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3章 旬邑暴动

旬邑暴动几乎是与渭华起义同时发动起来的。这两次暴动或起义交相辉映，在关中地区和渭北平原拉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由农民参加的反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暴动与起义的大幕。

        但是，这两次暴动或称之为起义又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首先，从暴动或起义的规模来说，前者显然比后者要小得多；其次，从参与暴动或起义的人员成分来讲，前者仅仅是农民，后者却是在农民举行了暴动以后，取得了掌握在中共陕西省委手里的唯一一支军队——许权中旅的配合。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会接连发动武装起义或暴动呢？原因在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了革命，对共产党人以及革命群众实行了血腥的屠杀，面临险恶的形势，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做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决议。

        陕西方面，中共中央有关“八·七会议”的精神，是通过李子洲传达给中共陕西省委的，并且，促使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指出：“我们要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积极的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并予以简单适用的军事训练，保存农村武装，······必要时亦可上山”。（1）（引自《中史人物传》第七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90、91页）

        随即，中共陕西省委调整了某些县委的领导机构，选派一批得力干部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渭南、华县、旬邑、礼泉、三原等县加强领导，为起义和暴动展开了一系列部署。

        1928年1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第二十六号通告》，指示全省各地党组织应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号召“农民武装起来，组织农民革命军，发动暴动，杀尽豪绅、地主、官吏及一切反动派，反对军阀战争，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2）（引自《中史人物传》第七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94页）并且，根据自然、政治和经济状况，中共陕西省委将全省划分为关中、汉南、陕北三个地区，尤以关中之渭华地区为暴动的重点区域，要求各区互通情况，协同作战，灵活地指挥各区的游击战争。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发动农民暴动的指示精神，为了更好地组织和领导农民举行暴动，省委不仅向各区域充实了一大批党员干部，而且还对将要发起暴动的县份之组织隶属关系进行了调整。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中地区在部署武装暴动时，将旬邑划归渭北区，受三原县委协调领导。

        至此，组织农民暴动的领导机构已经确立起来了。紧接着，各领导机构便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要求，积极组织共产党员，进入到普遍地动员并且组织各区域农民在适当时机举行暴动的轨道。

        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在去中共陕西省委联系工作的时候，接到了省委要求组织农民起义的指示，并且进一步得到了旬邑应该在三原县委的协调领导下举行暴动的消息，与三原县委书记协商过后，连忙赶回旬邑，准备向中共旬邑区委书记汇报相关事项，部署旬邑暴动，从而开启了旬邑暴动的车轮。

        这个人就是许才升。他的公开身份是旬邑县立小学教员，事实上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旬邑区委委员。他是4月份去西安找到中共陕西省委的，在得到了省委的明确指示后，便火速赶往三原，与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张秉仁就暴动一事展开了紧急协商。

        此时的三原，在县委书记张秉仁的领导下，早已成立了发起暴动的指挥机构，并且动员以及领导农民以“交农”的形式，展开了行动。

        这个暴动指挥机构名叫抗敌委员会，是在1928年2月9日，由黄子文等人发动成立起来的。经过十几天的动员与发动，抗敌委员会在2月22日成立了一支由三十多人组成的游击队。他们以黄子文为总指挥，从游击队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活动在三原县武字区、心字区以及富平县石川河西的淡村一带，开展抗粮、抗捐和打土豪的斗争。

        这些活动的规模都不是很大，造成的影响也很有限。为了扩大影响，同年4月20日，在三原县委领导下，黄子文、唐玉怀等人决定利用手里掌握的游击队，以武字区为主，联络心字区、军字区、力字区的民众准备“交农”。

        为了鼓动更多的农民参入到“交农”运动上来以便最终取得胜利，黄子文、唐玉怀等共产党人根据农民的切实需要，提出了很有煽动性的口号：“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各地联合，一律造反”。（3）（引自《在陕甘宁边区》  《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20页）

        口号的确很有威力。黄子文等共产党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也不容小觑。在两天的时间里，各区的民众就已经发动起来了，他们全都跃跃欲试，巴望着“交农”的时刻快一点到来。

        于是，黄子文等人立即决定在4月23日，以鸡毛传贴的形式通知各地农民于次日实施“交农”，并且规定了集合地点，指定了各路“交农”大军的负责人。

        第二天，在黄子文等人的率领下，两万多农民扛着犁耙镢头等各种各样的农具，浩浩荡荡地涌向三原县城，将其团团包围起来。到了次日，参与围城的农民就增加到了三四万人。他们在黄子文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当场烧毁农具，誓言不减免税赋绝不种地。

