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农民而呐喊（代自序）

我为农民而呐喊（代自序）

        一

        我在北京见到《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时，他激奋地说：“现在社会上太缺少人为农民说话了，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农民组织。”他所说的农民组织，其实早几年社会学专家就曾呼吁希望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全国性组织——农民协会。遗憾的是从80年代一直喊到今天，仍不见有什么结果。

        近几年，“农业、农村、农民”  等三农问题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由此而牵涉有许多相关问题，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农村问题是一下子最难解决的问题。就农村自身而言，就存在现实下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农民素质问题，乡镇干部水平问题，农民负担问题、农村教育问题、田地抛荒问题、农民离乡出走问题、农村贫困问题……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困惑和阻碍着农村的发展。

        2005年初，新一届中央政府下了大决心，提前减免了农业税，让农民休养生息，随之而来的是农民负担和抛荒问题得到了解决。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问题不解决好，会派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有那么多农民，但却是一个很弱势的群体，由于长期形成的单个“马铃薯”特征，处于分散无序状态，单枪匹马，孤掌难鸣，孤立无援，孤寞无助，以致无法形成一致声音，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发言，纵有个体的零散的声音发出，也撼不动铁板一块的政府，也不足以改变农民自身的处境和命运，这就注定了他们处在社会的最低层，得不到平等的身份和公道的待遇，遭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歧视。他们的弱势也就无法改变了。他们像独木桥上的行走者，任何一阵风，任何一阵外来力量都能把他们掀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有背景有靠山的农民也就是在县里州里有亲戚当官的农民多少有一份胆量，纯粹白丁老百姓一个的农民，就得整天睁大着惊恐的眼睛，留心着周围的一切，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吓得胆颤心惊，担心突然而来的不明灾难会降临到他们头上。所以，不管过去和现在的统治阶级看出了农民的这一弱点，也就很容易驱使和奴役他们，继而达到统治他们。难怪社会学家说：中国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倒过来说也许表达得更为准确：农民问题实际上是中国问题，农民问题不解决好，谈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将是一句空话。因而，农民是中国的大多数人，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农民社会，解决了农民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的问题。让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来关心农民吧！

        二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农民这个弱势群体，为他们呼吁，为他们呐喊，因为我本人也是农民的儿子，他们中的一员，我不为农民说话，谁为农民说话？

        我有一种农民儿子的犟脾气，或许是生活的逆境造就了我嫉恶如仇的性格，往往别人看得过去的事情我却看不过去，别人麻木了，我却无法麻木，我一看到周围存在的矛盾，弱小被欺凌，邪恶亵渎正义，我便控制不住激情了,我就要说话了，我就要维护正义和良知了。我就写出了许多批评报道，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搭惹了许多麻烦，别人唯恐躲避不及的事，我却偏要去招惹它。

        在许多年记者生涯中，我常常捅出一些漏子，文章一出来，便遭到“围追堵截”，尽管我遭到打击报复，但我还要写，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太了解他们，他们是弱势群体，太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了。我总认为搞新闻，当记者，要有点责任感，能为人民说点公道话。所以，哪里有问题，我就往哪里跑。为民呼吁，为民请命。居然也能解决一些事情，但还是招惹不少麻烦，因为爆光了一些乡政府的问题，有个乡党委副书记竟扬言，要请一帮地痞收拾我，我还目睹了一些地方政府在拆迁中侵害老百姓利益的事，我忍不住在群众的投诉下跑去调查情况，这之前已有许多记者去过，大部分被收买，小部分绕道而行，就是我这个不怕鬼的，我也可以被他们用金钱、用优厚的物质条件而收买，而打败，但我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当我看到他们一双双哀怨无助的眼睛，一个个焦虑而疲惫的四处上访无果的身影，因为没得到安置，导致两个春节都在四面透风的窝棚里度过，我怎能把良心放在腋窝里藏着呢？我说话了，写了“批评报道”，（说穿了也只是反映真实客观情况，对方便认为是批评），于是，便捅马蜂窝了。他们不依不饶，干尽造谎、中伤、诬蔑、诽谤之能事。我所在的单位迫于压力，不敢收留我，我被迫离开单位，就在我离开单位到处飘泊的当儿，没有人为我说话，他们抓住我这个机会，扬言要“整治我”，到处打听我所住的地址。在此情况下，我为了保护自己，暂避一下风头，不得不东躲西藏，四处飘泊，他们似乎要“赶尽杀绝”，穷追不放，我被搞得心力交瘁。我于是深深地认识到中国的基层官员，如今完全听不得批评意见，一个记者的批评意见都听不得，更何况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呢？有的领导，你写他的表扬稿他高高兴兴（哪怕表扬错了），你若写了他的批评稿（哪怕有半句用词不当或言辞过重），就好像挖了他家的祖坟一样，不依不饶，要和你拼命，你写了他十篇表扬稿他倒忘了，你写了他一篇批评稿他会恨你一辈子。中国官员怎么会是这样？我觉得中国的基层官员的心理素质也该反思一下了，这种低劣的素质不改变，中国就很难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很难有民主气氛，一个听不进别人批评意见的政府，是不可能有进取精神的。

