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七零章 财运亨通

　　霍鹰东的母亲出言声称不再跟儿子合伙做生意，而霍鹰东经过这番冒险经历，性格变得倔犟，意志更坚毅，行动更果敢。霍鹰东不想老是在母亲的庇护下生存，期望完全自立。

　　霍鹰东母子两分道扬镳，各立门户。霍鹰东的母亲仍做驳运生意，霍鹰东买了一艘拖船跑运输。母子俩都还是靠水为生。

　　“母亲从未信任过我，我经常我行我素，她认为我是鲨胆，太莽撞、太冒险。我尊敬母亲，但我那时快30岁了，不能事事都听她的。”霍鹰东回忆说。

　　霍鹰东出生于水，对水有特殊的感情。霍鹰东凭藉一艘拖船，维持着一家人生汁，还略有积蓄。他熟悉珠江口各岛屿间的水道，也对这片地区的海上贸易了如指掌。

　　财运终于来了。

　　1950年韩战爆发，内地参战。帝国主义对内地实行经济封锁，港英当局也宣布切断与内地的贸易。

　　而当时处于工业基础薄弱的内地，急需各种战备物资。香港的华商，为自己、也为同胞冲破帝国主义封锁，向内地运送违禁物资。

　　由于港英政府的禁运造成物资奇缺，价格暴涨，不仅是物资本身，运价亦直线飚升。

　　这就是霍鹰东碰到的发财良机，如果霍鹰东没有这艘拖船，对海上贸易一无所知，他很可能就会错失这次机会。

　　霍鹰东是最先涉足这一行列的。香港原来就积压了大量的战争剩余物资，此刻，又有人源源不断地将货聚集于香港——等待这些“冒险家”转运到内地或中转站葡京。

　　霍鹰东从未交过这种好运，现钞如同猪笼入水，数都来不及数。

　　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他既做船东，又做货主。他的船只成几何级数增长，拥有一支可观的船队。

　　当然盈利大的生意，也意味着风险极大，有不少船只，或触雷，或翻船，或被扣留，或受到炮舰攻击。

　　霍鹰东运气特别好，毫毛都没伤一根，旗下的船只，均人货无恙。

　　战争引发的“特需”，在香港造就了一批富翁，霍鹰东自然在其列，并且创造出布衣晋身富豪的神话，香港的亲英人士，指责韩战中与内地进行特需贸易的人，说他们发的是不义之财，更谴责他们走私军人，是战争贩子。

　　诚然，如果根据港英当局当时的法例，他们当然是属于“走私违法”。但是如果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相论；他们的“偷运”又属义行壮举。

　　当时的禁运物资有数百种之多，其中以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之类的抗菌素）的利润最大。

　　霍鹰东“偷运”的物资是哪类，就不得而知。也许是有人见霍鹰东“草莽暴富”而耿耿于怀，就戟指霍鹰东是“军火商”。

　　韩战结束，与内地的民间贸易很快沉寂下来。靠水发家的霍鹰东，考虑他下一步的发展。

　　英文《南华早报》发表了Berta  manron女士《霍鹰东发迹史》一文，文中说：霍鹰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至少赚了一百万美金。但是很多人认为不止这个数。

