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失踪的艾哈迈德 · 伟

　　早期在中国市场，伟华的销售人员习惯每天去三大运营商的办公室打卡，技术服务工程师们习惯每天去三大运营商的机房报到，他们既是提供贴身保姆式的服务，又维系着从客户高层领导到基层技术人员的全面客户关系。

　　彼时的海外市场亦继承了这个传统，各国电信运营商的办公楼里总可以看到穿着西装，拎个包，或者再端着咖啡的中国人转来转去，那多半是伟华的销售人员；而只要客户允许，在各国运营商的机房里总是可以见到伟华的技术服务团队坐得整整齐齐。

　　2005年8月1日早上，伟华在苏丹的工程师们像往常一样去了ST电信的机房，刚开始工作没多久，客户的一位项目经理冲了进来：“停止工作！赶快回去！停止工作！赶快回去！”

　　原来，7月30日晚上时任苏丹第一副总统兼南方政府主席的约翰·加朗乘直升机从乌干达返回苏丹途中坠机身亡。约翰·加朗是南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创建者，他领导南部反政府武装与苏丹政府进行了二十多年内战，直到去年1月南北双方才签署《全面和平协定》。7月9日，他出任苏丹第一副总统兼南方政府主席，不到一个月即突遭不测。消息传出，人们普遍对苏丹和平进程感到担忧。喀土穆街头爆发了严重骚乱，焚烧汽车、抢掠商铺的行为此起彼伏，八十多人丧生。

　　伟华的办公室和宿舍远离骚乱区，大家紧急撤回了驻地，一清点人数，独少了一个艾哈迈德·伟。曹松急忙拨打小伟的电话，还好，拨了两、三次，电话通了：“小伟，在哪儿？”

　　“我还在ST电信！”

　　“我靠！我刚才最后一个走，机房里没人了呀？我还喊了几嗓子。”

　　“我拉肚子，在厕所，回机房一看一个人都没有了，楼下的客户说你们全走了。”

　　“那你等着，我们来接你。”

　　曹松去找老钟汇报：“钟总，把小伟拉在ST电信了，找个司机去接下他吧？”

　　老钟有点怒：“你们搞什么？怎么会落下一个人就撤回来了？你赶紧给小伟打个电话，让他在机房多等等，现在从我们这里到ST电信的路上已经很危险了。我刚才给客户CEO打电话，他说ST电信那一片还好，呆在里面还安全点。”

　　曹松给小伟打电话，已经打不通了。为了阻断骚乱分子的串联，在政府的要求下，全城通信网络已经中断。

　　下午，甘法斯出现在办公室，他说市区局势稍稍稳定了一些，大部分街面已经被军警控制住了，但是晚上六点以后会全城宵禁，军警对不守禁令上街的人杀无赦。

　　曹松咕嘟咕嘟大口喝完一瓶水，对陈永生说：“永生哥，把车钥匙给我一下。”

　　陈永生疑惑地望他一眼：“你想干嘛？老钟说了，所有人不许出去。”

　　“不去哪儿，刚才没去吃午饭，饿了，就去食堂找点吃的，老钟说不许走远了，回宿舍可以。”

　　伟华新租了一栋小楼做宿舍，一楼是食堂。那楼离办公室很近，曹松驾着那辆“捷达”很快就到了。厨师还没有开始准备晚饭，他蹿进厨房瞅着四下无人拿了把菜刀，又在餐桌上找到几张油腻腻的报纸把菜刀一裹，夹在腋下跑回了车上。

　　曹松发动了车，定定神，一脚踩在油门上，直奔ST电信。

　　他绕开了骚乱最严重的市中心，但所经过的街道上也是一片狼藉，到处是砖头、石块，路边是砸坏门窗的商铺、燃烧的汽车。军警已经基本控制住局面，闲人不多，曹松把车窗放下，不时伸出头朝着望向他的军警喊：“Chinese！”

　　那些军警看到一张中国人的脸倒是没空搭理，偶尔还有人伸出手比个“V”字。

　　曹松到了ST电信大楼，一路小跑直扑他们的设备机房。三楼很安静，他推了推机房门推不开，他叫了几声“小伟”，又用力捶了几下门，竖起耳朵也没有听到里面有动静。他走到窗户前把脸贴着玻璃往里面看，但是只能看到机房的部分区域，看不到人影。