        我很悲哀，我不知道我这是为了什么，为了正义感？现在有几个人有正义感？正义感值多少钱一斤？别说正义感，许多人连起码的道德伦理都丧失殆尽，贪赃枉法、行贿受贿、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物欲横流，甚至杀人越货、拦路抢劫、坏事做绝、恶事做尽的人却大行其道……维护正义的人常常被弄得无立锥之地，正因为我敢说其话，敢写批评文章，省内许多新闻文化单位怕我捅路子，不敢收留我，致使我经常陷入漂泊，往往一个单位干不了多久就迫干压力就离开，朋友笑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来抨击社会矛盾，其实我何尝愿意这样？想不到正义的舆论监督竟像做贼一样？我只能是一声叹息！

        有人劝我，别当记者了，整天风风火火，东奔西颠，哪里有呼声就往哪里去，累得臭死。就凭你那一腔子正义你顾得过来这些多如牛毛、积重难返的问题吗？

        这话触动了我的痛处，使我幡然醒悟。我想到我一个人的力量确实太渺小，就是我们一个群体的力量也显得同样渺小，蚂蚁难撼动大树。我终于发现也深深认识到，我所提到的一些问题，绝不是哪一个地方的个别现像和个别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普遍现状。我应该揭露社会的现像的病根，正如先辈鲁迅先生所言：“揭除病根，引起疗效”。我不打算揭露一些惹麻烦的个案和个别问题。而且揭露了这里，还有那里，揭露了十个问题，还有一百个问题在等着你，到处都是呼喊，到处都是声音，你就是累死也顾及不过来。我应从社会大面入手，去剖析、去思考、去批判造成这些社会现像的根源，震动一下这个社会及人们麻木的神经，唤起人们的觉醒，这也恰恰是新时期报告文学肩负的历史使命。

        三

        我写报告文学，实属无奈，是环境把人逼上这条路的。命运不顺，人生不顺，我认为有一肚子抱负和志气，可社会就是要压抑你，这一切都使我感到一肚子怨气，有怨气就要发泄，不发泄就会憋出病来，报告文学成了我最好的发泄方式，我可以把我看不顺眼的社会丑恶现像用文字批评一通，我可以把社会埋没我的怨气倾诉一通。

        而且，我的性格也决定了我前途不顺，我不会趋炎附势，也不会拍马溜须，也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口是心非，阳奉阴违……

        这一切官场上具备的东西，我都不具备，尽管我很深地了解这些东西，但我绝对做不了，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而导致的结果，许多朋友就评价我这个人不圆滑，太正直，而且思想还有点“反动”，不随大流，老是带着问题的眼光去看社会，这就注定了我不可能涉足官场。后来，我才发现正是官场上不具备的东西，报告文学作家却应该具备，报告文学作家就是要完成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个性，就应该有独特的思想，独特的眼光去审视现实，审视历史。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正因为在别人眼中的这些“劣势”，却无意之中成了我写报告文学的优势。与其说我选择了报告学，不如说报告文学选择了我。

        一个人的命运不可能由自己选择，而是命运在选择你并时时处处逼迫你。你是哪一种性格的人适合干哪一种性格的事，这是由不得你自己决定的，而是由上天来安排。

        我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一个看不见的神灵或者是超生命的力量在把你往某条路上引导，让你其它的路都走不通，只有选择这条路，使你老想摆脱而无法摆脱，老想逃避而无法逃避。二十年前，我就有一种好斗的性格，有一种“反叛”的意识，使我这种性格的形成大概是幼年丧父后，饱受人间的欺凌，饱尝失学的痛苦，饱尝世态的炎凉，而产生一种反作用力，不是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么？人的心态就是这样。我对现实不满，看不惯一切又合理不公平的东西，高中失学后，我在农村最初和小队干部及大队（后为改叫村）干部斗，当然招来的是挨整，停发你的口粮。恶劣的现实就迫使你想改变，在朋友的引荐下，我有幸到文化部门打工，我又回头同乡里干部斗，登报批评他们的违纪违法的行为，后来又和县里干部斗，当然也是登报批评了。这么斗来斗去把自已弄得没地方呆。所以，人总是在环境的逼迫下不断地重新改变环境，不断地选择你发展你自己的道路。

