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 第10章 进城农民工众生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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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养猪夫妇王老黑
如果按当时的外出政策规定,这对夫妇也算是非法的“偷渡者”。他们没有开出村里的务工证明和乡政府的计生证明,夫妇俩就一块带着两个孩子跑出来了。
男的叫王老黑,女的叫余翠花,他们来武汉四年了,开始卖过菜,后来他又做过货郎,蒸锅馒头叫卖,他发现跟城里人做生意不好做,城里人刁、奸,挑三择四。女的还擦过皮鞋,无赖擦皮鞋只能躲在角落里偷着擦,但生意又少,在大街旁边擦皮鞋生意虽好,但不让你擦,只要被发现,就到处追,到处赶,还把你的摊子砸烂。管她们的部门可多哩,城管的、交警的、工商的,她也认不准谁是谁,只晓得都是戴大沿帽的,后来只要看见戴大沿帽的就跑。这样没有固定的位子,干得很累。于是她又用篓子提着鸡蛋卖……就这样,夫妻俩居无定所,今天干这,明天干那,不断地找生路。中国的老百姓生存能力可谓最强,就是在再艰难的环境里,他们总会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这王老黑很精明,就在他们不断地换事做,不断地搬迁中,他还在一边打探其它信息。他发现有几家养猪的赚钱,并且还打探到郊区有一家倒闭企业废弃的库房,院内已长满了青草,估计空了几年没人管。他决定改行养猪,只要猪不生病,要不了多大的技术。
于是,王老黑和余翠花捉来10头猪娃,把库房外面的院内用废砖头围了三个圈,捡了些油毛毡盖上,算是猪栏,分别把猪崽放在里面。然后又把库房内的烂砖头、烂木头、烂纸箱清理了一下,扫得干干净净,算是他们宽敞的居室了。王老黑又联系附近的几家餐馆,把他们倒掉的泔水收集起来。有人给餐馆腾泔水,他们倒还乐意。王老黑又买来一辆半旧自行车,在后架上绑一块木头,两头剜上槽,搞来两只大铁桶往上面一挂,专门用来运输泔水。每天可收集四桶,二百多斤,尽是些剩菜剩饭;再买些糠粉、麸皮搅拌在其中,就算猪们的好餐食了。
猪们的食物好,自然长得快,四个月就长了每头140多斤,可以出栏了。王老黑又联系几个个体屠宰户,将猪卖给他们;个体屠宰户正愁买不到肥猪,一口答应,说有多少要多少,今后出栏的肥猪全卖给他们,他们自己来赶。就这样,10头肥猪轻轻松松卖了3000多块。王老黑夫妇算着钱的时候,心里好高兴,哎呀,才四个月就比打一年工的钱还多。他们合计后又捉了20头猪崽,年底又可以出栏,到时就可以卖6000多块了,他们决心大干一场。
就在他们对前途充满希望的时候,麻烦出现了。一天,来了十几个自称是城管的和渔光村村委会的,还有综合治理执法大队的。其中一个说:“你们养猪怎么不跟当地组织打个招呼呢?根据周围居民反映,你们养猪污染环境,猪叫影响他们的休息,猪屎猪尿的臊臭味污染了周围的空气。你们有暂住证没有?”
“还没有办!”余翠花小心翼翼地回答,她的两个孩子睁大着眼睛看着。
“那就更是非法的了。限你们三天内搬走,否则,我们将依法整治。”来人说完就走了。
这对充满希望前景的王老黑夫妇无疑是个迎头一棒闷棍。余翠花当时痴了,过后急得哭了:“我往哪儿搬呢?我这20头猪娃往哪儿搬?人活着,咋这难?”
我是随综合治理执法大队一块来到这里的。他们走后,我留了下来,我想细致地了解一下这些非法流动人员的生活境遇。
“你们可以先回去让村里开个证明,办个暂住证,这不就合法了?”