　　1954年，霍鹰东用现金在铜锣湾买下他平生第一幢大厦。

　　已经掘得第一桶金的霍鹰东，该把他的投资方向指向何方呢？不甘沉寂的霍鹰东，如今有可观的资金做后盾，必有一番大的作为。

　　1954年12月20日，农历的黄道吉日。

　　这一天，香港商业巨子霍鹰东，甩出一百二十万港元巨款，在繁华的铜锣湾购置了一幢大厦。

　　一个出身艇户的贫寒之士，一个命途多舛的冒险猛人，从此步人人生最辉煌时期，他仍是一个商界猛人。

　　霍鹰东购入大厦，即注册创办立信建筑置业有限公司。“立信”二字，取自“立足于信誉”之意。

　　霍鹰东看好香港的房地产业。香港是弹丸之地，四十年代末人口急剧膨胀到二百多万，住房紧张；香港工业开始起步，工业用房奇缺。

　　香港的地位已趋稳定，人们热衷于购置物业。房地产大有可为，拥有物业，不愁找不到买主。

　　然而，房地产投资浩大，韩战时运售战余物资积攒的所谓“巨资”，难以在房地产业大展拳脚，谈何“立信”？

　　霍鹰东洞悉出过去的弊端，决计大胆革新，创立预售楼花、分期付款的办法。

　　所谓楼花，就是将尚未建筑的住宅、工商楼宇分层、分单元预售出去。霍鹰东这一招，大受用户欢迎，开发的物业，在蓝图阶段就抢售一空！

　　那时一套住宅单元，约一万至两万港元。普罗大众收入低，要一次拿这么多钱确实很困难。

　　如果预购楼花，欲置一万两千港元的楼字单位，首期只要交六千港元。而当时租房住，顶手费（保证金）为房价的一半，也要拿出六千港元。买主购得楼花，以后每月缴三百港元，二十个月后能得到一个单元的现房。

　　三百港元的供房费，与房租费差不多，而租房者住到老，都还是寄人篱下。两者对比，天壤之别！

　　霍鹰东印了很多宣传小册子，既介绍他开发物业的地段、结构等详情，更不遗余力地宣传楼花的种种优点。

　　霍氏首创预售楼花以及小册子宣传，这两者都成为以后地产界竞相效仿、极为流行的做法。

　　卖楼花加速了霍鹰东有限资金的周转，实现了他的“花小钱办大事”的构想。

　　如开发一幢物业，建筑商估算建筑费为一百万港元。霍鹰东先付10％的首期——十万港元。霍氏对将建成的物业估价二百五十万港元，预售楼花可得首期一百二十五万港元，付建筑商的余款绰绰有余。

　　物业建成，约两年收齐全部款，除去一切费用（建筑费、贷款利息、行政费用等），大约可净赚一百万港元！

　　霍鹰东开创卖楼花，加上银行界创立按揭制度，加速了物业销售，加快了资金回笼，商界见猎心喜，纷纷涉足房地产。房地产热，又大大加速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拥有六十余间公司的超级大富豪霍鹰东，在会见《一代商圣——霍鹰东传》一书作者冷夏时说：“人们谈到商人时，往往关注他的身家，而忽视他在经商过程中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在香港，我当然算不上最大的地产商，我也不太计较我有多少物业，从中赚过多少钱。最叫我欣慰的，大概算我率先卖楼花，香港的地产业有现在这个样子，楼花是有一份功劳的。现在内地搞房地产，楼花也大行其道。”

　　冷夏说：“怪不得有人叫你为香港的楼花之父。”

　　霍鹰东笑道：“这我不敢当，在我之前，政府向业主收税，就采取分层分单位计算，另外也有人将物业拆骨预售。但是，将预售楼花制度化的是我，大张旗鼓作宣传的是我，最早把楼花炒出名的也是我。我当时并没有设想卖楼花会给香港带来什么影响，只是我手头很紧，便大胆妄想，楼还没建就卖出去，用人家的钱为自己赚钱。”

　　从当时的角度，霍氏确实是个鲨胆（大胆）猛人。楼花一枝独秀，地产蓬勃发展。1961年的银行挤提风潮，1965年的银行危机，地产曾一度受挫，但很快反弹，发展势头愈加迅猛。

　　霍鹰东更是义无反顾，捭阖猛进。然而，1967年的香港事件，却使霍氏陷入意想不到的困境。

　　1967年的香港事件中，霍氏观点与港府相左。右派对霍氏非常不满，决定拿霍鹰东开刀。

　　其时，位于九龙天星码头旺地、由霍鹰东兴建的星光行大厦落成。星光行是霍氏的出租物业，未建成已租户盈门，霍氏尽悉租出，稳坐钓鱼船。

　　可待霍氏正式招租时，租户全部收到“忠告”电话，言称租用星光行的写字间，电话开通将遥遥无期。

　　电话公司是英资公司，在它背后是众多时势赫赫的亲英人士，甚至包括港府的要员。电话不开通，生意就无法做，结果，租户都吓跑了。

　　星光行租不出去，霍鹰东忍痛割爱，低价卖给怡和洋行旗下的置地公司。

　　这时，一度陷于低潮的地产业复苏，租房者如云，置地在半年间将数百间写字间全部租出。霍氏白白付出三千万港元损失的代价。

　　霍鹰东涉足淘沙业，始于五十年代末。

　　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对建筑材料的需求与日俱增。霍氏的立信，本身就是一问建筑地产公司，对建材的走俏，更是体会深切。

