魂深处窥伺着，就好比撒旦躲在十字架后面窥伺着。我们看到，这场谈话非常有趣，每个人都显得那么兴味盎然；喝茶，打牌，有趣的谈话，一直延续到了凌晨一点钟。
而唐格拉尔夫人被吕西安的贴身男仆引进那间绿色小客厅后，就一直戴着面纱坐在两篮鲜花中间，焦急地等着他回来；这两篮鲜花，是她上午派人送来的，应该说句公道话，德布雷曾经亲自仔细地摆弄过它们，重新插放过，还剪去过冗枝，看在这细心的分上，可怜的女人也就原谅了他的不在家。
到了十一点四十分，唐格拉尔夫人这么空等实在等倦了，只得坐上出租马车回家而去。
某一阶层的女人，在有一点上是跟正在恋爱的轻佻的缝纫女工相同的，那就是通常不在过了午夜以后回家。男爵夫人回到府邸时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就跟欧仁妮方才出去时一模一样。她悬着颗心，轻手轻脚地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们知道，她的房间是跟欧仁妮的房间相邻的。
她满心惧怕，唯恐再引起什么流言蜚语，她从心底里坚信——至少在这一点上，这可怜的女人还是值得尊重的——女儿是清白无辜的，是对这个家一往情深的。
回到自己房间以后，她凑在通欧仁妮房间的门上听了听，因为没听到什么声音，就想开门进去；但是门从那边上了锁。
唐格拉尔夫人心想，欧仁妮在经受了这一晚上种种可怕的情绪波动以后，大概是筋疲力尽地上床睡着了。
她喊贴身女仆来问话。
“欧仁妮小姐，”贴身女仆回答说，“是跟德·阿尔米依小姐一起回房间的；然后她们一块儿喝了茶。后来她们就对我说没我的事了，要我退下。”
这个贴身女仆退出来以后，就一直待在配膳室里，而且跟大家一样，以为两位小姐就在她们自己房里。
唐格拉尔夫人于是心头不存半点疑虑地上床睡觉了；然而，尽管对人放下了心，对事，她却怎么也放不下心来。
随着脑子里的思绪愈来愈清晰，婚约仪式的那幕场景愈放愈大；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件招人非议的不光彩的事，而是一桩轰动全城的丑闻，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羞辱，而是一种声名扫地的奇耻大辱。
这会儿，男爵夫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初梅塞苔丝由于丈夫和儿子而蒙受那场同样可怕的灾难之际，她是怎样毫无怜悯地对待可怜的梅塞苔丝的。
“欧仁妮，”她对自己说，“她是完了，我们也完了。事情一旦张扬出去，就会使我们永远蒙受耻辱。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些让人作为笑柄的事情，就好比无法治愈的创口，永远血淋淋的不会收口。”
“幸亏，”她喃喃地说，“天主给了欧仁妮这么个有时真叫我胆战心惊的奇怪的性格！”
她抬起头用充满感激的目光望着上天，神秘的天主早就根据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安排好了一切，而且有时候会把一种缺点，甚至一桩坏事，变成一件好事。
随后，她的思想就像在深渊里振翅扑飞的小鸟一样，从空中掠过，落在了卡瓦尔坎蒂身上。
“这个安德烈亚是个浑蛋，窃贼，杀人犯。可是这个安德烈亚的举止，即使不说是很有教养，至少也该说是相当有教养吧。这个安德烈亚被引荐进入社交界时，看上去是家有巨资，门第也很高贵呢。”
有谁能给她指点迷津呢？该向谁去诉说，才能挣脱这让人无法忍受的困境呢？
德布雷，她已经去找过他，凭的是一个女人想要向那个她所爱的，那个有时会把她毁了的男人求援的最初的冲动，但德布雷至多只能给她一些忠告而已；她要去找的，应该是一个比他更强有力的人。
这时，男爵夫人想到了德·维尔福先生。
是德·维尔福先生决定逮捕卡瓦尔坎蒂的；是德·维尔福先生毫不留情地把混乱引进了这个家庭，就仿佛这是一个跟他不相识的陌生人的家庭似的。
可是不然。仔细想起来，检察官并不是一个毫不留情的人；他是一个囿于职责的司法官员，是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他用自己那只有充分把握的手，捏住手术刀猛地一下子剜掉了溃烂的伤口：他不是刽子手，而是一个医生，一个想在上流社会人士眼中，把唐格拉尔家庭的名誉，跟那个曾被他们当作女婿引荐给社交界的声名狼藉的年轻人的丑行分开来的医生。