“同志,你不晓得,我也不好给你说,我们是逃出来的,我们怎么能回去呢?四年前,乡里和村里干部收提留,我交清了大部分提留款,尚欠五块七角钱,说等三天卖了鸡蛋再交齐,他们不干,硬逼着要撮我的谷,我男人老黑火了,拿起菜刀就照着村支书的脸劈了一刀,人没有砍死,但老黑过后自知闯祸了,知道乡政府不会放过,连夜带我们一家人跑了出来。我家老黑原来脾气好火爆,现在怄气的事太多了,也就看淡了。出来后,好长时间找不到事做。我们纯老百姓一个,出门一抹黑。开始捡破烂,糊不住生活,后来卖菜,卖馒头,几乎什么都干过,什么都不理想,我们到处飘泊,到处流浪。我才知道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我们像黑市人口一样,每当清查三无人员,我们就这里躲那里藏,他们就这里追那里赶,好像要把你驱尽赶绝,不让你在城市里落脚。抓到了就把你丢到车上,像装猪一样,把你拖到原地。可他们车子前面一走,我到后面就又折回来,因为我们不能回去。我实指望在城里躲难,可城里也不是躲难的地方,这个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躲到哪儿都不让你藏身,人为一张嘴,真难。”余翠花一个劲地长吁短叹。
这使我想起了达官贵人,靠父母靠权贵而衣食无忧,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整日怨天忧人,说活着痛苦烦恼。他们要是看看这些人怎么活法,他们就更不想活。如果反过来王老黑们跟他们这些官达贵人相比,那王老黑这些人就根本不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世界上就是不公平,人与人的区别太大,难怪有人说人比人,气死人。
不一会,王老黑就推着两满铁桶猪食,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回来了。余翠花把刚才的事跟他说了,这个汉子好一阵没有出声,生活的压迫已使他们懂得了沉默,他已感觉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王老黑转过头,用一种敌视的眼光看着我。
“不是他,他是记者,他刚才还关心地问了半天。”他的媳妇余翠花已感觉到了,马上开口释疑。
“唉,这世界简直不让我们这些下等人活。这房子空着没人管,你一养猪就有人管了。”
“这三天时间怎么办呢?”他媳妇儿着急地说。
“怎么办?我晓得怎么办?”王老黑抢白了他媳妇一句,“总得让人喘口气,总得让人把房子找到了把这20头猪崽安顿下去。他们总得宽限几天,不至于逼得这么急。”
王老黑找了几天房,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养猪的地方,如果开始没养猪,找房容易,随便找间什么破房就能栖身,现在有了20头猪崽,前几天还认为是喜事,靠养猪发他一笔财,今天却成了麻烦,成了累赘。
眼看三天到了,这可难死人了。综合治理执法大队的人又来了,一看王老黑这养猪户还在这里,其中一个就发火了:“怎么还没搬走,想对抗政府号令是不是?”
“求领导再宽限几天……”余翠花只有巴着好话说。
“我们已经宽限三天了,还宽限?宽限得没有边了。清查工作力度不大,就是你们这些人进行软对抗,那就只有强制执行,动手……”
几个人将随车带来的镐锄和钢钎把灶挖倒了,把床也撬塌了,然后又去推倒猪栏的矮墙,猪崽们受了惊到处乱跑。一看猪崽跑了,余翠花慌了,这可是他们养命的小精灵啊!“哎呀,我的猪,哎呀我的猪全跑了……”大声喊叫哭了起来。只有王老黑还毕竟是一个男子汉,沉得住气,默默地收拾床上被掀翻在地上的枕头和棉絮。
“收拾好东西,跟我们到收容遣送站,把你们给遣回原籍……”
尽管这样,这些农村的流亡人口还是愿意在城市里留下来,《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6月25日也撰文说:“流动人口不愿返乡。”文章大意说,当流动人口可以自主选择并有流动自由时,他们不会再返回农村;相反,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长期向城市集中的趋势。这对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不能再将农村流动人口仅视为城市的“过客”,而要做好将他们接纳为城市居民的准备。对待流动人口,不能再沿用以往的“劳动力管理”模式,而应向“居民管理”模式转换,为他们提供相应服务,使他们真正成为所有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i 卖菜夫妇的心声
在武昌岳家嘴菜场,每次买菜的时候,我听到来自不同地方的口音,一问他们大都是来自乡下。我问一个40岁的老兄:“你是哪儿人,出来卖菜赚不赚钱?”他说:“还好,每天能赚个20块不等。”他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妇女说:“这是我媳妇儿,我们俩都是团凤县人。”“啊!夫妻俩都出来了?”我感到一阵惊异,“那你家责任田呢?”
“管他什么责任田,丢毬算了。”他媳妇说。
“那么,过年才回去一次?”
