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3章 西北反帝同盟军

刘志丹派去迎接陕北游击支队的人是他的弟弟刘景范。

        接受任务之后，刘景范即刻启程，一路疾行，向陕北方向奔去；如此同时，接受陕北游击支队领导人派遣的马云泽也马不停蹄地朝南梁方向奔驰而来。二人很快就在东华池碰面了。他们相互说明了各自队伍的情况以及各自队伍现在停留的具体位置、各自队伍领导人的意图以后，根据客观情况，按照刘志丹的意见确立了两支队伍会合的地点，就分别回到各自的队伍，向各自队伍的领导人汇报。

        刘志丹预定的两支队伍的会合地点在林锦庙。在派遣刘景范前去打探晋西游击队的确切情况并且告诉晋西游击队到林锦庙去与自己的队伍时，刘志丹同时命令马锡五到林锦庙一带动员民众，筹备粮草，准备为陕北游击支队的到来好好地举行一个欢迎仪式。随后，他亲自率领队伍，马不停蹄地朝林锦庙开进。

        晋西游击队开进的速度比刘志丹预想中的要快得多，刘志丹还没有抵达林锦庙，就碰上了返回来向他汇报情况的弟弟刘景范，这才确切地知道晋西游击队原来的大队长拓克宽已经在转战陕北的时候牺牲了，原来的大队政治委员黄子文奉中共北方代表的命令，离开了晋西游击队，去了华北，晋西游击队改编成陕北游击支队以后，现在的领导人是师储杰和杨仲远。

        刘志丹对杨仲远、师储杰这两个人并不陌生。曾经跟杨仲远一块共事搞过兵运工作，对杨仲远的一切，刘志丹都非常了解；师储杰则是活动在黄河两岸的一支土客队伍的首领，刘志丹在从事革命工作的时候，曾经多次跟师储杰打过交道。至于这支部队的其他领导人，像阎红彦等人，刘志丹就更为熟悉了。

        有了这么多熟识的革命同志率领一支人数可观的队伍前来与自己会合，刘志丹可以想象得到，这里的革命形势必将会有一个新的发展，不由得心情异常激动。为了赶在陕北游击支队抵达林锦庙以前抢先抵达预定地域，亲自安排好一切，以便热忱迎接这支历经艰难才来到南梁地区的兄弟部队，刘志丹迫不及待地率领人马抄近路朝林锦庙奔去。

        可是，陕北游击支队所处的位置距离林锦庙更近一些，而且，这支部队的行动更为迅速。因而，等待刘志丹率领队伍抵达林锦庙的时候，师储杰、杨仲远率领陕北游击支队正在村头列队迎接刘志丹了。

        不过，这支客队在这里列队迎接主队，却是第二次迎接。第一次迎接行动仍然是由主队完成的。在师储杰、杨仲远率领陕北游击支队抵达林锦庙的时候，虽说因为刘志丹还没有抵达这里，不可能亲自迎接他们，却刘志丹派出马锡五带领的几个打前站的南梁游击队员已经提前抵达了林锦庙，以主人的身份迎接了陕北游击支队的到来。

        无论是第一次迎接，还是第二次迎接，两支在战火中诞生、在战火中发展、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革命队伍汇拢在一块了。因为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信仰，他们彼此欢迎的场面是热烈的，每一个发自内心的情感也是真诚的。阎红彦为了表达自己对刘志丹的崇敬之情，将自己那支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刘志丹。（1）（引自《中史人物传》第二十八卷  中史人物研究会编  胡华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1986年5月版第81页）

        两军会师之后，按照刘志丹的安排，在林锦庙举行了一场颇有气势的联欢会。联合会非常热闹，惊动了周围的民众，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几乎顷刻之间，消息就传遍了南梁地区的每一个角落。因为南梁游击队打土豪、分浮财的行动，使得这一带的民众摆脱了饥饿与受压迫的命运，出于感激之情以及对共产党人建立起来的武装的热爱，许许多多民众携带慰问品，从几十里开外赶来参加了庆祝两支雄师会师的联欢会。