德·维尔福先生身为唐格拉尔家庭的朋友，他一旦这样做了，也就不会有人怀疑这位检察官事先对安德烈亚的阴谋有所了解，却听之任之未加制止了。
所以，仔细想来，男爵夫人发觉维尔福的做法还是在为他们的共同利益着想的。
但是，检察官的铁面无私该到此为止了。她明天要去找他，即便不是要他答应放弃作为司法官员的责任，至少也要让他答应网开一面，放罪犯一条生路。
她要唤起他往日的情分；她要唤醒他的回忆，用当年那段有罪而又甜蜜的时光的名义去哀求他；德·维尔福先生会搁起这桩案子，或者至少会放卡瓦尔坎蒂逃脱（要这么做，他只需把眼睛往旁边偏一偏就行了），然后对着罪犯的幽灵继续审案，也就是弄个所谓的缺席审判了事。
想到这儿，她更加安心地入睡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她起身以后既没拉铃叫贴身女仆，也没弄出一点动静，悄悄地穿上一身跟昨晚同样朴素的衣服，就下楼出了门，一直走到普罗旺斯街才乘上一辆出租马车，吩咐驶往德·维尔福先生的府邸。
一个月来，这座遭诅咒的府邸始终就像发现了瘟疫的检疫站那样凄凉；有一部分房间，里里外外都关闭了。关得严严实实的百叶窗，难得才打开一会儿，只见窗口露出一个仆人惊惶的脸；然后窗子又关上，就像青石墓板又盖严了坟墓。这时邻居们会窃窃私语：
“莫非我们今天又会见到一口棺材从检察官先生屋里抬出来？”
唐格拉尔夫人看见这座府邸凄凉的景象，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她从出租马车上下来，膝盖直打哆嗦地走近紧闭的大门去拉铃。
悲怆的铃声仿佛和四周凄清的氛围融成了一体，直到铃响三遍，才见一个看门人把大门罅开一条缝，刚刚够说话声从中通过。
他瞧见了一位女士，一位上流社会的女士，一位衣着高雅的女士，然而大门依然是那么只罅开一条缝。
“开门！”男爵夫人说。
“夫人，先得请问一下您是谁？”看门人问。
“我是谁？您可是认识我的呀。”
“我们现在谁也不认识了，夫人。”
“我看您是疯了，我的朋友！”男爵夫人大声说道。
“您从哪儿来？”
“哦！这太过分了。”
“夫人，这是命令，请您原谅。您的名字？”
“唐格拉尔男爵夫人。您见到我总有二十次了吧。”
“也许是的，夫人。现在，您有什么事？”
“哦！瞧您有多怪！我要告诉德·维尔福先生，他的手下人太放肆了。”
“夫人，这不是放肆，这是谨慎：要是没有德·阿弗里尼先生的关照，或者不是有事要找检察官先生，那就任何人不得入内。”
“那好！我正是有事要找检察官先生。”
“是急事吗？”
“这您也该看得出来了，既然我到现在也还没跳上马车回去。够了！这是我的名片，拿去给您的主人吧。”
“夫人等我回来？”
“对，去吧。”
看门人又关上门，让唐格拉尔夫人待在街上。
不过，男爵夫人没等多久时间。才一会儿工夫，大门重又打开，这次开到足以能让男爵夫人通过了。她进去以后，门又关上。
进了院子，看门人仍无时无刻不把眼睛看着门；他从衣袋里掏出个哨子，吹了一下。
德·维尔福先生的贴身男仆出现在台阶上。
“请夫人原谅这个尽责的仆人，”他一边朝男爵夫人迎上前来，一边说，“德·维尔福先生下过严格的命令，他让我转告夫人，他这样做实在是出于不得已。”
院子里有一个供货商，也是经过同样的手续才进来的，现在有人正在检查他带的货物。
男爵夫人走上台阶。她觉得，周围这种不妨说已经弥漫到她身上来的凄凉的气氛，使她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她由那个贴身男仆带路，来到检察官的书房，一路上这位向导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她。
尽管男爵夫人脑子里萦绕着她此次前来的目的，但是所有这些仆人对她的接待竟然如此有失体统，她不由得也有些生气。
然而，当维尔福勉强抬起几乎被悲痛压得抬不起来的头，带着一丝凄苦的笑容望着她时，她那些已经到了嘴边的牢骚又咽了下去。
“请原谅我的仆人这种惊惶失措的样子，我无法为此责备他们：他们受到了猜疑，所以变得多疑了。”
检察官所说的这种惊惶失措，唐格拉尔夫人在社交场上也曾屡次听人说起；但要不是亲眼看到，她无论如何也没法相信，恐慌情绪竟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这么说，”她说，“您也遭遇了不幸？”
“是的，夫人。”检察官回答说。
“那么您同情我？”
“由衷地同情，夫人。”
“您知道我为什么来吗？”
“您来对我说您遇到的事情，是吗？”
