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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第80章


随着读书成长,萧卓钰对大齐朝的历史了解越多,越是无语。

        大齐朝之前是大越,而大越的开国圣祖就比较有名了,袁崇焕,对,就是历史书上所讲的明末抗清大将袁崇焕。

        崇祯二年之前的历史,就如现代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历史书上所讲,没有任何变化,改变就出现在崇祯三年。

        明思宗朱由检继位之后,将辞官回乡的袁崇焕重新召回,而袁大将军不负皇恩,崇祯二年平定川湖兵变,启用尚方宝剑将毛文龙处决,击退皇太极,解京师被围之危,京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但暗涌并未停止,朝中党争越演越烈,袁崇焕更是被魏忠贤余党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扭曲事实、捏造子虚乌有的罪名弹劾袁崇焕,皇太极抓住机会实施反间计,伪造证据坐实袁崇焕的罪名,十二月袁崇焕被下狱。

        辽东、宁远等地大将抗击后金之余,对朝中动向高度关注,在得知皇上初心动摇,甚至杀心已起,使计救出袁崇焕,崇祯帝朱由检将袁崇焕罪名昭告天下,并下令追捕袁氏反贼。

        自此,袁崇焕反,以辽东为大本营,联合抗金大将击退后金收复故土的同时,对崇祯皇帝宣战,旱灾之下,各地义军如雨后春笋,袁崇焕更改军制,收服义军,多地脱离明朝控制。

        崇祯三年三月,驻守京城的禁卫军发生哗变,锦衣卫平哗时死伤惨重,眼看皇宫不保,崇祯帝自缢于乾清宫。

        奇怪的是,崇祯帝自缢前并未下令宫妃自戕,袁崇焕进驻京师后,将明朝皇族全部圈禁,皇子出家为僧、公主削发为尼。

        崇祯三年三月至十一月,袁崇焕提拔不被重用的同年,为党派之争下被构陷的官员平反,并凭借自己的旧友同窗、沉冤昭雪的官员重建朝廷,前朝位高权重者很少被重用。

        清理东林党、宦官党等,解决党派之争,问罪奸佞,趁势收回大量土地,创“免租佃田”为农民分地,借助“免租佃田”快速平息了农民起义。

        崇祯三年六月,袁崇焕下诏曰:

        “先宗勤勉于政,然党争宦乱,内困外扰,名不聊生,兵无粮饷,故土难归,上天不欲令其存。民无地无以为生,乃义军生生之源也;钟鸣鼎食之家,地逾万顷,此乃民无地之故;新朝初立,允某为主,才德虽非圣贤,然勉力复疆、安民富国,即更兵制、土制,此乃重振朝纲、收复故土之本。兵,抗敌卫国也,非常之际,非常之用,亦非不可为;吾之初心,安国复土,安内之举,柔刚皆用,史之记载,后世之评,犹可为正。故望我朝子民,复归仁心,多地者予流民,使其复归桑梓,焕感激不胜,立仁德碑以载此行,传诵千古之。”

        此诏书被称为“分地诏”,该诏一出,天下哗然,公卿宰辅、富商大贾更是戚戚然。

        不是没有富商反抗,但对于反抗者,一律出兵压制,强制分地,家中财产的八成更是收缴国库,名曰国库暂借。

        强势的分地之举,使得很多富商敢怒不敢言,而有些人主动上交地契,并拿出家资捐献朝廷,以供兵饷、粮饷之用。

        对于此类富商或前大吏,大越圣祖袁崇焕昭告天下的同时,将其排在“仁德碑”前列,并主动签发欠条,表示其所主动捐献的家资为朝廷户部所借,后续每年分量偿还,或是抵消商税。

        经此一举,主动交地、捐献家产的豪商大吏更多了,最终,在八月之前收回了全国六成的土地,将地分给流民,无地的佃户,当季的产出就是口粮,同时免除当季秋税,为了避免分地过程中欺上瞒下,派出士兵监督当地府衙按规定分地的同时,一并征兵。

        为了消弭民众的反对情绪,颁布新的征兵政策,应征入伍者,其家可多分一亩土地,可累计,收复故土后最多每人能分五亩地。

        这条政令一出,地少强壮劳力多的农户,不止一人应征入伍,有效缓解了地少口粮不足、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将大量青壮年充兵,减少了农民起义暴动的发生。

        浙党一系起初对于“分地诏”极力反对,甚至密谋反抗,袁崇焕亲自写信给姚宗文,表示浙党势大已久,短期内必不能重用,而江浙一带为国之粮仓,动武势必两败俱伤,因此,定国号为“越”,以表浙党一系新朝建立后的贡献,浙党一系从未入朝做官的子孙可科举入仕,父祖辈出仕者三代后可参加科举。

        姚宗文得信后,思量良久,最终回信,只四个字,“谢主隆恩”。

        姚宗文的地位比较特殊,当时虽被弹劾罢官,但既是魏忠贤余党的领头人,也是浙党的主事人,因此,不论在朝中还是江浙一带,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的表态,不仅是代表身后的势力服从新王朝的管制,同时向大越圣祖袁崇焕表明,会执行分地诏,主动向朝廷捐献财粮,至于身后势力的反对声,自会想办法解决。

        萧卓钰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给出了“奸猾”两个字。

        姚宗文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作恶多端,崇祯初,方从哲卒后,只是被弹劾罢官。新朝建立后,借助身后势力为儿孙谋了个好前程,真真是祸害遗千年!

