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 第14章 聚焦京城农民工3

三、清洁工：想孩子时泪流满面

        与北京林立的高楼一道新生了两个群体：保安和保洁工。如果换个称呼，他们就是打工仔和打工妹。

        35岁的李桂枝来自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镇农山村。今年3月份，她来到北京投奔在此干装修的丈夫，在“非典”的特殊时期，打到了一份工作——签约于北京西直门附近的一家保洁公司。现在被公司安排在某出版社做保洁工，每个月拿500块钱，不管吃住。在同一座楼的很多保安因种种原因离去，李桂枝却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1997年，李桂枝首次来北京的时候，儿子只有4岁半。丈夫在北京打工，她带着孩子跟随丈夫来了。丈夫做装修，自己揽活做。丈夫有活做的时候她就做做下手，平日里照看孩子，做饭，洗衣服。丈夫有活做的时候一天挣个五六十块，找不到活的时候可能十天半个月的在家待着。这样，两口子要生活又有一个孩子要养活，一家人生活特别艰难。儿子到了入学年龄，她就跟儿子送回老家，托母亲照管了。

        她很珍惜目前在写字楼里做清洁的工作。在她看来，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干净、轻松、环境高雅，能按时上下班还有双休日。最让她心里踏实的是“每月15日会按时领到工资”，500元，结结实实装入口袋，让不少人羡慕。她的不少老乡，辛辛苦苦一个月，工钱几经老板巧立名目盘剥克扣，到手时就剩不了几个了；也不会像有些建筑民工那样为了向老板讨血汗钱而绞尽脑汁，耍出自杀、抢劫以及所谓的“跳楼秀”等“不法”手段。

        “像泉水一样啊，用了下个月还有。”李桂枝形容自己的工资。这500元钱可是“命根子”，一个月100多元的房租费（她与丈夫在丰台区大理崖附近租的民房），还有十好几元的水电费，两个人一天10元的“吃饭钱”，都由它来付啊。衣服基本不买，即使这样，一个月下来，500元也就花个“光溜溜”了。

        李桂枝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如家中有人过世、生重病等），他们一年中只有春节才回家一次，有的甚至几年都不回家了。她们村来北京打工的人，家里的田都租给别人种了。李桂枝租给了亲戚，像征性地收一点钱。“我们那儿种水稻，插秧很苦很累,但一点也赚不了钱,家中若有孩子上学，学费交不起。出来挣点就比在家里呆着强。”

        李桂枝告诉记者，两人辛苦攒一年的钱，除去了最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外，能剩下六七千元带回家，一家人就很高兴了。

        当谈到儿子时，同天下所有母亲一样，李桂枝脸上的表情生动起来，她10岁的儿子在上小学。“我儿子很聪明，读书好。”“为什么不把儿子接到北京来读书呢，这样一家人可以团聚在一起了，也少了母子之间的思念之苦呀？”面对记者提问，李桂枝的表情又黯淡下来：“谁不想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可是我们供不起，外地人的孩子若想在北京读书要交很高的借读费，包工头的孩子才能在北京读书。”

        “想儿子吗？”这是个很残酷的提问，李桂枝这时不言语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复杂表情浮上了她的脸，她慢慢的低下了头，眼角溢出了泪水……

        四、新“祥子”：轱辘声中的梦想

        警察上班我下班，警察下班我上班，

        见了执法绕个圈，见了警察就兜个弯；

        早两趟，晚两趟，中两趟，

        一月就挣一年的粮，我为何要回家乡？

        今天送我明天来，劳民又伤财；

        今天收，明天放，二百（元钱）就往警察兜里装；

        如果风景被取消（三轮车被称为北京的一道风景），

        市民不方便，老外看不到。

        民不富，国何强，如何抵外邦？

        ——板儿爷游击队之歌。

        这是在北京的“板爷”中广泛流传的“游击队员之歌”另一个群体的代表，靠拉人力三轮车过活。他们不像一些建筑工人那样辛苦，也不像他们那样到了年底为血汗钱是否能到手而发愁。他们是自己老板，自己支配自己的劳动，但是，吃饱了这顿饭，他们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老张已在北京待了整整10个年头。老张其实不算老，他周围的“板儿爷”都这么称呼他，于是大家也就都这么叫了。不过，再过几天，他也要跨入30岁这个门槛了。30岁，在城市中算不得什么，很多人还是单身贵族，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潇洒生活，他却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背负着养活一大家人的重担。儿子11岁了，在安徽老家读小学，小女儿才两岁，带在身边。爱人在西城区二里沟附近的某大集团公司做保洁工。