        “交农”队伍跟县政府对峙了四天之久，终于迫使国民党三原县长不得不接受农民提出的减免税赋的要求，并且贴出了免除农民粮款的告示。

        至此，三原县共产党人发动起来的“交农”事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得悉了三原县开展“交农”运动的始末，并且跟三原县委书记协商过后，许才升急速赶回旬邑县城，向中共旬邑区委书记吕佑乾等人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和三原县委的指示精神。区委不敢怠慢，经过研究，决定先召集党员干部，向他们传达省委和三原县委要求各地择机发起农民暴动的指示，讲述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发动农民暴动的主客观条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和罪恶，进行发起暴动之前的宣传以及其他各项准备工作。

        当然，选择什么时候发起暴动，以及用什么形式发起暴动，还得依据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其它一些具体条件而定。中共旬邑区委并没有马上确定下来。很快，因为一个人送来的一封信，使得区委定下了立即组织农民举行暴动的决心。

        信是清塬郝村秘密共产党员程永盛派人送过来的，是程永盛的亲笔信。

        程永盛在信里说，因为今年饥荒，家家户户都揭不开锅了，却省上派来的催粮委员同当地劣绅串通一气，硬逼着农民们缴纳粮款。农民连饭都吃不上，哪里交得出粮款来？就有一部分农民实在被逼无奈，开始抗粮抗款了。其中，尤以清塬郝村抗粮抗款活动最盛。省上派来的催粮委员一到郝村，就不断地催促农民交粮交款，还气势汹汹地说：“我一手拿着生死簿，一手拿着勾魂笔，叫谁死谁就死，叫谁活才能活。”（4）（引自《星火燎原燃西北：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  陈永恭、秦生著  中史出版社2007年版）这一下，更加点燃了农民心里的怒火，农民们纷纷要求团结起来，以武力反抗官府劣绅的压榨剥削。

        暴动的机会来临了，中共旬邑区委一接到信件，便立即下定决心，指示许才升火速去郝村动员农民，并以郝村为突破口，向四邻八乡辐射，发起更多的农民一块参加暴动，攻打县城。

        接到指令以后，许才升于5月5日沿小路赶到清塬郝村，和程永盛、程国柱等人深入到各家各户秘密宣传暴动，并于当晚在郝村药王庙召开农民会议，传达省委指示，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推翻旧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一下子就把农民们自发的抗粮抗款活动，引导到了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建立自己的政权上面来了。就这样，郝村农民团结一心，决心跟着许才升举行暴动。

        郝村的农民已经动员起来了，举行农民暴动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而且迈得很稳当，紧接着，就是动员更多的农民一块参与暴动，和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暴动了。许才升等人经过商议，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在郝村附近的农民就以药王庙的鼓声为信号，听到了鼓声，就赶来集合；远处农民的动员方式就按照三原曾经用的办法，依据陕西曾经流传很广的传说，以发鸡毛传帖的形式，让他们在翌日下午开始“交农”。

        不过，他们提出的“交农”，跟三原的“交农”就截然不同了。三原县农民上县城“交农”扛的是农具，是以和平示威的方式迫使三原县国民党政府取消粮款的捐收工作；旬邑的“交农”不过是幌子，或者说借口，他们要干的事情是诉诸武力，攻打县城。而要想攻打县城，需要的是枪支弹药，就是没有枪支弹药，也要有铁棒、锤子、大刀、锄头、木棒之类的趁手家伙，而不是扛着犁耙之类的农具上县城，那些玩意太笨重，只能做农活，绝对干不了上阵打仗的事情。

        农民手里没有武器弹药，暴动农民要想攻入县城，在县城里面没有内应，将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而，就在许才升紧锣密鼓地组织农民“交农”之际，旬邑县城的地下共产党人也展开了活动。吕凤岐接到指示，组织宝塔高小的党员在县城文庙召开会议，准备接应起义队伍攻打县城。

        夜晚，按照事先的规定，从郝村药王庙传出一阵急促的鼓声，宣告暴动正式拉开了序幕。郝村以及郝村附近的班村、贝子、南壕等村庄的农民听到鼓声，一传十十传百，火速行动起来，扛着铁锨、镢头、木棍、大刀、长矛等等可用于作战的原始武器，风风火火地赶到了郝村药王庙。不到两个小时，药王庙里聚集了一百四十多名带着各种原始武器的农民。

        农民的心里早就憋了一团火，如今就要暴动了，一个个群情激奋，望着站在庙台上的许才升，倾听他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举行暴动的演说，心里积压已久的怒火一下子就点燃了。愤怒的农民当时就捉住了一名恶绅和省府派来的一名催粮委员，当场把他们处死了，随后，在许才升的带领下，星夜兼程向县城进发。