　　也许是霍氏从小在水上生活，他看中的行业是海底淘沙。

　　香港没有大河平川，故无河沙资源。海滩有的是海沙，但政府实行保护政策，不允许任意采掘，要留以做海滨浴场和景点。

　　香港建筑用沙，一部分是用船从境外运来，一部分是海底淘沙。

　　业界视淘沙为畏途。那时普遍是手工操作，用特制的铲具，探到海床取沙，既吃力，工效又慢。

　　霍鹰东最初也是手工淘沙，海沙是廉价商品，他不可能开高工钱。每逢运煤的侮轮抵港，工人都跑去卸煤，霍氏租的十几条淘沙船就空在那里。不久，霍氏采取承包法，还是不见起色。

　　友人劝霍氏唔掂（难以维系）就索性执笠（收摊），反正没投资几个钱。谁知霍氏“发猛”，一下子抛出七千万港元，从海军船坞买来挖沙机，让友人吓一跳。

　　采用机械淘沙，工效大大提高，霍氏继而改进成机船淘沙，并去欧洲订购现代化淘沙机船。

　　霍鹰东很快就成为香港淘沙业巨擘。他稳执淘沙业之牛耳，其势无人可与争锋。经营过一段时期，霍氏发现，亏损也是他最大。

　　香港的劳务便宜，手工淘沙效率低，成本也低。香港建筑市场看好，许多人用旧船从境外运沙来港，迫使沙的价格高抬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霍氏的高价沙只能削价销售，造成持续赤字。

　　“我一生犯过两个重大错误，一个是去东沙岛打捞海人草，一个就是海底淘沙，这两个都是跟海底掘宝有关。”霍鹰东在与冷夏的交谈中说道。

　　那么，霍鹰东是否不再从事与海相关的事业了呢？他没有这样做，他已经有一支掘沙船队，有荣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掘沙经验。

　　霍鹰东积极去承揽与海相关的工程，承揽的第一项大工程是海湾水库淡水湖二期工程，为水坝加高，并在石面铺上5米厚的海沙。

　　霍氏还把触须伸到东南亚，开港填海修坝，他的挖沙船又派用场。

　　香港的超级富豪中，热衷于体育活动的，首推霍鹰东。

　　从皇仁书院读书起，霍鹰东便与足球结下不解之缘。他喜欢踢波（足球）、睇波、讲波。

　　五十年代，刚刚成为富翁的霍氏，就从并不宽裕的私囊，掏钱资助并亲组有荣小足球队。

　　在他的精心培育下，有荣队从众多的球队中脱颖而出，曾打遍港澳无敌手。

　　到六十年代，霍氏又组建卓然队，并亲任该队的中锋，卓然很快成为香江波坛的一支劲旅。

　　他的足球队，每年活动经费均在一百万港元以上，全由他私人掏腰包。

　　霍氏一直对世界足坛将中国排斥在外耿耿于怀。1974年，霍鹰东邀请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到京城。

　　他们下榻在BJ饭店，却不能住进贵宾东楼，只能住在普通楼。国际足联主席，到哪国都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接待，何曾受过这种冷遇？霍鹰东极为尴尬，竭力解释，仍难息其怒。

　　尽管受此挫折，霍鹰东爱国热情丝毫不减。同年，他赴德黑兰参加亚洲足联理事会，为恢复华夏在国际足坛的合法席位据理力争。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理事会最终以连续三个3/4多数票，通过同意华夏加入亚足联的议案。

　　1979年，在日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上，华夏被剥夺30年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霍鹰东大受鼓舞，自此大力赞助中国的体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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