        “我们老家农村那边结婚早，19岁我就娶了媳妇，那时啥也不懂啊，就跟着我们村的一伙人来到北京了。”老张对记者说。新不久，带着热忱，带着梦想，在乡人艳羡的目光中，他带着新婚不久的媳妇，与几个乡人一起来到了梦想的地方——北京。

        开始时“特别艰难”，为了生存，“啥都干过，建筑工，临时工”。还卖过肉，赔了1万多元，还累得要死要活的。

        卖肉那段时光，老张刻骨铭心：每天都是凌晨1点从朝阳区一个批发市场挨号排队批到肉，然后用脚蹬三轮车运到市郊的一个地方卖。开始做时，没经验啊，一点也卖不出去，到了第二天就不新鲜了，再卖也没有买了，就只好扔掉。这还不算，开始时还经常收到假币，100元的就遇到过好几次，一天如果收了一张百元假币，那就几天也赚不回来了。那时候，没赔钱就已经很高兴了，这样干了半年，一分钱没挣到，反而赔了1万多块。

        这段经历，让老张觉得“咱就不是做生意的料”。于是，老张就不做生意了，还是给别人出苦力。这样“累是累了点，但是不操心了。”就这样，老张就去建筑工地当小工去了，干了两年，每到年终，辛辛苦苦一年的血汗钱，经过层层“雁过拔毛”，到自己手里就剩不了几个了。建筑小工也做不下去了，干脆，老张用积蓄买了一辆脚蹬三轮车，干起了拉三轮人力车收废品的活，有时候小区中有人搬家，也会帮人家运运家具什么的。

        老张对这个行当很满意：“比原来好多了，我现在都有固定业务了，爱人就在对面单位做保洁工，他们单位若有什么报纸、纸箱、废品什么的，就会给我打电话，我就过去收，现在与几个单位都有固定的联系。我和他们这些‘打游击’的不一样。”老张说着给记者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堆“板儿爷”，脸上洋溢着优越感，“他们没有固定的地方，也没有证，是‘黑车’，见了城管就逃跑。”

        老张告诉记者，拉平板人力车也要到有关部门办证才能经营，一个证办下来一年也要花三四千元，很多人一年也赚不到这个数，于是只好打游击。老张顺口唱起了他们“板儿爷”中间广泛流传的“游击队员之歌”：“警察上班我下班，警察下班我上班，见了执法绕个圈，见了警察就兜个弯……”唱着唱着老张眼中渐渐流露出迷茫。

        “板儿爷们”就这样打着“游击”整日里在大街小巷中忙碌地穿梭，穿过豪华写字楼，穿过星级宾馆，也穿过灿烂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城市的浮华、璀璨，所有这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记者问老张一天能赚多少钱时，他连声说：“这不好说，这不好说，好了一天下来能赚个三四十，不好了，说不定十天半个月没活做。”

        为了多省钱，老张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00多元，两个馒头，一碗开水就是一顿午饭。爱人所在的某大集团公司管一顿午饭，到了晚上，一家人才能吃得像样些，炒个家常菜。

        “苦是苦点，但我还是喜欢北京，因为北京给了我希望。再说了，比起刚来时的那几年好多了。”老张说。

        老张对小时候“没好好读书，”只读到小学毕业有些后悔。“儿子也学习不好，由他去吧，不好就下来打工，像我一样，咱比不上人家城里的孩子，比不上！”老张叹息。

        “我在北京算起来有10年了，到现在也五六年没回老家了，基本在北京定居了，也算是半个城里人。”老张说。

        “没想过有一天最终要回家的吗？”

        “回家？没想过。”老张咧嘴笑了笑，“我现在基本上是北京长驻人口了，就在北京这么呆着吧，在北京再难再苦，也比老家强啊。我们那儿家在是太穷了，没有来钱的地儿。”在老家人眼里，老张这也算是“混”出个人样来了。

        “感谢北京，是北京帮我养活了全家。”老张带着满足的微笑对记者说。

        像老张这样的“板儿爷”，只要你留心，在北京的胡同，在大街小巷，在一些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比比皆是。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活得没有老张滋润，对北京也没有老张眼中的温暖。他们对北京没感觉，没感情，“当地人始终歧视外地人，苟且活着吧，谁知道明天是个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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