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06章 北大荒的历史4

阿什河畔和上京城附近分布着很多金代城廓和村寨遗墟。金初的上京西郊，“一望平原旷野，间有民居千余家，星罗棋布。”今上京故城西20里有座古城，长方形，正南北向，周长1670米，合3华里多，俗称“驸马城”。金朝时称此城为会宁头铺，又称兀舍郎君宅，它是自上京西行的第一站。在上京古城东北10里余，阿什河东岸海古水之间有一古城，因被阿什河水冲去大半，而称作“半拉子城”。城中时常有宋、辽、金代铜钱和金银饰件出土。1963年，城内出土成组的宝相花纹金带铐，金光闪烁，极精美。带铐，是古代腰带上的一种饰件，可用金或银、铜、铁、犀角、象牙、玉石等料制成。

        在上京古城西门外，树林中有一大土丘，当地传说是金太祖阿骨打的御陵址。据《金史》记载，“天辅七年（1122年）秋八月，上崩于部诸泺西行宫”，九月“梓宫（帝王的灵柩）至上京”，葬宫城西南，后改葬和陵，再迁至大房山（今河北省房山县境）。据此有人认为，这座土丘就是金太祖的初葬地。不过迄今为止，仍未能被考古所证实，而且其方位与“葬宫城西南”的记载不符。所以，这种说法是一种推测而已，是不能定论的。

        关东唯一的金代右武士像位于会宁府东南约  30里的山谷中，刻在山间小经旁的岩壁上。线刻女喜武士像，顶盔披甲，登靴仗剑，勇武多威，清晰真切。他右侧同样是一幅线刻图像，隐约是一个戴着冠的拱手端坐的女性形象。

        1961年至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阿城县东部的五道岭山区发现金代铁矿坑10余处，炼铁遗址50余处，是一处大规模的采矿冶炼遗址。使用时间很长，当始于金初或者更早，可能沿用到金朝中期。证明关东各地出土大量完备的金代铁器的原材料，都是当地开采冶炼的。这处遗址对我国古代冶金史和金代考古研究有重要价值。

        1963年10月，在南城一次发现窖藏铜钱446斤之多。大量硬通货币作为储藏手段保存下来，这是金代货币一再贬值、境内少铜和后行“铜禁”的结果。大量的宝藏铜钱，在关东各地也已有多起发现。  近年来，会宁府出土了大量金代铜镜，在一些铜镜上分别凿“上京誉巡院”，“左巡院验记官”（警巡院是金代设在储京的管理社会治安的官衔）、“上京宜春县”（上京会宁府属县之一）、“左街僧官”（僧侣的官职）、“金诚记”、“梁家青铜记”（铜镜作坊和店铺的字号）等楷体汉字。  阿城县杨树屯出土一件银镯，内侧打印有“上京翟家记”的戳记，外加“真花银”的戳记。表明“翟家记”是一家设在上京的由汉族人经营的手工业金银店铺。关东各地出土的金代金银器，大部分应是由本地区像“上京翟家记”这样的金银店铺制造的。

        1972年，金上京故城内出土了铜印一颗。据说，关东各地先后出土7颗由上京行6部颁发的金代官印，大都为金末贞祐年造。“上京行6  都”是设在上京的代行上书省6部职能管理地方军民事宜的行政机构，简称“行省”。

        总之，金上京故城内外历史遗迹，对金上京城市建筑、金代社会诸方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金代存在的百余年间，大量汉族人以各种方式移居上京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推动了关东地区社会的迅速发展。汉语、汉字和契丹、女真大小字同时使用，一些女真（包括宗室贵族）兼用汉姓、汉名、印章、碑碣大都使用汉字。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与中原地区同类物品在形制上相近或一致，宗教信仰也有其共性。这些都深刻地反映了女真族和汉族等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传统的密切关系，加速了民族融和，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历史上，国内几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是一时现象，国家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各族之间在悠久历史岁月中形成的多方面的密切联系，正是汇成这种不可抗拒的历史主流的坚实基础。不管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也不管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始终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300年前，被清朝人称为“南瞻长白，北绕龙江，现边城之雄区，壮金汤之故里”的宁古塔，如今何在，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一个夏秋之交，作家刘国林先生探访了记载着无数传奇故事的宁古塔古城遗址。

        翻开《盛京通志》，载曰:“宁古塔旧城，在海兰河南岸有石城（内城），高丈余，周1里，东西各1门，城外过墙5里余，4面4门。”寥寥数语，已描绘出宁古塔当年的盛况和威仪。