        队伍胜利会师了，接下来，就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部队的整编、部队的训练、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部队跟敌人斗争的方式、部队是继续在南梁建立根据地，还是到其他地方建立根据地等等等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两支队伍的领导人要熟悉对方部队的特点，并且需要得到中共陕北特委或者陕西省委的指示。因而，两支队伍的领导人在会师之后一边相互熟悉部队的情况，一边派遣人员，向中共陕北特委以及陕西省委汇报两支游击队已经会师以及会师的经过，请求特委或者省委就他们下一步如何展开行动作出具体的指示。紧接着，刘志丹把南梁一带的敌情、民情、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向陕北游击支队领导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大约十天以后，也就是1931年10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派遣了两个人前来林锦庙，向两路游击队的领导人传达省委的决议。

        原来，省委接到了这两支队伍会师的报告以后，非常重视，马上召开常委会议，就如何整合这两支队伍以及部队合编以后的行动方向进行商讨，做出了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以及部队向关中移动，在旬邑、淳化、正宁一带发展的决议。

        前来传达省委决议的两个人一个是谢子长，一个是高岗，当时名叫高硕卿。

        谢子长1931年春从上海受训回来以后，就被省委指派到甘肃平凉一带从事兵运工作。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会合以后，刘志丹、杨仲远、阎红彦等人在派遣人员前去寻找陕北特委以及陕西省委的时候，同时派遣马云泽去平凉，试图跟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结果，马云泽在平凉找到了谢子长，把消息告诉给了谢子长。谢子长便亲自去西安向省委作了汇报，使得省委及时掌握了两支游击队的情况，作出了上述决定。

        自从渭华起义时起，谢子长就经常跟刘志丹在一块工作，而且晋西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大多是谢子长的旧部，所以，省委派遣他过来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传达省委的指示，也是为了让他全面负责这支部队。高岗一样对这支部队不陌生，曾经几次给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传达过省委的指示。这一次，省委派他过来，同样有把他留在这支队伍里担任重要职务的打算。

        谢子长、高岗二人向刘志丹、师储杰、杨仲远、阎红彦等部队领导人传达了省委的指示以后，他们虽说一致表示拥护，认为部队内部确实存在着纪律松散和成分不纯的问题，应该先在内部整顿，但是，因为经历过长期艰苦转战，部队甚为疲劳，眼下冬季将至，当务之急是解决食宿和冬衣方面的困难，以稳定部队。省委恰恰在这个方面没有给出建设性意见，或者说，即使给了，却跟部队面临的现实有很大的差距。因而，他们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经过开会讨论，他们决定趁陈珪璋正在扩充实力，谋求发展的机会，把部队先带去投靠陈珪璋，以便暂时获得喘息之机，等待熬过了最为艰苦的时间，就寻找机会，脱离陈珪璋部，正式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号。

        大的方向确定下来了，紧接着，就是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以及落实这一行动方案了。因为对军阀已经不抱任何希望，这一次的投靠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为了提防军阀趁机再一次搞垮自己的武装，他们决计在跟陈珪璋谈论收编问题的时候，尽量使部队的驻防地域远离陈珪璋的主力控制范围。

        谢子长已经在平凉搞了好几个月的兵运工作，跟陈珪璋打过不少交道，与陈珪璋商谈改编之事自然就落到了谢子长头上。

        谢子长不负众望，很快就跟陈珪璋达成了协议：整支队伍整编成一个旅，仍然延用十一旅的番号，谢子长担任旅长，刘志丹担任副旅长。旅下面编成两个团，师储杰率领的那一支队伍编为第一团，团长由师储杰担任；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团，团长由刘志丹兼任。十一旅的驻防地域在新堡镇和悦乐镇。（2）（引自《刘志丹传》  白黎著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98页）

        据此，他们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首先，根据省委的决议，他们成立了游击队党委会，任命谢子长为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胡廷俊、白锡林等为委员；紧接着，任命了各级军事干部，并且从各队抽调一些人员，另外组建一个支队，由阎红彦担任队长，开到桥山北段，陕甘交界的曲子、环县、定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以保持革命的红旗仍然飘扬在陕甘边界的上空。

