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 第04章 打工路上多艰险2

千呼万唤“劳动法”

        多少年来，我们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单纯强调总体利益，而忽视各个阶层与各个个体的个别利益，造成了人们之间似乎不存在利益差异，利益冲突的假像。这种假像在中国改革的前沿阵地广东、深圳，最先被击碎了。

        记者案头的一份资料表明：深圳停工、罢工事件中，有60—70是属于资方违背经济合同，侵犯工人合法利益造成的；有20是资方故意侵犯工人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所造成的；有10是源于工人素质低，要求不合理的结果。

        在“三资”企业中，我们既要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又要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这是两者利益关系中不容回避的矛盾。不正视它，不研究它，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三资”企业的“临时工”问题，是改革中劳动管理体制尚不成熟的新课题，临时工现像仿佛成了许多问题的聚焦点，一切都需要重新思索，重新判断。

        那么，有没有一个“杠杆”来调节“三资”企业中多元化利益之间的矛盾关系呢？有，这就是人们有如大旱之时望甘霖的“中国劳动法”。

        由于没有劳动法，以致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此伏彼起，有的难以处理。

        据报载，深圳蛇口工业区内一家港商独资企业以“订单多，生产繁忙”为理由，大幅度提高生产定额，强迫工人每天加班生产4到6小时，有时竟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星期天也不准休息。有一位女工劳累过度，竟一头栽倒在车间里。该厂有30名女工自动停止加班加点，以示抗议。厂方将一名带头的女工开除出厂。工会出面干预，港方经理说：“我们是按法律办事的。你们没有法律规定不允许我们加班生产，另外，也没法律明确规定和限制加班时间。”

        工会的同志拿出了深圳市政府下发的关于“三资”企业中工人加班加点的规定和政策提醒港商。对方却耸耸肩：“这些我们都知道。可这些规定和政策是你们内部的，我们不好执行喽。”

        由于没有劳动法，一起简单的工伤死亡事故，迫使家乡的“父母官”不得不千里迢迢，反复请司法人员出面干预，费时，费力，问题还不能得到完全、公正的解决。

        而与深圳毗邻的香港，则有一部详尽的劳工法——劳动工时法、最低工资标准法、劳工伤残赔偿法。事件发生了，处理的方式方法劳工法上写得一清二楚。

        诚然，制订一部切实可行的劳动法并非易事。但是，不能因为劳动法制订难就迟迟不出台劳动法。法律界人士在“众里寻他千百度”之后，发现一些国家和地区现行的法律条文，只要对它们稍作修改，就能适合中国目前的“三资”企业。

        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现代化管理方法，已经见了成就。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法律，是否也可以作相应的引进呢？

        一例例血的教训，一幕幕令人震惊的事实，昭示国人——

        莫等闲，尽快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劳动法！

        《打工妹之死》一文发表后，很快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国内许多报刊、杂志、电台，纷纷登载，转载或摘播，由此而引起了全国性的“新时期劳动用工关系大讨论”，进而促进了中国《劳动法》的出台。

        二、打工姐妹多厄难

        然而，打工路上并不是一路凯歌，而是处处充满艰险、陷阱和荆棘，让我们再来目睹一下这些离开大地进入城市的打工青年为寻求梦想而付出的血泪和代价。

        《劳动法》出台了，然而情形又是怎样呢？我们从当时媒体上摘录几起令人触目惊心的打工妹蒙冤受屈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悲剧事例，证实了《劳动法》不是保护打工仔、打工妹的《劳动法》——

        打工姐妹多危难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劳动力市场的逐步放开，“打工仔”、“打工妹”等词汇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与打工仔相比，由于打工妹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她们更容易遭受到来自“老板”的虐待和盘剥，以致一些打工妹痛不欲生，花季早谢……

        工  钱  篇

        深圳：湖北天门籍打工妹索要工钱屡遭羞辱投水自尽

        2000年1月17日，因深圳龙岗区横岗镇华安企业公司拖欠工资，湖北省天门打工妹杨运桃追讨不成备受羞辱，在深圳与东莞交界处的雁田水库投水自尽。

        杨运桃是湖北天门市渔薪镇杨咀村人，于1999年5月经人介绍到华安企业公司王贤凡承包的一个制衣车间打工。由于工资太低，杨运桃于1999年12月提出辞工并要求王贤凡支付其工资。王以没钱为由拖欠不付。

        杨运桃只好再硬着头皮上班。此后，她遭到车间内王贤凡等人起哄嘲笑，2000年元月9日，王贤凡再次羞辱杨运桃在车间里“发神经”、“诈死”。杨运桃的同乡要求王贤凡给杨运桃300元工钱，让她辞工，但王贤凡又以没钱为由推诿。万念俱灰的杨运桃于1月14日出走。

        16日，杨运桃在东莞市凤岗镇长表工业区保安队办公室的长椅上坐了一  夜，17日下午2时，杨运桃跳进水库自尽。临死前，杨运桃身上还揣有（准备往家里寄钱的）空白汇款单……

        武汉：闵老板算计缝纫女工一共2536元的工钱，经老板一番算计，变成了174元，缝纫女工愤怒不已：“还我们的血汗钱！”

        魏某等10名女工于1999年4月到花楼街一制衣厂做活，工钱计件。闵老板是汉正街“美食服饰”的老板。4、5月份发工资时，每人约拿到300元左右。

        1999年7月初，闵老板迟迟不发6月份工资，魏某代表大家去领工钱时，老板搪塞：“过几天再来。”过了几天，老板不知去向，却委托房东向女工们转交了由2536元突然变成了174元的工钱！老板留下的工钱清单，原来3元一件的圆领衫变成了15  元。而更令人吃惊的是，这张清单下方还有一排备注：上月质量问题扣50元；当月闹事停产一天扣200元；偷盗衣料9套偷一罚二扣900元；无理取闹扣300元，最后10个人应得工钱：174元。

        10个缝纫女工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有时要做通宵，到头来，老板给每人的工钱不够20元！女工们愤怒异常，要为清单上莫须有的罪名找老板论理，但老板搬走了，又到哪里去找呢？

        南宁：打工妹苦干一个月，反欠老板50元

        2000年1月，南宁南海市三山港区某玩具厂的几十名打工妹到该市劳动部门投诉，称她们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不但一分钱工资收不到，反而欠下老板50元。她们要求辞工，老板却强行扣住她们的行李和身份证、未婚证等不放。南海市劳动部门立即派出多名监察人员前往调查。

        监察人员来到三山港的这家玩具厂，要求检查该厂的工资表，发现工人每月计件工资只有100元至200元，有的甚至只有几十元，再扣除厂里的90元伙食费和25元住宿费，有些打工妹的实际工资竟然变成了负数，最多的欠老板50元。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反而欠下老板的钱！比起武汉市那位闵老板，这位老板算法更是心狠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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