“是的，先生，一桩可怕的灾难。”
“您的意思是说一次不幸的遭遇。”
“一次不幸的遭遇！”男爵夫人喊道。
“咳！夫人，”检察官以他沉着冷静的态度回答说，“现在对我来说，只有人力无法挽回的事情才能称作灾难了。”
“哎！先生，难道您以为人家会忘记……”
“任何事情都会被遗忘的，夫人，”维尔福说，“您女儿还可以再结婚，不在今天，就在明天，不在明天，就在一星期后。而且，要说您是为欧仁妮小姐的未来感到遗憾，我看也不见得吧。”
唐格拉尔夫人望着维尔福，他的这种近于冷嘲的镇静的口吻，使她惊呆了。
“我这还算是在一位朋友家里吗？”她用满含悲愤的语调问道。
“您知道是的，夫人。”维尔福回答说，但在说这句话的同时，他的脸颊微微地泛红了。
原来，这句话使他联想起了跟此刻说的事并不相干的另外一些事。
“那么好吧，”男爵夫人说，“就请您别这么冷淡吧，亲爱的维尔福。请像个朋友，而别像个法官那样地对我说话，当我感到极其痛苦的时候，请别来对我说我应该快活些之类的话。”
维尔福欠了欠身。
“这三个月来我有个讨厌的习惯，”他说，“当我听到有人说起灾难的时候，夫人，我就会想到自己，就会情不自禁地在脑子里进行这种很自私的比较。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跟我的灾难相比，您遇到的只是一件不如意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跟我的悲惨处境相比，您的处境还是值得羡慕的。可是这使您不高兴了，我们就别再说了吧。您刚才说什么来着，夫人？……”
“我来，我的朋友，是为了从您这儿了解一下，”男爵夫人说，“那个骗子的案子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
“骗子！”维尔福说，“看来，夫人，您是执意要把有些事情尽量夸大，又把有些事情尽量说得轻描淡写。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先生，或者说贝内代托先生，难道只是个骗子！您错了，夫人，贝内代托先生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
“先生，我不否认您的更正的准确性。可是，您对这个坏蛋处置得愈严厉，我的家庭蒙受的损失就愈严重。呵，您就把他忘掉一会儿吧；别去追捕他，让他逃走吧。”
“您来得太晚了，夫人，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
“嗯！要是他们抓住了他……您说他们会抓住他吗？”
“我希望会的。”
“要是他们抓住了他（听我说，我常听人说监狱里都挤得满满的了），嗯，就让他关在监狱里吧。”
检察官做了个否定的表示。
“至少把他关到我女儿嫁出去再说吧。”男爵夫人说。
“不行，夫人。法院是按司法程序办事的。”
“即使为我也不行？”男爵夫人半是浅笑，半是认真地说。
“对任何人都如此，”维尔福回答说，“就是对我也一样。”
“噢！”男爵夫人轻轻喊了一声，但没有接下去说明脱口而出的这声感叹究竟是什么意思。
维尔福用一种要看透对方想法的目光望着她。
“是的，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他说，“您是指社交圈里沸沸扬扬的那些可怕的流言蜚语，说什么这三个月我家里接连死人，还有瓦朗蒂娜这次奇迹般地幸免于难，都是很离奇的事情。”
“我没想到这上面去。”唐格拉尔夫人急忙说。
“不，您想了，夫人，这也是公平的，因为您不想这些还能想什么呢，您在心里想：为什么在你身旁就有罪犯逍遥法外呢？”
男爵夫人脸色发白了。
“您心里是这么想的，是吗，夫人？”
“嗯！我承认。”
“我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
维尔福把扶手椅向唐格拉尔夫人的椅子移近一些；然后，他双手撑在办公桌上，用一种比往常更喑哑的声音说道：
“有罪犯在逍遥法外，是因为我不知道谁是罪犯，我怕错把无辜的人当作罪犯来严惩。而一旦我知道谁是罪犯，”他重复说，“我以圣灵的名义起誓，夫人，那人不管是谁，都得去死！现在，在我起过誓并表示决不食言以后，夫人，您还想请求我宽恕那个坏蛋吗！”
“哎！先生，”唐格拉尔夫人说，“您能肯定他当真像人家说的那样，罪行很严重吗？”
“请您听着，这儿有他的档案：贝内代托，先是十六岁时因造假币被判服苦役五年，您瞧，这小子多有出息；然后是越狱；再后来是杀人。”
