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 第09章 进城农民工众生相4

f    电器修理工张家义

        每天早晨和下午，在街头巷尾便会响起一个声音：“修热水器、煤气灶、电冰箱啦！……”我从阳台上往下一看，是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乡下汉，破旧的自行车上挂着一个电工帆布包，叫喊着巡回给人修电器家什，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修，也就没有理他。

        时间一久，这声音我已经听熟了。不巧，有一天我的电饭煲坏了，插电后按不下闸，等这声音从楼下经过时，我站在阳台上问：“师傅，我的电饭煲坏了你能修好吗？”“你拿下来看看。”“你上家里来吧！“然后只见他把自行车靠在一边，取上电工包就噔噔噔地踩着楼梯上来了。开门一看，是一个面色黧黑的汉子，脸上带着一种刚毅。上来后，他也没坐，拿起那只电饭煲检查了一下，就开始用起子拧镙丝。“歇一会吧，看你热得满头是汗。”我递上一根烟，倒了一杯茶，他把烟点着，烟雾迷濛了他那张沧桑的脸。他没有歇，又继续摆弄。趁这工夫，我顺便跟他聊了几句；师傅叫张家义，说话简单明了，不知不觉中他就将电饭煲修好了。他在煲子里装了一些水，插上电插头，启动闸就能挂上。“你的手艺还真不错。”我不由地夸奖了一下。“还凑合，没有两下子，就更吃不上饭啰！”“还会修哪些东西？”“洗衣机、电风扇、电视机，只要是家用电器，都可以对付一下。”“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不一定，三百五百不等，有时还能搞个七百八百的。”“比城里下岗工人还强些。”“哪能比他们，我这是没办法。他们下了岗，还有点基本生活费，我啥费也没有，还费脑筋找事做；他们没饭吃，找政府，我们找谁？我们靠自己；他们下了岗，骂这个骂那个，我们骂哪个？骂就骂自己没本事，骂自己投错了胎，不该投在农村。”看来这张师傅还有点愤世嫉俗。

        张家义的话一时说得我无言以对。

        他似乎发现自己的话跑了题，走了板，就赶紧改变了话题：“我刚才扯远了，扯远了。”

        “没关系，没关系，你的直率性格我很喜欢，其实我的父老兄弟都是农村人，我对农民很同情。”

        看到我把话说开，张家义似乎找到了一个知己，他又说：“其实，做哪样事也不容易，开始吃这碗饭，难哪！没人让你修，认为你这个农村人没技术，把他的东西修坏了。再一个，就是防备心理，城里人老是防备人，怕你偷他东西似的，有时有人要修东西，要我上楼却半天不开门，在猫眼里死看死看，半天才肯打开。唉，城里人咋这样？”张师傅还是免不了一肚子怨气。

        “我能够理解你们农民工在城里生存不容易，可如今，城里下岗工人也难，你们什么活都干得了，他们好多事干不了，他们干不了，还不愿意放下架子。”

        “城里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政府还时常在给他们安排就业，谁给我们安排？叫他们跟我一样，看他干不干？我们农民工是捡他们不干的最差最脏的工作，吃他们吃不了的苦。唉，这人与人相比就是不一样……”张师傅一腔地感慨。

        “工作好坏不重要，只要你活得充实，感到乐趣就够了，有人生活得很优越，却还有苦恼，有人生活得艰难，却还很快乐，怎么说呢？”

        看到我没有轻视他的意思，或许是今天的话很投机，张师傅居然对我讲起了他搞电器修理工的经历——

        我原在家里开农用三轮车，给附近村民赶集上店搭个车，热集有生意，冷集没生意，或拖点粮食什么的，一个月挣个300块钱就上了天。原来我不知道跟我要钱部门这么多。交管站一年要交养路费1600元，交警中队要交管理费和保险费900元，国税所要交800元，地税所要交700元，工商所要交550元，还有农机站的管理费600多元。再把油钱一扣除，一年倒亏3000多元，这车还有啥毬开头？我一气之下，就把三轮车卖了，跑到城里来打工。

        原以为打工好打，结果找了许多事都没找好，现在城里人都下岗，哪有好事找呢？后来，我做小生意，搞了个木箱，里面装些梳子、镜子小百货，然后钉个皮带挂在胸前，30多斤的货物就这么背在身上，整天走，在离商场远的小区叫卖。一天下来，赚不了8元钱，还不够生活，我想一个大男人这样下去养不了家，不能干了，况且，一天到晚在肩上勒着皮带，肩膀都勒肿了。

        再后来，我又摆地摊，货物可以多摆些，人也舒服一些。没想城里人欺生，老找我碴子。一次，旁边一个也摆地摊的城里人硬说我偷了他的东西，敲了我100块钱；这还不算，城管的也经常来找我麻烦，不让我摆，还踏碎了我的东西，我不敢再摆地摊了。那几天，我没事做，我在城里到处走，我感到绝望，偌大一个武汉市怎么就没有我生存立足的地方呢？人想好好活着，但总有人不让你好好活。人为一张嘴，咋就这么难？