        暴动队伍毕竟不是正规军，行军打仗完全没有章法，总会做一些偏离主要目标的事情。不过，这些事情倒是扩大了暴动队伍的影响，使得暴动队伍像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庞大。他们在途经吕家村的时候，因为早就对该村一家劣绅心怀不满，趁机包围并冲进了该劣绅的家，搜出了他的全部财产，把它们全部分给了村里的农民，使得该村的农民热烈响应，纷纷参与到了暴动队伍。

        随后，暴动队伍继续向旬邑县城进发。他们从陈家村往赵家村一路行去，南堡子、赵家湾等附近的农民，因为接到了鸡毛传贴，同样纷纷加入到暴动队伍里面来，使得队伍很快就扩大到四百余人。

        赵家村离旬邑县城已经很近了。要想顺利攻下县城，必须事先拟定一个妥当的计划，对全体人马进行统一的编队，赋予他们相应的任务，指定各路人马的带头人，或者按照军事术语讲，就是指挥员。这些，在此之前，似乎没有拿出具体方案。于是，许才升在赵家村主持召开会议，与会人员就起义的具体行动方案进行了反复讨论，终于形成了决议。

        随后，许才升率领起义队伍迅速向县城进发。

        暴动队伍抵达坡头塬畔时，许才升按照事先跟中共旬邑区委负责人商定的办法，为了与在县城里面秘密活动的暴动人员取得协调配合，点燃了篝火。

        随即，在县城事先得到了命令并且已经埋伏在南门附近的崔维俊、张幼房等人和从城门下水眼钻进县城去的崔廷儒、侯天佐等人立即用石头砸坏铁锁，打开了城门。暴动队伍迅速来到城下，神不知鬼不觉从南门进入了县城。

        暴动队伍进入县城的时间大约是5月7日凌晨四点。

        队伍进城以后，按照赵家村会议形成的决议，许才升将起义队伍兵分三路，展开行动：第一路，由许才升、程永盛带领，直捣县府和监狱；第二路，由程国柱、程双印带领，包围粮秣局；第三路，由程百印、程群儿带领，攻打教堂。

        因为是凌晨，没有国民党武装部队驻扎在旬邑县城，县城里甚至连民团也没有，起义队伍很快就基本上达成了预定目标。

        第一路队伍在许才升、程永盛的率领下，冲进了县政府和监狱，活捉了新任县长李克宣，查收了县政府的印章以及档案，砸开了监狱大门，救出了饱经摧残的共产党员王廷碧、王日省、王子健以及几十名群众；第二路队伍在程国柱、程双印带领下，冲进粮秣局以后，逮住了四名粮食官员，并且杀掉了他们，打开了粮仓，向受苦人发放粮食；程百印、程群儿带领第三路队伍稍微出了一点岔子，没有捉住一向无恶不作的神父。那神父异常警觉，听到动静不对，就要逃跑，却愤怒的农民已经冲过来了。神父眼见得难以脱身了，连忙爬上了楼顶，撒下大把银元，引诱了部分农民去捡钱，混乱中趁机逃走了。

        就这样，暴动队伍很快就控制了整个县城，随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游行结束后，起义队伍火烧了县府的粮册、档案。农民无不拍手称快。

        暴动的第一步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就是如何确保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了。

        当天晚上，许才升、吕佑乾主持召开了起义主要负责人会议，商讨今后的中心任务以及如何落实这些中心任务。显然，今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巩固已有成果，防备敌人前来攻击。如何落实？他们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了一致意见：既要有文事，又要有武备。武备方面，因为手里没有军队，没有武器，就由许才升等人带领大部分人马去清塬郝村进行整顿训练，修造武器，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暴动队伍打造成一支能够作战的队伍；文事嘛，就是由吕佑乾等人带领剩下的暴动人员，在县城里搞革命宣传，维持秩序。

        第二天，起义队伍正准备按照会议的决定开始遂行各自的任务时，突然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邠县的敌人蠢蠢欲动，露出了前来镇压起义队伍的苗头。

        既然出现了敌情，原定的计划就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吕佑乾、许才升立即调整部署：命令第五伯昌、程群儿骑马到邠县泾河畔侦察敌情；派遣程百印、程永延带三十人到邠县黄家桥埋伏，准备阻击邠县来敌。

        要想对付更大的敌人，必须抓紧武备。为此，许才升仍然带领主力去清塬郝村制造武器，进行军事整顿。临行前，为防后患，许才升令人杀掉了县长李克宣。

        许才升既不是军事指挥人员，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但是，凭着对革命的热情以及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他对暴动队伍经过了几天的整训以后，于5月11日清晨，带领这支二百三十余人的农民队伍，开回了旬邑县城。坦率地说，任何军队要想形成战斗力，都需要得到长时间的训练；速成的形式是不可能打造出一支能够用于作战的军队的。因而，这支队伍真的还称不上是军队，不过，对于旬邑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支像样的武装了。