        钻进玉米地，打开一个用铁棍和铁丝绑成的简陋小门，进入由铁丝网围着的老榆树下，扒着一人多高厚厚的蒿草，寻找旧城的影子，所见只有混杂着些许石块的土堆。遗址在哪儿呢？

        古榆下，有老者在乘凉。上前问话，打听宁古塔遗址。这位老者说:“我爷爷辈儿就闯关东来这里，至今已有100多年了，一直就挨着古城住。”他告诉作家:“城墙原来一直保存很好。刚解放那阵，我在这里放牛，城墙还有两米多高呢。‘文革’时破‘四旧’先是扒了旧城里的几间房子。后来，有人发现城墙上的土抹墙不裂，便大车小辆地来取土，拉回家里抹墙，把城墙的方砖都拉到家里搭炕、砌灶台了，光剩下碎瓦石块了。”

        “没人管吗？”作家不禁为古城遭破坏而惋惜。“那时是乱扒地的年月，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你拆我也拆，你搬我也拿。你看村里的那些老房子的地基，都是城墙上的砖石，谁管谁呀？前些年，有管文物的来量过，还是让我们搬家，多给搬家费，说是要重修古城。就那么一阵风，刮过去就没音儿啦。还听说南方的大老板相中了这地方，要出大价钱买这块地，后来也没信儿了。往后，就再也没人提了。一直到现在，就变成这样子了。”“那古城墙一点儿也没剩下吗？”“剩下点儿，铁丝网里围着呢。”

        原来如此。作家又返身钻进铁丝网，在蒿草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这才注意到，铁丝网里要比外边高，原来脚下就是倒塌的城墙，可没走多远就到了尽头。

        古城面目皆非，破败如此。若没有老榆树脚下的那块“宁古塔将军驻地旧城遗址”石碑，谁能想象得到300多年前，这里曾是东北地区的重要行政中心呢？

        作家脚下的残砖碎石，都好像一双双会说话的眼睛，纷纷在诉说:  这就是你要寻找的宁古塔。可在作家眼前，宁古塔何在？名何来？

        事实上，宁古塔并无塔。300年前，江南学者杨宾在《柳边记略》一书中说:“宁古塔志铭，不知始于何时，宁古者汉言云，塔者汉言个。”同时期的文人张晋彦在《宁古台》一文中说:“宁古塔者，命其地也。其山之曰台，塔与台音相近也，或以山形为台，故名。”宁古塔之名是由周围6个若台子的小山而来。本来，这已无异议，可后来却与努尔哈赤的“六祖”联系起来。说是努尔哈赤的祖父兄弟6人曾居此地，故称为宁古塔贝勒——6个王爷简称宁古塔。清初，宁古塔流人吴兆骞之子吴振臣在《宁古塔》记略中说“相传昔有兄弟6个，各占一方，满洲称6为宁古，个为塔，其言宁古塔，犹言  6个也。”

        封建帝王们喜欢把自己的先人，自己的出身弄得神乎其神，披上神话色彩，让臣子和百姓们觉得他们异乎常人，他们是天皇派来的神，臣子和百姓们要绝对服从他们的统治。如此想来，把宁古塔与努尔哈赤的“六祖”联系起来，也就不奇怪了。

        海浪河潺潺流淌，注入滚滚的牡丹江。它那“汩汩”的流水声，如歌如泣，似乎在向作家诉说着这里的变迁，这里因水患频发而让人弃城搬迁的经过。

        史料上说宁古塔因受水患而搬迁，作家踏上这片土地就注意寻找那给它带来水害的河流。一路走来，除一条不起眼的小河，始终未见史料上所言的海浪河。旧城遗址，东南皆人家，北侧一马平川，哪有什么大河呢？出铁丝网，到遗址西北角，一切才明白:一条浅浅的河流，静静的卧在那里自言自语，喋喋不休。还是那位老者指着它告诉作家:“这就是海浪河，过去也称孩浪河、海兰河。河不宽，十步八步就能跨过去。”河水缓缓流淌，由西向东，又拐了个弯儿，直奔牡丹江而去。

        古时的人们泽水而居。水养育了人，也给人带来灾害。就这条看似不大的河流，几次泛滥成灾，害的宁古塔一片汪洋，绵延数里。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将军巴海组织军民在距旧城25公里的牡丹江畔（今宁安市）建新城。两年后，新城具雏形。巴海才率众百姓迁住新城，把宁古塔遗弃。

        因为这条名气不大的海浪河，才有了今天的人口众多、繁荣兴旺的宁安市。更因为它，旧的宁古塔将军府从此衰败下去，本应该成为一座繁华城市的地方，今天只是一处小小的村落。

        也许人们会想，在这偏远寒苦之地，筑建这样座城干什么？每一座城，每一座要塞，都有它诞生的理由和存在的意义。特别古时的边疆地区，每一座城的建筑，都与当时的安全和边疆的稳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这座城就是为防范外敌入侵而建的。事实上，大清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宁古塔就是抗击沙俄入侵的大本营。宁古塔将军的任务，就是管理和保卫大清在东北这片广袤的领土。