“这可怜虫原来是怎么个人？”
“咳！那谁知道！一个流浪儿，一个科西嘉人。”
“没有亲人来认过他？”
“从来没有；我们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
“那个从卢卡来的男人呢？”
“也是个像他一样的诈骗犯；说不定就是他的同伙。”
男爵夫人把双手合在胸前。
“维尔福！”她用最甜蜜、最温柔的音调叫道。
“看在天主分上！夫人，”检察官用坚定得近于冷酷的态度回答说，“看在天主分上！请不要再为一个罪犯来向我求情。我是什么人？我就是法律。难道法律有眼睛能看见您的愁容？难道法律有耳朵能听见您甜蜜的声音？难道法律有记忆能援用您细腻的思想？不，夫人，法律依法行事，绝不姑息。
“您会对我说，我是人，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法典，不是一部书。请您看看我，夫人，请您看看我的周围：人们可曾像兄弟般地对待过我？他们爱过我吗？他们体谅过我吗？他们宽容过我吗？有谁为德·维尔福先生求过情，又有谁恩准过这样的求情？不，没有，从来没有！没有姑息，没有宽贷！
“夫人，您是个迷人的女人，而您又非要用这双可爱的会说话的眼睛来对我说话，让我看着这双眼睛就想起我是应当感到脸红的。嗯！是的，我脸红的原因您是知道的，而且也许，也许还为了别的原因。
“可是，不管怎么说，自从我犯下了过失，也许那是比别人更为严重的过失，嗯！自从那以后，我抖落了别人一件又一件的外衣，看到了他们身上溃烂的创口，我一再看到，我怀着兴奋、喜悦的心情，一再看到人类软弱和堕落的印记。
“因为我发现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而我每惩罚一个罪人，都好像是在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再一次向自己证明，我并不比别人更坏些！哦！哦！人人都是坏人，夫人，让我们来证明这一点，让我们来严惩坏人吧！”
维尔福说最后几句话时，神情激昂而狂热，这赋予了他的话一种冷酷的说服力。
“可是，”唐格拉尔夫人还想再作最后一次努力，“您不是说过这个年轻人是个流浪儿，是没人认领的孤儿吗？”
“这是他活该，或者不如说，这样反而更好。这是天意如此，谁也不用去为他哭泣。”
“可这是欺凌弱者哪，先生。”
“好一个杀人的弱者！”
“他的坏名声会影响到我的全家。”
“我呢，死亡的名声不也在影响我的全家吗？”
“哦！先生！”男爵夫人喊道，“您对别人太无情了。嗯！让我告诉您吧，人家也会对您这么无情的！”
“那就让它这样吧！”维尔福说着，用一种咄咄逼人的姿势把胳膊举向天空。
“假如这个可怜虫被抓住的话，至少请把他的案子拖到下次开庭再审理吧；这样还可以有六个月的时间来冲淡人们的记忆。”
“不，”维尔福说，“离这次开庭还有五天；法庭已经做好预审准备了；五天，这已经比我所需要的时间多了。再说，难道您不明白，夫人，我也需要冲淡我的记忆吗？喔！当我工作的时候，当我日以继夜地工作的时候，有时我会觉得我不再有记忆了，而当我不再有记忆的时候，我就跟死人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这毕竟比忍受痛苦的折磨好一些呵。”
“先生，他已经逃走，那就让他逃走吧。听其自然是一种最不费力的宽贷。”
“可我对您说过，已经太迟了！天刚亮急报就发出去了，到这会儿……”
“先生，”贴身男仆走进来说，“这份内务部急件是一个龙骑兵送来的。”
维尔福一把抓过急件，急忙启封。唐格拉尔夫人吓得直打哆嗦，维尔福则兴奋得浑身发颤。
“抓住了！”维尔福喊道，“他在贡比涅给抓住了；大功告成。”
唐格拉尔夫人浑身冰凉、脸色苍白地立起身来。
“告辞了，先生。”她说。
“再见，夫人。”检察官回答说，几乎是欢快地把她一直送到门口。
随后他回进书房。
“太好了，”他用右手手背拍了拍急件说，“我手头已经有一桩伪币案，三桩抢劫案和三桩纵火案，就只缺一桩谋杀案，这下齐了。这次开庭一定会大获成功。”
[1]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04—前323）：古希腊犬儒派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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