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 第05章 打工路上多艰险3

身  心  篇

        上海：四川籍打工妹不堪压榨要求辞工，狠心老板挥刀砍断两根手指

        1999年12月19日晚，在上海浦东南汇县惠南镇一个个体面条店打工的打工妹刘文英，因辞工而被老板夫妇砍断两根手指！

        1999年5月底，四川打工妹刘文英来到浦东南汇县惠南镇个体老板朱福来的面条店打工，本人身份证被老板娘李丽娟“暂扣”。自此以后，刘文英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三四个小时，且没有一天休息，但老板每月给她的工资只有350元，去年9月才增加到375元。去年12月13日，她向老板朱福来提出辞工，并向老板索要身份证，老板娘李丽娟却说：“身份证找不到了。”

        12月19日晚，刘文英再次找老板朱福来要求辞工，话没说两句，老板娘李丽娟一拳向她挥来，朱福来也抡起铁榔头猛击她的肩膀。在该店打工的小王见势头不对，架着刘文英往门外退，刚走几步，李丽娟便拿着菜刀追过来向刘文英的头上破去，正好砍在刘文英护着脑袋的左手上，刘文英痛得倒在地上，可是李丽娟仍挥刀猛砍，朱福来也冲上来用铁榔头对着刘文英的肩臂和头一阵狠敲。待打累了的朱福来住手后，小王赶紧架起浑身鲜血的刘文英向外走。经诊断，刘文英左手45指节被砍断。打工者报案后，警方虽设法拘捕，但老板夫妇却不知去向。

        河南：9名打工妹瘫痪，责任竟成了“糊涂案”

        一批打工妹，她们中最大的不过20岁，年龄最小的才16岁，在她们打工两年后，正值花季的她们却多已瘫痪在床，生活维艰，债台高筑……

        两年前，河南省叶县辛店乡赵长河开办了巧和皮具有限公司。1998年，河南9名打工妹被招进公司打工。

        巧和公司在白沟某村租用了民房，是一家作坊式的小企业，这家企业根本没有通风设备。打工妹刷胶时伴有股刺鼻的怪味，闻着就像自己喝了似的，想吐又吐不出来。20岁的高惠丽说：“刷胶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有时要15个小时。有时还得通宵干。”辛爱红说：“我爸打来几次电话厂子都不让接，来的信也被老板扣下。我病了9天，不能上班，不但得不到照顾，反而被扣了130元工钱。”

        令打工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为了每月那点可怜的工资她们付出的代价才刚刚开始。

        1999年11月，王灵枝正在刷胶，手脚感到麻了一下，没在意，慢慢地感到浑身疲劳，越干越累，眼睛也看不清，到了腊月，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赵小婷在去年1月开始头晕，眼睛看不清物体。

        1999年1月，刘艳艳还能干活，但吃不下饭，后来手、脚麻，路也走不动了。但还得加班，感觉吐也吐不出，咽也咽不下。

        20岁的程君红手上长疮，指甲都掉了，走路一瘸一拐，还在干，自己想咬牙坚持到年关，走路越来越慢，有点头昏，一个小台阶也上不去。

        20岁的陈万甫刷胶时感到手麻，以为是漏电，浑身无劲，走路也走不了多远，脚感觉发紧。今年腊月十三，王灵枝有幸特许第一个回家过年，一下长途汽车，就一头栽倒在路边不省人事。

        腊月二十，宋彩丽、高惠丽已经走不了路。老板安排一辆三轮车送她们去了趟白沟诊所，医生告诉她们说“风湿”。当晚，老板又要她们加班到夜里2点。

        腊月二十四，是打工妹集体回家过年的日子。凌晨3时，程庄村巡逻队员发现了昏倒在地的刘艳艳，将她送到家门口。

        马凤丽是9名打工少女中惟一一个未在刷胶车间干活的人。仅仅由于常跑去找乡里姐妹，也同样出现四肢麻木，眼睛看物不清，头晕头痛等症状。后来，她也经常腿一软，突然跪在地上。