        随即，谢子长、刘志丹率领队伍分别从二将川、城壕川一带出发，移防到了新堡镇和悦乐镇。

        部队一抵达指定地域，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一面抓紧对部队进行整顿训练，加强部队的军事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一面继续开展群众工作，大力地发动民众进行打击土豪劣绅、抗捐抗税的斗争，并且给穷人分发粮食和浮财，扩大共产党和红军队伍的影响，吸收了很多青年人参加队伍，进一步扩充了部队的实力。另一方面，他们还派遣人员，前去平凉跟陈珪璋商谈解决部队的粮食、军饷、服装、武器弹药等各项供应。

        刘志丹第一次在陈珪璋那儿做兵运工作的时候，陈珪璋之新编第十三师面临着六方的军事压力。听了刘志丹对时局的分析以后，陈珪璋就对刘志丹刮目相看，按照刘志丹的主张，先后除掉了两个对手。本以为能够依靠刘志丹，逐一剪除所有的对手，谁知刘志丹部竟然遭到了蒋云台的暗算，使得陈珪璋一腔愿望顿成画饼，以至于现在，仍然有镇原的毕梅轩部、固原的杨万清部、静宁的张应坤部、三边的张廷芝部等四股势力，对新编第十三师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无时无刻不盼望刘志丹重新回到自己的麾下。因而，当谢子长、刘志丹派遣人员跟他协商收编事宜的时候，陈珪璋大喜过望，毫不犹豫地将其再一次收编为第十一旅。为了谋求生存，扩大地盘，陈珪璋对十一旅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第十一旅希望得到军需物资以及武器弹药，他便慷慨解囊，不仅拨给十一旅冬衣鞋帽一千多套，军饷三千多大洋，修造枪械工具十五驮，西药一驮，而且还派遣了二十多名修理枪械的工人、两名军医与两名护士去十一旅。

        这些东西，对于刘志丹、谢子长的队伍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尤其那些修理枪械的工人以及军医、护士，为这支队伍后来在战斗中受损严重的关键时刻，能够及时地补充队伍的力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陈珪璋以为给予刘志丹、谢子长这些东西，就可以笼络住他们，让他们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服务，帮助自己歼灭正在四周虎视眈眈的对手。然而，事与愿违。他很快就发现刘志丹、谢子长不仅不会接受他的命令，充当他发动战争消灭异己的工具，反而在新堡镇、悦乐镇一带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分粮食、扩充队伍的活动。这完全是一支共产党人的军队嘛。一旦传扬开去，不用遍布四周的对手向自己展开攻击，就是上峰也饶不了自己。为了摆脱自己与共产党队伍有联系的嫌疑，更是为了给予这支接受了自己改编，却干着共产党人的勾当的队伍毁灭性打击，陈珪璋立即调集了一个齐装满员的旅的兵力，向新堡镇、悦乐镇一带集结，试图包围并且消灭这支队伍。

        这一次，陈珪璋的阴谋是注定不会得逞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在跟陈珪璋商讨收编事宜以前，就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一旦发现陈珪璋有消灭革命武装的企图，就立刻决定在陈珪璋部尚未完成部署以前，就悄悄地开出新堡镇、悦乐镇，脱离陈珪璋部，正式打出革命的旗帜。

        就在这时候，中共陕西省委再一次派遣人员来到了新堡镇，向刘志丹、谢子长传达最新指示精神。

        原来，部队领导人作出的暂时在陈珪璋部栖身的决定，毕竟跟省委的指示南辕北辙，在执行这一决定的时候，他们不能不向省委汇报。省委接到报告之后，感到异常震惊，严厉地批评部队的行动是单纯军事投机，是与土匪混合，严令部队脱离陈珪璋部南下，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并且决定了这支部队各级领导干部的人选。

        在之前的指示中，省委并没有明确给予这支部队番号，这一次，虽说给出了正式番号，却是西北反帝同盟军，而不是西北工农红军。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攻占了东北三省，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普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浪潮，西北地区各界民众一样要求军队奋起抗日。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顺应形势的变化，以反帝同盟军的名称来号召民众。

        省委派遣到游击队传达最新指示的人名叫荣子卿，也是西北地区一位资深的共产党人，跟高岗一样，此时担任省委交通员。省委派遣他过来的目的，一个是传达省委的指示，另一个是让他留在队伍里，担任一定的职务。

