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 第12章 聚焦京城农民工1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的日新月异，

        万家灯火，没有一盏属于我；

        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摘自《民工的歌》

        如果说90年代农民打工是为了转移部分剩余劳动力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就不是这个概念了，农民几乎倾家出动，倾村出动。“去，打工去。”“广州挣不到钱，我们就到深圳。”这是春节过后乡村的镜头，农民不等到感受新春的气氛就出门远行了。只要能走的人都走了，只要有打工去的地方都去了，农村只剩下“8361”人群（即老人和儿童）。不容回避，90年代末的97、98、99年，农民负担的沉重已达到了临界点，许多农民是抱着逃离黄土地异地求生存的无奈走向背井离乡生涯。致使21世纪的到来，农民离开土地的人数也达到了顶点。一时，抛荒弃田的现像，已成为“三农”问题之首，以至后来，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重视，把“粮食安全”这一问题摆到了议事日程，也促使新一届政府痛下决心，出台新的政策以缓解这一长久困扰国家的且愈来愈严重的“三农”问题。

        所以说，后来的农村税费改革，以及“种粮补贴”的惠农政策的出台，到逐步取消农业税，真正造福亿万农民。这些大的方针政策的出台，都于农民打工有关，都是农民逃离黄土地为起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打工问题推动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然后，农民工问题依然严峻——

        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县一级的小城镇，到处有这么一群忙碌而又疲惫的身影：搞建筑、当保姆、送牛奶、卖菜、打零工、当服务员、卖小吃……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脏活、都由他们来做。他们，已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就是从农村流入城镇的劳动力，城里人称他们为“农民工”，现在约定俗成简称“民工”。

        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奋争在城市的边缘，在辛劳和汗水中追寻着希望和梦想。他们能寻到属于自己的梦吗？他们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吗？

        记者走进京城的大街小巷，走近建设这座城市的建筑工、清洁这座城市的清洁工和在这座城市讨生活的“板儿爷”……

        一、    去京打工受骗多

        在人们向往的首都，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打工仔”“打工妹”从全国各地涌进北京“淘金”。然而，首都并不一定是很友好地以欢迎的姿态接纳这些外地人，他们有时甚至是排斥和拒绝接收。

        请看刘武俊先生在《中国改革》杂志社2001年第10期上撰文说《解读北京的“傲慢与偏见”》，可以说把北京人的排外心理分析得淋漓透彻——

        文章说，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作为一国之都的北京，作为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等等若干“中心”的北京，已经拥有太多的溢美之词，不过令人不敢恭维的是，这座城市潜伏和涌动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傲慢与偏见”的气质，不客气地讲，这其实是一种以制度歧视为表征的霸气。从学术的视角考察，包裹着“傲慢与偏见”的是一层被称为“制度”的坚硬的“壳”，是被公共政策乃至法律法规呵护的“非常之壳”。

        相对于深圳等经济政策优越典型的“经济特区”，北京是一座典型的事实上的公共政策优越型的“政策特区”。北京人的优越感，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各种特殊的优惠政策的发酵剂的长期催化。长城无疑是北京的重要旅游资源和北京人的骄傲（当然也是全体中国人的自豪），不过，封闭排外也是长城式建筑的另一种文化隐喻。建筑学意义上的长城是智慧的像征，但政策和制度上的“虚拟长城”则是一种僵化的制度壁垒。令人喟叹的是，北京城内的“城市壁垒”几乎是囊括就业、升学、迁徙等全方位的，其“恢弘气势”似乎并不逊色于城外的古长城。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以悲天悯人的口气感叹曰：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想在中国的语境中将卢梭的名言雅正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户籍的枷锁之中。户籍已经成为制约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改革乃至废除户籍制度的呼声已经成为媒体的主流话语。户籍壁垒是北京的“制度鸿沟”的重要支柱，也是酝酿这座城市“傲慢与偏见”之非常气质、蒸发某些北京人“傲慢与偏见”之气焰的重要熔炉。奇货可居的北京户口，成为北京人享用种种优惠政策乃至特权的通行证。从某种意义讲，北京长期以来是一座用“北京户口”建构起来的无形的“围墙”。2001年8月23日《华夏时报》曾报道，一位在京某公司工作多年的先生因一时疏忽出门忘带暂住证，居然被当作“盲流”被收容警车糊里糊涂地押至昌平收容所，转日又被押上火车遣送回老家。经历莫名其妙的“两日游”的这位先生愤然向媒体投诉。其实，类似这种莫名其妙“强制遣返”的故事，在京城时有耳闻。北京市声称要以举办“人文奥运”为契机塑造“新北京”形像，这种毫无人文关怀色彩的“强制遣返”行为是文明执法吗？户籍改革已经成为2001年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亮点。尽管1998年7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从宏观上讲十年铁板一块的中国户籍管制政策开始有了相当的松动，不少省市纷纷出台户籍改革的新举措，但北京市依然“我自岿然不动”，相对于其他兄弟省市，北京市的户籍改革无疑相当缓慢且相当沉闷。北京，你还想沉默多久？

        就业政策歧视是北京市制度化的“傲慢与偏见”的“重头戏”。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通过至今仍然有效的《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使对外地人就业限制政策合法化。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1998年国务院正式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不少省市纷纷出台户籍改革的新举措，北京市非但没有在户籍改革上表现出积极的状态，反而出现“反其道而行之”的态势。1999年底北京市劳动局公布的《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职业范围》，将限制外来务工人员谋职的行业从5个增至8个，受限制的职业（工种）从34个增至103个，也就是说有108种职业限制使用外来务工人员，这种就业上的“游戏规则”，明显带有歧视色彩且显失公平。