        对于袁崇焕成为大越国主,改写历史,萧卓钰除了惊叹外,就是感慨“如果当时”力量之伟大。

        回想现代学明末清初历史的时候,对于袁崇焕往往用一句“悲情英雄”哀叹其抗后金之壮举、命运之悲惨。

        大越持续刚二百年,共传十帝。以萧卓钰知全史的眼光来看,大越前八位皇帝都可以称为“明君”。

        众所周知,明末清初为小冰河时期,气候异常导致农收不丰、天灾频发。因此,能接手明末残局,一边抗击兵马强壮的后金,收复故土;同时稳固朝政、安抚民心,让天下超过八成的平民过上安稳的生活,得“明君”之称不为过。

        大越圣祖一生贫穷,为子为臣时穷困潦倒,为皇称帝后国库一直未能充盈,因此即便当了皇帝,依然节俭不移,可以称得上是大越朝最穷皇帝。因为知道农民的苦,勤政为民,筹粮为兵,甚至因将贪污列入重罪被御史撞柱劝谏。

        将皇极殿改名为“耿政殿”,将家训立诏:“养俭德,静修身;勤朝政,心系民;穷心志,富养兵;兄弟和,济世民。”

        一直到第七代皇帝和安帝,都是谨记家训,以诏为行,因而,即便连续多年算不上风调雨顺,但大越国运蒸蒸日上,前七代皇帝身体力行了“忧劳可以兴国”。

        和安帝对太子的教导也非常严格,太子在朝中声望极高,但不幸的是,太子英年早逝,发恶疾,不治而亡。

        太子殇对和安帝的打击非常大,这位大越第七代帝王已经六十高龄,痛不欲生,选立太子时在其他三个儿子之间摇摆不定,最终立嫡次子袁子奕为太子。

        这位前太子嫡弟也是和安帝幼子,喜好行军打仗,对朝政素不上心,为了大哥,为了母后,最终还是放下金戈铁马的理想,回归现实学着处理朝政。

        为了避免二子、三子威胁新太子之位,将俩个庶出儿子封王赐地,分别镇守西北、西南,二皇子镇北王、三皇子安南王因着此次封王与父皇、嫡弟产生间隙。

        和安帝手把手教导嫡次子处理朝政,不足三年驾崩,第八代皇帝宁济帝继位。

        此后不过十年,大越名为一朝,实为三国,镇北王、安南王相继宣布脱离朝廷管辖,此时,虽然一分为三,但并未发生内乱。

        两位兄长自立为王的消息传来时,宁济帝怒火攻心、当朝吐血。因着父皇的分封之举,对两位兄长一直有愧于心,因此朝觐、赋税等都非常宽松,军饷、粮饷更是有求必应。未曾想,两位兄长不顾父皇遗命、不尊家规,脱离朝廷。

        宁济帝悲愤交加之余,对刚刚十岁太子的教导更为严苛,让太子亲手处理部分朝政,选择辅臣为太子监国铺路,更是勤练兵马、囤积粮草。

        练兵备战,足足准备了八年,宁济十九年,下诏太子监国、众臣辅政,歃血祭天、御驾亲征。

        祖辈历经几代人,好不容易一统山河,多位皇室嫡系更是自请守疆,一生驻守边关,几代帝王兢兢业业、勤政守业,打拼的江山不能毁在自己手里,宁济帝出征前在太庙发誓,必统大越!

        自此,大越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内乱,最终朝廷虽夺回了西北、西南地区的管辖权,但大越积攒的国力被消耗殆尽,虽未加征粮税,但连续多年的征兵使得田间劳力锐减,民众的日子一日不如一日,朝政更是不复以往廉效。

        宁济帝回京途中见到中原大地满目荒野,百姓困苦,悔恨交织之下旧疾加重,崩于石门。

        大越第九代皇帝袁怀寰将年号定为“康阜”,可惜的是,在位二十年未能恢复大越王朝的兴盛,且因两位伯父脱离朝廷最终与父亲兵戎相见,对边关大将疑心甚重,在边关军营随意安插监军,导致文官与武官集团矛盾增加,押扣军饷、粮饷更是加剧了边关大将与京师朝堂的冲突。

        康阜帝驾崩时不足五十岁,军政混乱、民政不堪,未能达成父亲遗愿,自身抱负也没有实现,心力交瘁,郁郁而终!

        其子袁文思不足弱冠之年匆匆继位,定国号为“昌泰”,但从未亲自执政,被四大辅臣架空,大越王朝名存实亡。

        此时边关虽稳定,但已生内乱之象,朝中贪污腐败盛行,安逸享乐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日常,京师更是奢靡至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京郊恶狗食人。

        最可怕的是,为了敛财,朝臣建议提税,可民不果腹,哪有余粮余钱交税,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四大辅臣以“提军饷”之名加税,此举败露后战乱四起,关外异族虎视眈眈,关内腹地土匪横行。

        平静了不过二百年的中原大地又一次狼烟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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