        荣子卿来到十一旅的时候，恰逢陈珪璋决定对十一旅动手，十一旅的领导人已经做出了立刻动员部队脱离陈珪璋部的决定。省委尽管对部队作出了严厉批评，却脱离陈珪璋部的指示精神跟十一旅做出的决定是相吻合的，因而，部队领导人立即表示坚决执行省委的决议。

        省委给部队指定的行动方向是南下，去关中地区。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商议过后，认为陇东正宁县一带靠近关中地区，是他们经常活动的地方，那儿山高林密，便于部队活动；群众基础很好，便于扩充军队以及获取补给，去那儿一样符合省委的指示。于是，他们决定把队伍带往那一带集结整编。

        确立了游击队集结的目标地域以后，刘志丹、谢子长立刻对部队进行了简单的动员，就命令部队连夜从各自驻防的新堡镇、悦乐镇出发，一齐向正宁县一带疾速前进。

        这时候，陈珪璋已经下达了消灭游击队的命令。陈珪璋调遣的人马接到命令以后，兵分两路，迅速朝新堡镇、悦乐镇一带开了过来。

        敌人还没有部署到位，刘志丹、谢子长就率领队伍向正宁方向开进了。当游击队开到庆阳柳村塬的时候，跟陈珪璋的一路队伍遭遇上了。两军相遇勇者胜。刘志丹、谢子长立即命令队伍抢占有利地形，狠狠地打击敌人。游击队员们奋勇争先，很快就消灭了敌人两个连的兵力。其他的敌人被游击队打得胆颤心惊，不敢恋战，立刻溃逃了。

        就这样，刘志丹、谢子长率领队伍打开了一条通道，迅速朝预定目标地域前进。

        从这个时候起，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率领的革命武装就跟军阀队伍彻底脱离了联系。不过，并不等于说整个西北地区的共产党人完全抛弃了兵运工作，只不过，在西北共产党人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中诞生的两个最主要的领导人的兵运活动就此告一段落（后来，谢子长接受省委的派遣，仍然短时期从事过兵运工作）。此时，仍然有一些其他的革命者在军阀的队伍从事兵运工作。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就是。

        这时候，仍在杨虎城部秘密从事兵运工作。不过，几个月以后，他就领导该部的共产党人发动了两当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他历经曲折，找到了刘志丹，从此开始跟刘志丹并肩战斗，成为西北地区优秀的共产党领导人。

        还有一个继续在国民党军从事兵运工作的著名人物就是张汉民。

        此张汉民，就是在清涧起义失败以后，参加那次起义的阎红彦无法在陕北立足，逃到了山西绛县，躲到了张汉民家中的那个张汉民。张汉民仍然获得了杨虎城的信任，后来被杨虎城提拔当上了警备三旅旅长。

        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进入陕西境内以后，杨虎城派遣警备一旅旅长唐嗣桐率部围攻徐海东部，却被徐海东率部打垮了，徐海东部甚至活捉了唐嗣桐，并且把他处决了。其后，杨虎城再派遣张汉民率领警备第三旅去围攻徐海东部。因为张汉民是地下共产党人，不愿意跟红军作战，率部跟红二十五军一接触，丢下一些武器弹药以后，就率领军队狼狈而逃。

        紧接着，张汉民试图跟红二十五军接触，便派遣一个亲信，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找到了徐海东。徐海东将信将疑，提出了要张汉民帮助红二十五军搞到一些武器弹药、一些西药用品、一部电台等条件。张汉民很快就给红二十五军提供了一些武器弹药和医药用品，却电台的事情不是他立刻就能搞到的。毕竟，他不想暴露身份，不能从陕西境内搞电台，只有派遣亲信去上海秘密购买电台。这当然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这边，徐海东一直等不到电台，以为张汉民先给予红二十五军一些武器弹药和医药用品是为了麻痹自己，拖延时间，方便敌人完成对红二十五军的包围部署，与张汉民的警备三旅再度相遇的时候，就毫不客气地命令部队对其予以全歼，并且活捉了张汉民。

        张汉民的确是共产党员，被带到徐海东等红二十五军领导人面前的时候，一直坚持自己是共产党员。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说出了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中几个知道自己是共产党员的领导人。

        徐海东和红二十五军的其他领导人深感此事体大，不能随意处理张汉民，便带着张汉民一路打击敌人，一路向北进军，试图找到张汉民所说的汪峰或任何一个能够证明张汉民仍然是共产党员的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却不仅没有找到，反而从各种消息来源上得知张汉民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于是，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经过研究决定，将张汉民枪毙了事。