        经鉴定，打工妹们系慢性重度正乙烷中毒和中毒性周围神经病。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白沟警方一位负责人发话，认为对具体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和责任划分尚缺乏证据。因而，谁对打工妹的劳动权益和健康受到严重损害负责，一时成为“糊涂案”。

        为了治病，刘艳艳的父亲刘书将小四轮拖拉机卖了6500元，两头猪卖了540元，家里存的玉米、小麦卖了1100多元，又贷款4500元。经过40多天的治疗后，医院通知还要交钱，可家里已经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卖了。刘艳艳的妹妹刘小艳年仅11岁，为了给姐姐治病，她剪掉了心爱的一头长发，卖了23元钱……

        然而，在病房内，宋彩丽、高惠丽的腿部肌肉已明显出现了萎缩……

        深圳：日久失修墙倒塌，广西籍打工妹一死六伤

        1999年9月，深圳市南山区大冲村一出租屋突然发生倒塌，住在屋内的广西籍打工妹当场压死压伤。

        事发时屋内住有7人，一堵厅、房相隔的泥墙突然倒塌，一块巨大的泥块正好砸中一名刚到深圳不足一个月的广西籍打工妹陈敏华（21岁），将她当场压死。屋内的其他6人被压在废墟中，有的往外爬，有的被人救出，全部受伤。

        此旧屋系是用泥砌成墙，上盖瓦片搭建而成的，至今已有七八十年历史，外面风吹大一点，里面就能觉出颤抖。明知道是危房，为什么打工妹却不得不住呢，因为打工妹工资太低，干一月来能填饱肚子就算不错了。所以只好七个人挤在一间危房内，依她们的经济实力，只有这样的房子她们才出得起租金。事发后，房主不知去向，而老板则说此事不与他相干。可怜的打工妹只好由他们的亲友接回老家或葬或医……

        湖北：打工妹不堪凌辱跳楼致残，恶老板杀人又焚尸

        1997年，湖北房县榔口乡榔玉村的罗天琴（1981年出生），随同乡到湖北谷城县石花镇一棉纺厂做挡车工。1999年5月中旬，棉纺厂暂时停产。5月18日，紧靠汉（口）十（堰）公路的“日日春”饭庄老板刘恩明将罗招进饭店，准备为老板“摇钱”。进店后，罗天琴发现这是一个“黑店”。每天工作长达十五六个小时不说，在饭庄那所谓的客房里，总有食客用下流语言挑逗她，趁她端盘子或陪着跳舞时动手动脚，罗天琴稍作反抗，食客就要骂骂咧咧，罗实在无法忍受，就向老板提出辞工，刘恩明坚决不答应，并对罗实施监视。5月下旬的一天，罗谎称到街上补鞋，连换洗衣服也没拿，直奔汽车站赶车，刘恩明闻讯后骑摩托车追至汽车站。罗天琴躲避不及，被刘恩明“押”回，并被刘家“软禁”。

        1998年5月29日中午，被锁在楼上的罗天琴翻过了二楼阳台的栏杆，朝院子外跳了下去，被摔伤。

        第二天，刘恩明与老河口市付家寨开发区“野玖瑰美容美发餐厅”老板张某在电话协议：张某“出资”为罗治伤，就把罗送给他。后因张老板不愿出钱当“冤大头”，6月5日下午，刘恩明与王光州密谋“在丹江边找个僻静地方把她干掉”。

        1999年6月6日中午，刘、王谎称要把罗送到房县老家，租了辆红色“面的”车拖着罗在丹江公路上找机会下手，由于人来车往，一直没有机会。天将黑时，王向刘献策：“把她拉到煤铁垭山废煤窑里，那里空旷无人”。刘同意。“面的”开到空旷无人的煤铁垭山，罗天琴突然意识到将遭毒手，可怜的她绝望地哀求：“我再也不治病了，你们放我回家吧……”