        天空中飘来一片云，越聚越厚。风儿歇了，树儿静了，下雨了。豆大的雨点拍打着山野，拍打着树木，也拍打着作家的全身和心灵。仿佛云雨里有个声音在诉说:有一伙黄毛蓝眼睛的沙俄匪徒曾经来过。有一个叫沙尔虎达的人驱虎豹，打财狼，把沙俄劫匪打回老家。终因积劳成疾，病逝在将军府。他的坟头就在海浪河边……

        宁古塔最早见于文献是在《清太祖实录》，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  上命巴图鲁额部率兵1000人，往东海孱集部之那本都鲁、绥芬、宁古塔……征服那里的女真部落，管理边疆实务。至皇太极改国号大清时，任命吴巴海为宁古塔总兵。吴巴海需要办公府邸，便在宁古塔设将军府，并在这里驻守。管理包括今吉林、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外兴安岭、库页岛一带广大地区。宁古塔也成为军事、政治、文化中心，成为了与当时的盛京（沈阳）齐名的北方重镇。

        此时，东北边境已不稳定。将军南下，战事紧张，无暇顾及东北边疆。本来离中国十万八千里的沙皇俄国，借机对中国的黑龙江流域进行骚扰和侵略。先是一个叫波雅科夫的匪首率领一些哥萨克人侵入中国达斡尔人居住区，疯狂劫掠，烧毁村庄，杀我百姓。顺治七年（1650年）又有哈巴罗夫匪帮窜扰黑龙江，抢占了中国的雅克萨城，野蛮屠杀中国百姓，民不聊生。

        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忍无可忍的清政府命宁古塔将军巴海率部进军，战于乌扎拉村，打死沙俄侵略军100多人，打伤78人，就此抗击了沙俄的侵略。同年7月，清廷命副都统沙尔虎达率部驻防宁古塔。第二年，为加强宁古塔地区的防御力量，清廷将其建制升格。命沙尔虎达为都统，他也成为宁古塔第一位都统。沙尔虎达出生于黑龙江中游虎尔哈地方的苏完部。20多岁时，随父投归征战女真部落的努尔哈赤，屡立战功，成为清初名将。

        听说能征善战的大将军沙尔虎达镇守宁古塔，饱受沙俄侵略军蹂躏的达斡尔等族的部落头人纷纷前来请求保护。沙尔虎达依形势需要，在各部族中编户设官，统一管理，训练武装，积极备战，多次击退入侵的沙俄匪军。

        最著名的一次战役，发生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春，当获知沙俄匪军斯杰潘诺夫带领  500名匪兵，乘船在黑龙江上抢劫，并闯入松花江时，沙尔虎达果断出击。一场激战，500多名沙皇匪徒被击毙获生擒，匪首斯杰潘诺夫也被打死。这一仗打出了大清帝国的军威和国威。

        不久，积劳成疾的沙尔虎达在宁古塔病逝，其子巴海接替父亲的工作。虎父无犬子，巴海果然不负众望。顺治十七年（1660年）夏，一伙沙俄匪徒又窜犯黑龙江下游地区。巴海率军在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以东的古法坛村伏击匪军，斩首60多名，匪徒溺水死亡甚众，残敌望风而逃。康熙三年（1664年）春，巴海在乌拉苏密又一次重创了沙俄匪军。俄匪谈“巴”色变，不敢和他正面交锋，纷纷撤退，侵入黑龙江流域的俄匪一度被肃清。

        侵略者的胃口是永远填不满的。几年后，好了伤疤的俄匪又趁清廷忙于平定叛乱之际，侵占了中国许多土地，并在雅克萨构筑寨堡，设置工事，以此为据点，不断对中国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进行骚扰和掠夺。清廷多次谴使进行交涉，警告，均无奏效。康熙帝认识到，不把侵略者打痛，他们就不会收手。康熙十五年（1676年），为便于军队调动和物资筹集，宁古塔将军移防吉乌拉（今吉林市）。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朝廷调动兵马，进攻盘踞雅萨克的沙俄匪军。宁古塔副都统、第一位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宁古塔的1500兵力参加战斗。狠狠的教训了沙俄匪军，迫使其逃离雅萨克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清军再次发起对重新占领雅萨克城的沙俄匪军的战斗，824名俄匪，战死病死甚多，最后只剩66人，眼看全军覆没，沙俄政府不得不撤军，谴使议定边界。于是，在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历史上第一个边界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确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为中国领土。尽管清政府在领土上做了较大的让步，但基本上还算是平等条约。

        和平与尊严不是靠别人的施舍。300年前宁古塔的经验教训，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惨痛经历，值得21世纪的国人深思。自古以来，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如果敌人敢于挑起战争，只有把敌人打痛、打得他们长记性，他们才会乖乖地回到谈判桌上来。弱国无外交，但强弱与贫富无关。正是有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才赢得了70余年的国家太平。光靠嘴皮子而不敢亮剑，是吓不走侵略者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承平日久，忘战必危，惧战必亡。对任何敌人抱有任何幻想，都将是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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