        不仅在首都，在许多省会城市，农民要想进去，可以说是处处被设卡，不说有的行业和工种，在有的地方，就连做保姆也实行资格等级制，农家女想当保姆，也要通过政府有关部门设置的考试，取得资格证书以后才行。在此以前，只有律师、教师、技工等等才有国家认可的相应从业资格才能从业。由此可见，乡下人想进城谋取生存确实不容易，城里人为乡下人进城设置了一百零八道门坎，他们是很难进来的。就是有幸进来，但依旧日子不好过，依旧受城里人的气。在城市的各个旮旯里，许多乡下人和城里的下岗职工一起，在地下摊一块塑料布，做着最廉价的买卖，艰难地糊口，在城市人眼中，他们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城里一些对付不了大资本制造的污染与混乱的城管部门，就以对付这些乡下人（他们尚不敢对付下岗工人，因为下岗工人动不动就找他们要饭吃）为能事，掀翻他们的摊子，没收他们的货物，稍不顺从，专政机器在背后虎视眈眈。

        他们这样做对不对呢？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在《发展计划》一书中早就警告过，发展中国家如果对劳动力市场管理太严格，就业压力将更大，民众将有可能因更少谋生门路而生活无着。我们应听听这些大家的话，而不应听一些阔起来就变脸的暴发户的话。

        自然，那些进入不了城市被挡在门外的外来务工农民为了寻求生存之路，又不好再折回家乡，只有无序地流动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或者滞留在劳务市场及车站等场所，便不可避免地被一些不法分子坑蒙拐骗的现像时有发生。尤其是一些刚走上社会涉世未深或刚走出校门的农村姑娘被拐卖的事例就更层出不穷。

        目前，诸多打拐案例屡见报端，看后令人深思，公安部刑侦局的负责人披露的一组数字令人心惊。去年，我国破获的6800多起拐卖案件，解救被拐妇女相当一部分是人贩子以招工为由从劳务市场等场  “猎取”的。

        这些被拐的妇女难道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她们究竟是怎样从劳务市场被拐走的呢？为了弄个明白，前不久，记者来到北京市最大的外来劳动力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中心主任牛德如告诉记者，劳动力市场有合法与非法之分。骗子的手段并不高明，但为何屡屡得手，主要是一些来京求职人员求职心切。北京崇文门三角地，那里实际是一个非法的劳务聚集地。据了解，被从劳动力市场拐走的妇女大都是滞留在市场外面及这样的非法聚集地的“求职者”与骗子私下交易所致。

        另据记者了解：贵州警方近期被获的打拐案件，共解救受害妇女50余名，人贩子主要以招工进厂为名，将这些妇女拐至广东，并强迫她们在旅馆、发廊等场合卖淫。

        类似上述事例屡见不鲜，但外出的“打工妹”遭此恶运似乎有一个共性——与她们的阅历有关。一位四川“打工妹”在成都九眼桥劳务市场被一位老板“相中”，这位川妹子仅凭自己的一双“慧眼”识别好坏真假，结果被骗到太和县，以3500元价格卖给了该县一光棍为妻。

        这使记者回忆起前一段时间，听同行谈起他以招聘保姆的身份暗访本市劳动力市场的一件事。一日，他与同伴来到本市劳动力市场外边，没想刚向一位川妹子询问，立刻就围上来一群“外来妹”。通过“讲价”，一位外来妹与同仁的一段对话，令人深思。“你凭什么相信我？”“凭看。”“你不怕我把你拐走卖了？”“看你不像坏人！”“那坏人都长什么样子？”“一看就是贼眉鼠眼的。”

        这就是山区农村姑娘，单纯而又老实。在这样一个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的社会受骗也就不足为奇了。

        接着，他又连续问了几位滞留在劳务市场外边的外来妹，均称：“私下招工，只要我们双方讲的条件满意，对人的信任就凭感觉，凭看。”

        打工妹的一双慧眼能否将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事实证明是不灵的。凭“看”而被拐的事件就屡屡发生。这一拐就是5年、10年，这代价太大了。

        不仅打工妹被骗，那些一般进城的打工农民被骗也是常事。有的农民就是找到了工作，进了厂，也照样逃不了被作恶的老板欺骗。有些进城民工求职心切，在一些用工单位招聘时，只听说是高薪，也不辨真假，在厂方不办手续，也不签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委屈迁就，一旦应聘，要求民工出资抵押，民工只好将身上带的钱倾其所有。那些黑心老板又将民工的身份证、毕业证、计生证等证件一并收去，便让他们干一些苦、累、脏、险的工作，给他们吃最差的伙食。民工稍有反抗，就将其一脚踢出，并不兑现工资，甚至连抵押金也不退还。有的非法中介组织，以介绍职业为名，在收取服务费后，就逃之夭夭。

        农民这么盲目轻信而上当受骗，是因为他们太善良了，是因为他们太急切地想逃离家乡的黄土地，所以，哪怕是进城打工的路何其渺茫何其艰险，他们也毫无畏惧地要闯一闯，因为在家种田当农民太让他们伤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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