        最后，徐海东等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终于遇上了汪峰，从他那儿证实了张汉民的共产党员身份；却张汉民已经长眠地下了。

        徐海东是优秀的共产党人，毛泽东评价他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在那种环境异常恶劣的情况下，因为误会而杀掉了一个在杨虎城身边卧底而又身居高位的共产党人，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1932年1月9日，刘志丹、谢子长终于率领游击队完全甩脱了敌人，抵达了正宁县柴桥村。

        部队来到了一个相对安宁的地方，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就立即按照省委的指示，重新整编部队，将游击队正式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军事指挥体系上，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杨仲远为参谋长；在党的组织机构上，成立了中共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由谢子长担任书记，刘志丹、荣子卿、杨仲远等人担任委员。

        整编的结果，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第一、第二两个支队、一个警卫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

        第一支队支队长是师储杰。在这个支队下面，又下设了两个大队，每个大队下面设立了三个中队。其人马构成其实就是原先的晋西游击队以及他们收编的那一批土客队伍；第二支队支队长由刘志丹兼任。因为这个支队是刘志丹原先拉起来的队伍，比第一支队的人马要多出很多，而且在南梁游击队时期就按照拉起队伍的不同成分，编成了三个单位，因而，在这次整编中，依然沿袭原来的做法在该支队设立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下面同样设立了三个中队；警卫大队大队长是白锡林；强龙光任骑兵大队大队长。军需主任仍然由马锡五担任。这就是西北同盟军刚成立时期的人员配备情况及其全部班底。

        这支军队共有一千多人，虽说按照时下的军队编制，只够编两个营；却在那个年代，不仅远远超出刘志丹、谢子长以前拉起来的队伍，而且跟其他任何一支刚刚组建起来的革命军队相比，都毫不逊色。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以后，马上从正宁县柴桥村出发，向三嘉塬一带开进。

        这里有一篇曹焕荣先生的文章，活脱脱地写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开赴三嘉塬一带打击土豪、发动民众的经过：

        谢子长、刘志丹骑着高头大马，跟随扛着梭标、大刀、长矛、钢枪的三路队伍，穿过茂密的子午岭梢林，忽如神兵天降，由东面而来，开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巡回余地大的陕甘交界处——细嘴子、锦章、狼牙洼、秦曲、南庄子一带。虽然高飘的旗子上大书“西北反帝同盟军”字样，但由于这支新建起的队伍装备低劣，军服不整，常遭土匪掳掠的三嘉人民见兵如见贼，未敢辨什么军，就扶老携幼，挑担赶牛，逃得无影无踪了。

        富有农村革命斗争经验的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刘志丹知道老百姓的苦衷，一看村无一人，鸦雀无声，甚至有些人家跑得仓惶，门都未及上锁，更加增强了他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人民的同情心以及做好革命宣传的自觉性。眼下群众跑得净光，工作从哪入手呢？他镇定自若，胸有成竹，一面通知部队在群众未回家前不准动一草一木，打扫干净村庄，一面派出侦察人员去找寻老百姓。

        其实，细嘴子村中还有一个人没有跑，他叫张万有，当时只有18岁。因家中有双目失明的老母亲，不能远走，只好把母亲背到门前的沟里暂时躲着。这小伙子血气方刚，心想，要硬的就和你拚，要软的再和你周旋，这样老躲着多闷气。可是心中怎么也不踏实，不时地窥听动静，越看越迷惘，这支队伍怎么和从前闯来的兵匪不一样啊？于是试探着回到村中。

        刘志丹一见，特别高兴，急忙招呼到队部，又是让座，又是递开水，问长问短，说明队伍的来意，动员张万有叫回外逃的乡亲们。当他知道张万有是个老实可靠的穷汉子，家里还留着邻家娶媳妇用过的借来的桌凳时，拍拍张万有的肩，和蔼地说：“小伙子，暂时不要还了，我们借用几天，队伍走后，再送还，好吧？”