        在我绝望之时，我看到街头张贴的电器培训班，我决定试试，这正是我的长处，我在家里就喜欢盘电器玩艺。我将身上带来的卖三轮车的部分钱去速成班报了名，一个月下来，我自认为我的技术不错了，就买了些电器修理工具，好在投资不大，又买了辆半旧自行车，开始走街串巷揽生意，开始根本没有人请我修，10天下来，我半点生意也没揽到，还倒贴生活费，我身上带的钱已不多了，再没生意做，我就得饿死。我又一次感到绝望，我打算回去，但又怕村里人嘲笑，说我没本事，混不下去。我于是咬咬牙，再坚持几天。此时，老天有眼，我揽了几笔小生意，都是几块钱的小玩艺，总算够我的生活费。又坚持了半个月，修了几个大件，一台冰箱和一台旧彩电，那是我跟别人打赌接上的活，我说修不好，倒赔你的钱。一修居然修好了，那一天我挣了58元，是我出来后挣得最多的，我开始有信心了。

        就这样我慢慢做下去了，在城市里立下了足。由于时间做得久了，加之我的技术过硬，信誉好，修不好不要钱，10天内坏了再修不要钱，居民对我的信任，慢慢地在这一块打出了名气，请我修理电器的人很多，电动机我也修，就近的人还把东西送到我住的屋子来，远一些的地方我就上门服务，现在我的地盘越发展越大，好不容易打下了一片天地。现在一年下来，节衣少食尚能攒下四五千块，这比农村已经不错了。每到过年回去，我打点年货，买些好衣裳，一家人穿得光光鲜鲜，我打算条件好些后，把老婆孩子也接来，让老婆洗衣做饭，享几天福，农村一天到晚累死。让孩子在城里来读书，像城里孩子一样接受教育。

        我为这个农民打工汉子深深地祝愿。

        g    115天挣了415元

        比起另外一些打工者，彭红平就更倒霉了，他打了近四个月工，居然连生活费都不够。2004年7月3日至10月24日，记者对湖北农民工彭红平进行了持续115天的跟踪采访，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了他艰难谋生的境况。

        7月3日，记者在武汉市武胜路的劳动力市场第一次见到彭红平。他肩扛行李，腋夹草席。他当时身上只有3角钱，已经两天没有吃饱饭了。此前，彭红平给房县一姓张的建筑老板打工，当初在劳务市场讲好的报酬是每天25元，彭红平干了37天，应得工钱925元，但老板断断续续只给了他200元。6月20日，彭红平工地拆房时手被砸伤，鲜血淋淋。张老板给了他5元钱包扎费，就把他辞退了。

        在记者以彭红平跟踪采访的115天中，他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为此经常吃不饱饭，甚至睡在马路上，被人偷过也被骗过。三个多月时间一共只拿到现钱415元。

        彭红平是湖北省仙桃市九合垸农场老巷组农民，今年26岁。1992年，不满18岁的彭红平就到武汉打工养家。

        记者多次在深夜和凌晨时分来到彭红平栖身的武汉市集贤巷附近，好不容易找到了正在沉睡的彭红平，他有时睡在马路边，有时躺在门檐下，有时歪倒在过道里。7月6日深夜零点，记者叫醒了正在马路边沉睡的彭红平，他当时正患重感冒，高烧不退，浑身酸痛无力，满嘴水泡。记者临走时掏出20元，叮嘱他天亮后赶快去看病。但他舍不得花钱吃饭，也舍不得看病，一直强撑到7日晚9点多，才到一个小诊所打了一针，花去了18元；晚上用仅剩的2元住了一晚店。

        彭红平说：“我母亲60多岁了，双眼患白内障快瞎了，还得摸索着捡破烂换饭吃。去年我成了家，可媳妇嫌我穷，跑了，至今没有音讯。现在母亲生病无钱治。我在城里打工十来年，不怕吃苦受累，就想过上好日子。可现在家不像家，亲不成亲。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七八月份是武汉最为难熬的酷暑季节。彭红平先后为5个建筑老板打工，结果只拿到30元。7月8日下午武汉蔡甸区一个姓余的建筑老板让彭红平到汉阳区升官渡的建筑工地和泥，讲好一天工钱20元。筛沙、担水、搅拌只有他一个人，要供6个大师傅用泥。当时彭红平感冒未痊愈，干了整整一天，老板说他干活慢，不下力，一分钱没给就把他辞了。

        此后，彭红平天天守在劳务市场等活干，中间虽然也到江汉二桥、白沙洲大桥等地给3个老板做工，却没有拿到一分钱。

        8月30日，一个姓朱的老板到劳务市场招工，说到新疆的一家大理石厂工作，每月包吃包住1000元。彭红平就随他到了新疆一个偏远的小村。他说：“每天要干12小时的活儿，天气冷得很，我带的衣服少，老板又不借钱买棉衣，强撑着干满一个月。谁知到结账时，老板说每月只有500元，还要扣除200多元烟钱，只给了300元。可从新疆到武汉的火车票就要370元。我们求爷爷告奶奶，也凑不够回家的路费，最后只得买了张短途票，在10月6日早上逃票回到了武汉。接着就到劳务市场找工作，干了一个月没想到辛辛苦苦省下的227元钱，结果到劳务市场就被小偷偷光了。”

        10月17日，彭红平到家乡仙桃市杨林尾镇一私人老板厂里清洗编织袋。老板让他白天干五六个小时，夜里干八九个小时，干了3天就累得受不了，共清洗了4吨编织袋，最后只给了他30元。

        在记者跟踪采访的115天中，彭红平共为11个老板打过工，大都是在劳务市场找到的工作，但没有一个老板与他签订过用工合同，也没有一个老板真正兑现在劳务市场上的承诺条件。

        中国社科院从事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娄伟博士认为，彭红平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进城农民工的生活、生存现状。目前全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9400万人，像彭红平这样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加快组织农民工进工会步伐，为他们撑起一把保护伞。同时，应加快建立社会救助机制，多渠道、多形式建立一批农民工救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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