        所以说，一个人决定选择哪一项事业，抑或走哪一条路，这都是由有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决定的。我写报告文学，正是由我这种性格和秉性造成不顺的环境，不顺的环境又逼迫我走这条路。在这条路上，我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性格，我看不惯现实中的许多问题，而上帝又不给你权力来改变这些东西，所以我只有拿起笔来进行呼吁，进行鞭挞。

        四

        应该说，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每个人做了好事或做了坏事，上帝都有一个账本记录在案，你别以为你逃脱了，没有受到惩罚，但你别得意，只是还没有到时候，到了一定时候，上帝会对你进行全面清算的。所以说，暂时占了便宜的人不要自喜，上帝会找你算账的，把你做的坏事全抖落出来；暂时倒霉的人也不要自悲，上帝会给你补偿的，把你失去了的损失全补回来。因此，每个人应该凭自己的良心做些善事。

        我付出了很大努力，上帝终于给予了我一些回报，我执着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也很垂青我，我第一篇《农民的呼唤》在《当代》发表后，就被《1999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选录，并先后被许多家报刊转载，我第二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忧思录》在《报告文学》杂志头条发表后，又被《2000年度最佳报告文学》选编。由此，我一发而不可收拾……一个农民的儿子积蓄了多少年对农民的感情，终于可以爆发出来了。我先后写了《生命的重负》、《中国农村基层政府堪忧》，并得到了文学前辈的支持和鼓励。

        在这个多变的社会，到处都是矛盾，到处都是问题，这就给我们有志于写报告文学的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只要你积极地去观察生活，研究社会，很多事情值得去思考，去批判，许多问题值得去重新审视，重新认识的……

        每当我投入创作的时候，激情便如澎湃的潮水，精神也处于极度的亢奋之中，常常是一连坐上10多个通宵而不疲倦，一笔到流写上七八万字。或许是老天助我，暗中给我点拨，给我灵感。我觉得不是我在驾驭作品，而是作品在驾驭我，欲罢不能，欲罢不休。

        当人驾驭写作的时候，便是搜肠刮肚，无病呻吟；当写作驾驭人的时候，便是文思泉涌，行云流水。有人说得好，真正的文学来源于生活、苦难、灵感、激情和良知，我能写出这些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得到的，而是我近二十年不停地琢磨，不停地思考中国农民的问题，由于我曲折的人生经历，苦难的生活，触及灵魂的打击，对许多事情感触至深、切肤之痛。许多问题早已深深地刻进我的脑海，只要“点击”，便信手拈来，不需要慢慢琢磨。

        大家都知道，写报告文学成本大，而且极易惹风险，惹麻烦，往往写一篇报告文学要积累许多年的资料，要查很多数据，要跑许多路，某一个问题把握不准，还要呕心沥血地反思，既怕说不到点子，又怕说过了火，像踩地雷一样，所以写报告文学就是踩“地雷阵”。

        作家王兆军说得准：“写纪实文学是惹麻烦的，也是很危险的，对于作家来说，这不是悲剧，因为作家已完成了自己的人格，悲剧的意识只是在社会，什么地方包得最严，什么地方就更黑暗。”

        因为报告文学的功能不可忽视，它能把丑恶的东西进行无情的鞭挞和揭露，把阴暗的东西暴露在阳光底下，把虚伪的画皮剥得体无完肤。有人说得好，报告文学虽然不能起到救死扶伤的作用，不是济世良方，但他有医治灵魂孱弱、洗涤污垢，振聋发聩的神奇功效，能变虚伪为坦诚，暴戾为温和，邪恶为善良，愚味为智慧，丑陋为美好……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对我说：“小杨，扎扎实实写出你要写出的东西，我们不靠神仙皇帝，也不要指望政府给你解决什么，全靠你自己写出名气来，赢得社会的承认。”我想也是，这么多年，我为老百姓说公道话，申张正义，我自己承担旅差费处跑，到处写。可谁认为你是个“人才”？给你解决了一点什么？我依旧还是农民的儿子，而各单位各部门挤得满满的一堆一堆的庸才吃闲饭不干事，想一想心中就不平衡，就愤怒，有愤怒我就要写，就要发泄，这或许是我写报告文学，干预社会的动因之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是打住为好。

        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报告文学的路上，我的将奋勇而前行。

        作      者

        2005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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