        从此，刘志丹和军需马锡五就住在张万有家里，总指挥部和总指挥谢子长住在锦章村的张积发家，其他官兵也都就地扎营。

        这篇文章所说的三嘉，就是现在所说的三嘉塬。刘志丹、谢子长的队伍从东边开过来，指的就是西北反帝同盟军从正宁县柴桥村开到了三嘉塬一带。西北反帝同盟军所使用的武器装备，也不全是枪支，梭标、大刀、长矛等等冷兵器时代的武器，仍然在这支队伍里大有用武之地。因为这支部队衣着不整，武器装备也杂七杂八，很不像样，民众并不是像某些书籍里面描写的一样，一听说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队伍来了，就立即奔走相告，举手欢迎，把什么好吃的东西都送过来；事实是，见惯了土匪武装的老百姓根本不识字，看不懂红旗上面写的是什么，就把它当成了土匪武装，基本上逃光了。后来，唯一留在村里的张万有知道这是刘志丹、谢子长的队伍以后，才把老百姓招呼回来的。

        这里的民众如此贫穷，军队的装备如此之差，补给也很成问题，部队别说打仗，解决生存问题就是一道很大的难题。这只能通过打土豪来解决了。于是，部队一进入三嘉塬一带，就开始了打土豪、分浮财，发动民众的斗争。

        在曹焕荣的这篇文章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刘志丹是住在张万有家里的；谢子长就住在锦章村张积发家里。因为谢子长是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也就是说，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张积发家里。

        队伍分散出去打土豪，本来是有严格的规定，却因为这支部队里面的很多成员是土匪、土客出身，虽说受到了一些革命纪律的约束，却其本性一时之间很难改正，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偏差，经常会发生一些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如果处理得好，偏差会很快就得到纠正，队伍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具有凝聚力；一旦处理得不妥，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严重程度会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在打土豪的过程中，就因为出现了许多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由于处理失当，终于酿成了三嘉塬事件，使得这一支拥有上千人马的队伍几乎一夜之间就消失殆尽，最后仅仅只剩下三百余人。那些消失的人马，绝大部分是被遣散的，有一部分则是投靠国民党军那边去了。

        事情的起因是第二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二娃带领一部分兵士，到永和镇去打土豪，却严重违反了群众纪律，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部队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一系列违纪现象，身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当然要认真对待、严肃处理了。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西北反帝同盟军是共产党人领导的队伍，共产党人领导的队伍一切依靠民众，一切为了民众，如果把民众推向跟自己隔离甚至对立的一面，怎么能实现共产党人革命的目标？可是，谢子长采取的方式恐怕出现了一些问题。他虽说首先跟刘志丹沟通过，为了严明军纪，纠正部队中存在的不良习气，决定对赵二娃进行严肃处理，刘志丹也同意了应该严肃处理，如果两人就此商量出一个对赵二娃严肃处理的意见，并且予以实施，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嘉塬事件；可是，谢子长只是给出了一个原则性意见，并没有跟刘志丹商讨具体的处理办法，以至于在处理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农历腊月二十日上午，谢子长以部队即将开拔为名，命令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第二支队驻地南庄子村集合。

        两支部队很快就按照谢子长的命令，在指定位置集合好了，第一支队向东，第二支队向西，整齐地站在了那块很有些宽阔的场院里，等待着谢子长下达开拔的命令。

        这时候，站在碌碡石上的谢子长威严地扫了一遍整个队伍，并没有宣布开拔的命令，却说道：“西北反帝同盟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决不能挂羊头卖狗肉，一定要把那些不纯的分子全部清理干净。”

        队伍犹如坠入了云雾，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一齐看着谢子长。这时候，刘志丹虽说感到很突然，却也没有意识到更突然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

        谢子长继续说道：“赵二娃是老土匪，杨培盛当了半年的土匪，贾生财是民团团总。他们都不是革命者，在革命队伍里，经常会做出一些损害群众利益败坏革命队伍声誉的事情。这一次，赵二娃走得更远，借用打土豪的机会，严重侵犯了群众的利益，给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为了严肃军纪，预防类似事件再度发生，经过我们研究决定，立即下掉赵二娃的枪。”