        刘恩明冷笑：“我们马上送你回家！”王光明顺势用一件衣服蒙住罗天琴的头，其右手死命地掐住了她的脖子，刘恩明按住她的两只胳膊，一会儿，二人将罗天琴拖进煤窑，王光州又扯下了她的乳罩残忍地塞进了她的口中，然后在罗浑身浇上柴油，刘恩明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燃了罗身上的柴油……

        对  抗  篇

        广州：只因老板心黑，四川籍打工妹卖血告老板

        1999年12月6日上午广州市血液中心门口，3名打工者要卖血换钱，准备跟黑心老板打官司。其中带头的一位便是四川打工妹邓春玲。她们原来在白云区钟落潭镇长腰岭三队创鑫鞋厂打工。6月5日，她们向老板曾宪纪提出，要求发放被拖欠的4月份的工资，曾说没钱发，要她们马上上班，要不然就滚！争执中包括他们3人在内的35名女工被粗暴地赶出厂门。

        她们说，创鑫鞋厂劳动强度大，经常加班到深夜乃至通宵，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加班费”竟是几粒泡泡糖或者一瓶汽水！老板还振振有词地说“嘴里嚼着泡泡糖，手上就不会偷懒！”厂方还鸡蛋里挑骨头般地找员工工作中的差错，使员工随时有被开除的危险。

        被无理赶出厂后，35名女工决心跟黑心老板斗到底，用法律手段讨回打工者的尊严。但很多人已身无分文，因此她们产生了一个勇敢而悲壮的想法：卖血！……

        柳州：打工妹险些炸酒楼，只求索回血汗钱

        1999年11月27日傍晚19时许，柳州市  公安局110指挥中尽接到报案：“好来客”酒楼内有一女子腰捆炸药，扬言要炸掉酒楼。几分钟后，柳北巡警大队、柳北公安分局的民警赶到现场。只见一腰间捆有炸药状物品的女子情绪非常激动，口口声声说要见老板，否则就要引爆炸药。在该女子身旁，有一个已打开阀门的煤气罐，情况非常危急。

        与此同时，柳州市及市公安局领导迅即赶到现场，特警大队、消防支队、交警支队等警种人员迅速将酒楼附近的居民疏散，并对周围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面对不断泄出的煤气和随时可能引爆的炸药，民警们与该女子进行面对面的对话。该女子为什么要自寻死路呢？原来，该女子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老板付足欠她的和其他服务员的血汗钱。市领导和公安局领导立即纷纷解囊以缓和紧张气氛。20时40分，经耐心的说服教育，该女子终于交出了引爆装置及炸药。

        这名身捆炸药的女子叫蓝妮，27岁，河南兰考县人，曾在“好来客”酒楼当过服务员，但酒店老板以种种借口不付给她工钱，还虐待她，这位打工妹于是决定采取过激行动。事后，这名女子虽为打工妹们讨来了工资，却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

        看完这几则事例，稍有良知的人就会良心颤抖，稍有正义感的人就会怒发冲冠，谁都会为这些打工妹的遭遇伤心流泪，然而这些事例只不过是全国部分媒体上已经披露出的极少数案例。这些事例说明，打工者的命运，特别是打工妹的命运，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有些打工仔、打工妹在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而又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时，他们就会变着法子与老板作斗争。有些过激行为也可能会触犯法律，但是，一旦她们“依法办事”，她们往往因无钱、无知、无时间、无根基而根本无法与老板“奉陪”到底！

        当前，在一些地方，鼓励一些人“先富起来”，强调对老板加以保护，这本无非议，但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一些黑心老板就钻这个空子，对打工者进行残酷剥削甚至残害，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作法原原本本地照搬，把克扣、拖欠工资、延长劳动时间作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主要手段。有些老板热衷于招收女职员，主要是看到与男职员相比，女职员更加怕事，更加弱少，即使是遭受残酷压榨，反抗能力也比男职员小，而工资报酬可以比男职员付得更少。

        如何维护这些打工妹的合法权益？从理论上讲，当然靠法律。也就是说，维护打工妹的合法权益，必顺与建立健全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同步进行。然而，我们在寄希望于“依法维权”时，却发现依法维权有“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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