“我们一家已出来三年了,没有回去。我们一回去,村里干部就来要这税那费的,我们在这里村干部不知道,要是知道了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会找到这里来要摊派的。我们村里就有个朱光太,田没种,到河南那边做生意,由于户口没迁走,尽管田荒了五年,村里还照样找到河南他做生意的地方去收摊派提留款。村里还有两个搬到镇上去盖了房,户口已迁到镇上去了,但村里还跟他要税费。所以我们走得远远的,让他们找不到。”
“你们把责任田丢给村干部,他们怎么办呢?你可以找个人转包。”我这样说他。
“鬼愿意包哟?负担太重了,种田划不来,你们城里人可能不晓得。”他媳妇儿接上腔说,“刚分田到户那阵,抢着要,如今成了臭狗屎,没人要。守着那几亩责任田,摊派提留一扣,还倒亏。每年麦子没收上,乡里就提前来收费,逼着你出去借钱,烦死人。不如出来混口饭吃,天下大哩,哪里搞不到口饭吃。”这嫂子心直口快,农村妇女就这样。
“可这样总不是办法。”
“我们村出来不少哩!都是一家一家地走光,有的二年回,有的三年回。有的人一回去,村干部就上门要税费,这些人没种田,自然不肯交,常常为这事闹起来打破脑壳,你说咋整?”
街上的路灯亮了,也该收摊子了,我决定到他们租住的房子里去看看,顺便好继续作些了解,以便完成我这篇报告文学。我说:“我到你们住的地方看看,好吗?”
“脏兮兮的,只怕你没得看头。”卖菜嫂子说。
这是一处偏僻的民房,这一带的民房就像个难民区,下水道里的水就在门口横溢,无处下脚。门口两个孩子,糊得像泥人,浑身脏兮兮的,一个8岁,一个6岁。“大虎、小虎,过来。”妇女叫了一声,才知是她的孩子。“孩子没读书么?”“读鬼,城里的学费又贵,我们这外来户,读得起?”我才知道,尽管孩子早已过了入学年龄,但由于是外来户,孩子没法入学。“可以把孩子留在老家读书,也不要荒废他们的学业呀!”
“老家只有一个瞎眼老公公,跟他小儿子过,身体又不好,自己都照顾不了,还照顾孩子?只好带过来。”
我感叹这些农民为了生活,毫不顾及后代教育。
“其实,卖菜也很辛苦的。每天早上4点钟,小虎他爸就起来用自行车到武太闸蔬菜市场上批发菜,100多斤的菜硬是骑十多站路,有时进的菜不好,卖不掉,就放到第二天,又怕它枯了死了烂了,半夜起来洒水,像待候小孩一样细心。”
我看屋子里很简陋,也不大,不足30个平方,是当地居民不住的旧房闲房。近几年,农民蜂拥进城,给城市居民出租房屋赚了一笔笔好钱。靠墙放个床,靠窗户放个破桌子吃饭,进门旁边放着做饭的煤炉子,还有一大堆没烧完的煤球,上角一块空地排放着没有卖完的菜,再两个独凳一摆,就没有下脚的地方。
“唉,寒酸,寒酸!”团凤老兄一个劲地自我解嘲,其实他不这样说我也能够理解。
坐下来后,他跟我算了一笔账:“唉,在外也难,一个月的开支得700元,别看这间小小的破房,房东黑心,硬要200块,一个月的生活费加杂七杂八的零花钱得500块,这一年就得8000多元,弄得不好还糊不住口,有时也想回老家算了。日子过苦点,总算有稀饭喝。只是家乡这费那费,要得人心里烦。加上这几年没回去,责任田也摆了,不知咋样了。如果一回去,说不定这几年欠下的摊派提留款一块要,那我就受不了。就是想回去我也不能回去。”……
这又是一家没有退路的不得不在城市滞留漂泊的一种人,这种农民在城市里占一个群体。
说到今后的路时,这个汉子一脸迷茫,他说:“我们农民嘛!总是受苦的命,走一步说一步啊!只要饿不死人就行。”
这是一个游子心灵的呼唤。对于打工者来说,家乡应该是他最后的依靠,可大多数农民就像没有祖国的流浪者一样,就是晚上在睡眠中也得不到彻底的心理休息。他们活得很累,可他们还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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