        有了武备，吕佑乾立即主持召开会议，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精神，作出了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的决定，定于翌日上午，在宝塔高小召开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并且推选许才升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程永盛任工农革命军第二路总指挥兼县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吕凤岐为秘书主任，程百印任土地分配委员会委员长，蒲玉阶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程国柱任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王浪波任宣传委员会委员长，王日省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程雨顺任革命裁判委员会委员长。

        农民们不仅有了自己的武装，而且还有了自己的政权，这在陕西历史上可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它标志着几千年来受压迫、受奴役的旬邑人民第一次以主人的姿态，走上了政治舞台，标志着渭北乃至陇东的政治局势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得到消息的农民欢欣鼓舞地来到了会场，只见整个会场已经布置一新，显得庄严而又热烈：宝塔高小大门横幅上书写着“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几个大字，一面鲜红的党旗在学校大门的上空迎风招展，大门两边张贴着一副对联，上面写着：

        要有阶级觉悟性

        勿做时代落伍者（5）（引自《星火燎原燃西北：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  陈永恭、秦生著  中史出版社2007年版）

        会场上，有起义队伍维护秩序，一切都显得安全有序，到处呈现出一片庄严热烈的气氛。

        大约十点钟的光景，中共旬邑县区委书记吕佑乾稳步走上主席台，先热情洋溢地赞颂了旬邑暴动取得的胜利，紧接着，展望了革命美好的前途，最后高声宣布：“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了！”

        随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许才升讲了话，程永盛宣布了临时苏维埃政府起义队伍的分编情况。

        就这样，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起来了。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发展壮大革命力量，许才升、吕佑乾等人率领起义军分别在县城附近的张家村、马家堡、底庙、土桥、张洪一带组织和宣传群众，继续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分配豪绅地主粮食和财物的斗争。

        一时间，广大贫苦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土豪劣绅闻风丧胆，抱头鼠窜。革命烈火迅速燃遍全县，并且波及到永寿、淳化、宁县等县。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旬邑农民暴动一传扬开去，立即引来了敌人的镇压。为了迅速扑灭这股越燃越烈的革命火焰，国民党彬乾区行政长官刘必达认识到单一使用软的或硬的手段，难以很快达成目的，决计软硬两种手段并重，加诸已经成功举行暴动的旬邑农民起义队伍：软的一手是指使逃出旬邑的地主豪绅暗中收买、瓦解起义队伍；硬的一手是派李焕章代理旬邑县长，率领民团围攻已经落入暴动队伍手里的旬邑县城。

        暴动队伍尽管热情高涨，却免不了有一些参与暴动的人员目的并不纯洁，极易受到敌人的引诱而变节。刘兴汉就是这样的人。他和一批像他一样败类很快就被收买了，并且跟地主豪绅约定，准备在敌民团武装对县城发动攻击的时候，伺机发动叛乱。紧接着，李焕章带领大量的民团武装把仍然驻留在旬邑县城的起义军团团包围起来了。

        5月30日拂晓，在民团武装围攻县城的关键时刻，刘兴汉等人按照与地主豪绅的约定，突如其来地在县城发动叛乱，首先在城墙上逮捕了查哨的程永盛，然后闯入宝塔高级小学，逮捕了吕佑乾、吕凤岐、王浪波、王廷璧、程国柱等暴动领导人，致使暴动队伍失去了统一的指挥。

        一支没有武器弹药、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暴动队伍本来就很难抵挡拥有枪械的敌人，领导人一被捕，队伍立刻就失去了指挥核心，不得不分头突围。

        敌人在逮捕了吕佑乾等人之后，在刘兴汉等人的引导下，又赶到张家村，逮捕了在那儿指挥作战的许才升。

        因为许才升是这场暴动的实质策划和指挥者，敌人妄图把他押回县城受审，审出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却又害怕县城的农民武装从北门坡截击，营救许才升，便绕道经唐家村准备由崔家河川进入县城。

        但是，敌人的行动很快就被程百印、程双印查获了。为了营救许才升，他们带领从县城突围出来的三十多人，赶到崔家河川，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终因敌众我寡，营救行动未能成功。

        5月31日，许才升、吕佑乾、吕凤岐、王浪波、程永盛、程国柱、王廷璧七人被敌人一同押往张洪镇，秘密予以杀害。

        就这样，因为没有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军队，或者说暴动队伍没有得到军队的配合，以及发起暴动的共产党人没有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在敌人的分化、收买与军事攻击面前，失去了应有的警觉性，致使旬邑暴动很快就遭到了失败。

        不过，旬邑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陕西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它冲破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以农民暴动的形式，组织了革命的武装，用来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在三秦大地上第一次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且为了保卫苏维埃政府，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以及广大革命群众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锻炼了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为西北地区共产党人日后继续开展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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