　　曹松心里有些慌，准备去楼上楼下找找。刚走出几步觉得不对，捶门的感觉不对，他又转回来，用肩膀猛力一撞，门开了。

　　门里面是用电脑桌顶住的，却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曹松疑惑地穿过操作间进了设备间，里面也没见人。

　　这个机房是下走线的，电缆线、信号线铺设在架空的防静电地板下，地板下面有半米左右高的空间。角落里有块地板似乎没有盖严实，曹松经过时顺势一脚，想把它踩紧了，地板下面却传来“哎哟”一声，他吓了一跳，往后跳了一步抽出了他的菜刀。

　　那块地板一下子翻在了一边，小伟揉着脑袋钻了出来。

　　曹松紧绷的脸顿时舒展开来，他指着小伟，哈哈笑了好一会儿才能开口：“我叫你也不答应，你钻地板下面干什么？亏你从不吃肉，瘦，这都钻得进去。”

　　小伟苦笑道：“没听见你叫我，我一天都顶着门躲在里面，本来难得这么清静，挺自在的。我一个人把我们的系统全面检查了一次，刚停下来听会儿音乐，突然听到有人咚咚咚的脚步声，吓得我到处找地方藏。”

　　“赶紧走，呆会儿要宵禁了，想走也走不了，明天会怎么样还不知道了。”

　　两人离开了ST电信，曹松开车，一遇见军警小伟就探着个脑袋在车窗外喊：“Chinese！Chinese！”

　　他打算抄一条近路，车转进了居民区间的一条小路。突然，车后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辆被他们称作“蹦蹦跳”的三轮摩托车，开得飞快，居然超过了他们的“捷达”。

　　“蹦蹦跳”挤到他们前面不远处，一个急刹停住了。曹松跟着一个急刹，幸好两个人都系着安全带，没有从车里飞出去。

　　他刚才已经从后视镜里观察“蹦蹦跳”，看到里面只有两个干瘦的半大孩子。他骂了句国骂，下了车，大叫一声：“What  are  you  doing？”

　　话音未落，两个男孩分别从“蹦蹦跳”的左右跳了出来，曹松看清楚了他们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把半米长的砍刀，另一人两只手各抓着块石头。他反应挺快，赶紧爬上车，一把抓过菜刀，愣了一秒钟又放下，大叫一声：“靠！快跑！”

　　他一脚油门，一打方向盘，车冲向路边，擦着根电线杆挤了过去。

　　“哐当”一声，一块石头砸在了车门上。

　　那两个男孩正向“蹦蹦跳”跑去，突然从前面迎面又冲过来一辆“捷达”，砰的一声将“蹦蹦跳”撞翻在地，然后倒车、掉头，跟在曹松和小伟的车后。

　　小伟盯着后视镜：“公司的车。”

　　他们一路狂奔，冲回了驻地。曹松刚停好车，那辆车刹在了旁边，陈永生坐在司机位上，车上坐着几个壮实的同事，有人拿着钢管，有人握着木棒。

　　陈永生从车里出来：“你俩没事吧？”

　　曹松说：“永生哥，猛男！你那一下撞得，他们不会找到我们报复吧？”

　　“你这又害怕了？你不叫我们，一个人过去找小伟不害怕？”

　　毕竟二十多年的内战已经令苏丹人民厌倦，喀土穆的骚乱来得快，去得快，局势很快恢复了稳定。

　　伟华去除腐败的决心坚定，在海外规范了与分包商的合作模式，清理了一批与来自国内的关联公司的合作关系，海外各地不得不更加坚定地依靠本地员工去发展本地业务。

　　地区部技术服务部有三个和大家熟稔的本地女孩。

　　负责培训中心的本地女主管梅最开放，她穿着时尚，不戴头巾，有一次外出主动邀请钱旦搭乘她的车，钱旦稍一迟疑，她就格格笑着喊“Don’t  be  shy”，令钱旦真的害羞。

　　负责为大家办理签证、机票的文员阿莉亚最传统，她总是一丝不苟地戴头巾，穿掩盖身材长袍。埃及人传统里没有只争朝夕的习惯，阿莉亚做事情总是慢腾腾，甚至被几个急性子的中方员工吼哭了两次。钱旦的策略不一样，他每次要阿莉亚办事总会悄悄赞美一句“You  are  beautiful”，阿莉亚听到赞美不露声色，却总能按时帮钱旦办好事。