        队伍顿时陷入了一片死一样的沉默。赵二娃忽然冲出队伍，一边习惯性地拔枪，一边大声申辩。却站在谢子长身边的一个指挥员见状，立即掏出了手枪，一枪就打死了赵二娃。

        赵二娃手下的人马以及第二支队人员纷纷扰扰，现场顿时混乱起来。

        谢子长威严地说道：“鉴于第二支队不具备革命军队应有的素质，我宣布，立即解散第二支队，收缴第二支队的全部武器。”

        他的话音甫一落地，从第一支队立刻冲出一拨人来，准备收缴第二支队的武器。第二支队第三大队代理大队长谷聚山刚要反抗，就被人从后面开枪打死了。第二支队第二大队指导员白冠五等二人也想申辩，结果各挨了一枪，受伤倒下了。一位名叫周毛牛的队员同样想反抗，也被打死了。

        刘志丹在赵二娃毙命之前，是不是想到了要为他辩护；接连看到好几个官兵被打死打伤，又到底是一副怎样的表情，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人们只能看到，刘志丹一听谢子长说要收缴第二支队的所有武器，并且解散第二支队，为了不使部队更加混乱，表现出了很高的党性原则，把身上佩戴的手枪下下来，一言不发地扔给了谢子长。谢子长随即把手枪还给了刘志丹。

        如果一定要分析谢子长当时为什么会在刘志丹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枪毙赵二娃、解散第二支队的决定，那么，从谢子长当场还给刘志丹手枪的行动上，可以做出两点基本的判断：第一、有的人认为三嘉塬事件是刘志丹、谢子长二人长期不和，终于导致谢子长终于抓住机会，解散了刘志丹的人马，从根本上说，是完全错误的。刘、谢二人一块参加过渭华起义、一块从事过兵运工作，而且在他们共同参加的各项活动中，一直配合得相当默契，相互补台，绝不是长期不和的人所能够做得到的；第二、谢子长之所以瞒着刘志丹做出采取强烈的措施，处决赵二娃，收缴第二支队武器的决定，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不处决赵二娃并解散第二支队，革命队伍仍然会出现类似的恶性事件，严重损害党和革命队伍的名声，又因为赵二娃是刘志丹的表兄弟，担心刘志丹提前知道情况以后，有可能引起更大的混乱。而且，在谢子长看来，他在当时的确是出于严肃军纪、纯洁革命队伍的需要，他相信事后刘志丹能够理解他。

        当场打死了几个人，打伤了几个人以后，第二支队再也没有人反抗了，乖乖地交出了武器。

        随即，对第二支队的主要干部和大部分人员进行了遣散处理。其基本原则是：只给干部发放遣散费，普通士兵却没有。第二支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也就是刘志丹的亲弟弟刘景范，和军需主任马锡五一样，一人得到了一头毛驴，骑着毛驴回家了；在刘志丹开创照金革命根据地和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他们相继回到了刘志丹身边，继续革命。第二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盛领到了两块大洋，离开西北反帝同盟军以后，一直在小石崖给人打短工维持生活；后来，红二十六军创立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他听说刘志丹仍然是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再一次拉起了武装，成为一支游击队的领导人。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也得到了两块大洋，此后下落不明。

        按照谢子长的想法，事情应该到此为止。然而，他没有想到，由此引发了连锁反应：土客出身的师储杰，从这一事件中或许意识到自己的出身一样会引来麻烦，再也不敢在这支队伍里呆下去了，带领两百多人离开西北反帝同盟军，投靠了杨虎城。（3）（参见《刘志丹传》  白黎著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0页）

        这样一来，本来已经有一千多人的队伍，就只剩下两百多人了。

        刘志丹因为自己一手拉起来的队伍被自己人不适当的处理办法搞垮了，心里万分悲痛，离开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到西安找省委汇报情况去了。

        枪毙赵二娃，解散第二支队，竟然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是谢子长始料未及的。他不能不对此进行认真反思，决心从中吸取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从今以后，他不仅注意吸收愿意参加革命队伍的人员进入红军，通过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把他们变成真正的革命者，而且跟刘志丹取得了更为密切的配合，在相继成立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以后，竭力支持刘志丹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统帅西北红军。

        因而，本书大致介绍三嘉塬事件的始末，不是为了指出谢子长在处理赵二娃违反群众纪律一事上出现了问题，恰恰是为了说明谢子长不愧是长期革命实践当中锻炼出来的一位西北地区伟大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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