　　老韩的秘书玛蒂哈居于传统和开放之间，她也是个戴头巾的***女孩，但经常是彩色头巾、牛仔裤、修身衣。会讲中文的她偶尔还能应付两句无伤大雅的玩笑话，调侃中国人也有追求她的机会，偶尔叫道她已经被中国人同化了，不以胖为美了，要减肥。

　　钱旦和她聊到过开罗的姑娘们，玛蒂哈说从前她不戴头巾的，后来觉得自己不对，不应该抛弃传统，才重新戴回了头巾。她还说如今埃及叛逆少年太多：“你看看那些电视节目，女人们穿着暴露，很不好，带坏了青少年”。

　　钱旦手下有四个埃及本地工程师。

　　他安排老实大叔哈桑和精明小伙巴哈去了中国出差，在深圳面向全球的800技术支持热线中轮训三个月，既是想提升他们处理各种技术问题的能力，又是想让他们和国内的技术专家们混个脸熟，并且从机关的视角去了解公司的运作，希望他们回埃及后能够在地区部更好发挥“腰”的作用。

　　学究谢里夫在约旦出差支持项目，胖小伙阿马尔在马尔代夫出差支持项目，钱旦要求他们既要在项目中提升能力，又要更好地了解代表处的运作，以及伟华的交付项目从开工到验收，是怎么一步一步实施完成的？

　　钱旦的笔记本电脑坏了，连接显示屏的转轴断了一个。如果在国内打个电话给公司的IT服务供应商，估计一天内就上门修好了。在埃及得送修、等待一个星期。他没了电脑，就每天坐在玛蒂哈旁边，用放在她旁边座位上的部门一台公用台式机处理处理邮件什么的。

　　那天早上，钱旦在办公室楼下瞥见辆车停在路边，觉得挺像阿马尔那辆红色土耳其车。他纳闷，难道这家伙一声不吭地擅自从马尔代夫回来了？

　　他上楼之后先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没看见阿马尔，他又坐在了玛蒂哈旁边的台式电脑前。

　　玛蒂哈见了他：“阿马尔在马尔代夫还正常吗？”

　　钱旦纳闷：“还好吧？出什么事了？”

　　“阿马尔妈妈来公司了，说他儿子有半个月没给家里任何消息了。”

　　“真的吗？他妈妈在哪儿？”

　　“刚下楼，她一大早就来了，我告诉她应该是工作忙的原因，答应帮他尽快联系上阿马尔。”

　　马尔代夫的通信网络确实不好，所以伟华正在帮当地的运营商新建一张无线通信网络。阿马尔过去之后就一直没有处理好自己手机的漫游问题，钱旦每次联系他都是通过邮件。

　　他打通了马尔代夫的项目经理的电话：“老徐，项目还顺利不？我们软件产品没拖后腿吧？”

　　老徐说：“到目前进展还算顺利，客户比较满意。”

　　“真羡慕你们啊，在马尔代夫做项目，不整点客户投诉出来，我想来支持都不敢来，怕领导说我想去马尔代夫享受沙屋水屋。”

　　“老钱，你想多了。公司现在在马尔代夫没有后勤平台，物价巨高，一瓶水几美金，兄弟们吃喝都不容易，哪有什么沙屋水屋享受？我从公司预支的备用金很快就花掉了，马上要被房东赶了，这两天正在到处找房子，要换个便宜房子租。更惨的是我看见蚊子就害怕，有登革热。”

　　“马尔代夫有登革热？”

　　“你不知道吧？刚有个兄弟中招。”

　　“我靠，中东北非哪里都不容易啊！我那个本地员工表现怎么样？还好吧？”

　　“你们那个阿马尔非常不错！技术能力就不说了，他到这里之后我就没骚扰过你了吧？更难得的是这兄弟适应能力很强，现在天天和我们一帮中国人厮混在一起，以‘康师傅’和‘统一’度日，也没听到他有过什么抱怨。”

　　“那就好，你让他给他妈打个电话，他家里人说有一个月没他的消息了，不知出啥事了？”

　　“好！这边电话卡贵，电话费贵，他没买当地卡。”

　　原来，“儿行千里母担忧”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谚语，钱旦挂了电话又给阿马尔发了个邮件，邮件的标题以“Urgent”打头，叮嘱他务必给家里报个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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