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第九章飞来横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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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儿子燕歌的诞生
出色地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后,我就向郑主任请假回济南,因为妻子燕萍孕育的新生命预产期就在4月份。
我是1992年4月16日下午到的家。当我看到妻子燕萍凸起的肚子、笨重的脚步,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我们俩爱情的结晶,一个幼小的新生命即将诞生;惭愧的是妻子燕萍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可我又没能常在身边照料。
孩子好像知道爸爸回来了,就在我回家的当天夜里,妻子燕萍就有了反应。我赶快跑到车队要了一辆车,将妻子燕萍送到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
为了在照料怀孕的妻子和将来出生的孩子,我的母亲舍弃了农村的“大家”,已提前一段时间来到了济南。
妻子住进医院后,由我母亲在里面照看,我就在门外焦急的等待,并向老天祈祷,保佑大人孩子平安!
夜里,孩子虽然在他妈的肚子里“折腾”了几次,但到了天亮仍没生出来。
母亲看到刚从北京回来,站在门外也一夜没睡、疲惫不堪的我,非常心疼,就说:“现在不‘折腾’了,怕一时半时还生不下来,你先回去睡一会吧。”
听了母亲的话,浑身酸疼的我也没多想,就回去休息了。没想到等我睡醒下午两点赶到医院时,孩子已在下午一点五分出生了。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我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回来,却没能见证那个激动和兴奋的幸福时刻。
在妻子的月子里,我尽心尽力地照顾,以弥补我过去的愧疚。
我给孩子起的乳名叫“楠楠”,字面的意思是:常绿乔木,木材坚固,是贵重的建筑材料。大名叫“梁燕歌”。前两个字是我们俩人的姓,后面一个“歌”字,寓意孩子是我们共同谱写的一曲优美动听的歌。
在孩子满月几天后,我的假期到了,我不得不忍痛割爱回到了北京解放军报社。
在临走时,我在孩子满月的记事册上给孩子写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儿子燕歌:
你过完了满月,爸爸很快就要回北京了。你和妈妈及奶奶在家,希望你要乖乖的不要淘气。
爸爸作为一个男人,一直以事业为重,少了些儿女情长。但自从有了你后,爸爸好像变了一个人。望着你那白净的小脸,还有那一眨一眨的大眼睛,我竟有些恋恋不舍。
燕歌,别怪爸爸心狠,爸爸也是万般无奈,因为爸爸的愿望还没实现。那就是爸爸争取在事业上有更大的发展,给你将来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和更优越的生活环境。我记得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在《守望的天使》一文中写道:“每个人生命中最真诚的天使是自己的父母,天使终其一生舍尽全力来为自己的孩子挡风遮雨。”
但要实现这个愿望,爸爸还必须不断努力,不断拼搏。没有风雨,哪来彩虹?不经一番风霜苦,哪来梅花放清香?
亲爱的孩子,你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生命的延续!
我们永远爱你!!
你的爸爸:梁祖国
1992年5月18日夜
c、“屋漏偏遇连夜雨”
回到报社不久,《中国民兵》杂志社针对海湾战争后,社会上关于人民战争“过时论”,开展了有关“在高科技条件下还能否打人民战争”的大讨论。
为了搞好这次大讨论,后备部进行了具体的筹划,准备采访在部队德高望重的老首长、老领导发表自己的观点。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后备部郑怀盛主任、毛文龙副主任,带着我采访了老红军、时任国防大学校长兼政委的张震上将(不久晋升为军委副主席)。
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英勇善战的张震上将,没想到这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一上午的采访中,他有理有据的驳斥了“人民战争无用论”,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在高科技条件下,同样离不开人民战争的鲜明观点。
在采访结束,我们即将离开时,从室外进来一位手拿相机、长得很精神的中校军官。他进来后说:“你们见一次首长不容易,我来给你们照几张合影。”
听到这话,我们几个喜形于色,非常高兴。这时,只见张校长说:“这是我的秘书小梁,梁新武。”
当我听说姓梁时,心头不由得一热。心想,我们是一家子。梁姓在全国来说算是小姓,我从到北京上学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一个姓梁的。
当梁秘书听说我也姓梁后,更显得亲切、热情。后来,我知道我们不但同姓,而且还是山东老乡。
在临走时,我们彼此留下了联系方式。
我们采写的张震校长的文章,在《中国民兵》杂志发表后,很快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正在这时,由于我来报社一年多的较好表现,报社政治部分管人事调动的山东老乡,告诉我说,我已被正式列入调动人员名单。
经常宣传别人的人,也比较讲究对自己的宣传时机。在这个关键时候,我军艺的同学郭文忠又趁热打铁,为我写了一篇宣传我的文章发在了由军报主办的《新闻与成才》杂志上。
得知这一消息后,我感到自己的努力总算快有了结果,几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内心的高兴和喜悦,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
俗话说: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这事真是不假,没想到没过多久,我真的飞来横祸,差一点毁了我的一生。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北京卫戍区驻太原办事处主任王高计请我和几个朋友,在“阿静粤菜馆”吃饭。几个朋友因好久不见,大家开怀畅饮,喝得非常高兴。没想到在结账时,因支票的章稍有模糊,王主任便与饭店人员发生了争执。作为重感情、讲义气的山东人,我岂能坐视不管。于是,我起身赶过去也与他们争吵,饭店的人员依仗他们人多示众,有个员工上来推了我一把,我一下摔倒在石板上。当时,我借着酒劲猛地站了起来,没想到“咣当”一下又摔倒了。这时,我下意识地一摸膝盖,“轰”的一声大脑一片空白。因为,膝盖变形了。心想,这辈子我可完了。
王主任等几个朋友,看我躺在地上□□,就赶快找车把我送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
到医院后,经过医生拍片检查确诊为“髌骨粉碎性骨折”。当时,我最担心的是今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那时,已荣升为张震副主席秘书的梁新武得知此事后,便给他的朋友、北京军区总院杨副院长打了个电话,意思是:这个人还很年轻,一定不惜代价,让其别留后遗症。
北京军区总院领导非常重视,专门安排知名专家精心为我做了5个多小时的手术。做手术时因为打了麻药,没有感觉到疼,可麻药过后,我疼得在床上直打滚。这时,多亏了王高计主任和她的爱人陈唤章,在我刚做完手术后,他们一直守在我身边,给予了我很多照顾和安慰。
在我躺在医院的床上时,这可急坏了远在济南的妻子燕萍。以前,我们基本上每天都通电话,这一下七八天杳无音信。那时没有手机,她把电话打到报社,报社的同志闪烁其词;她打给我在北京的朋友,朋友们更是吞吞吐吐。各种迹象使她预感到我是出事了,就准备买票来北京看看。王主任看实在瞒不下去,就“实话实说”了,并转达我的意思,千万不要告诉我的父母。
手术拆线后,我被转到总院的高干病房,继续接受治疗。
那时,每天晚上电视台正播放台湾电视连续剧《京城四少》,剧中跌宕起伏的情节,悲欢离合的人物命运,深深吸引了我。特别是里面的插曲《潇洒走一回》,曾给我带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我们老家在台湾工作的梁尚忠老爷爷,听说我腿受伤后,从台湾转机到香港,又转机飞到北京看望我,并给了我100美元。那时100美元可是大钱,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美元。
见到尚忠老爷爷后,我当即决定提前出院回家休养。在我的百般恳求下,我的主治医生终于同意了,并且,特别交代因我伤势比较重,在家休养最少一年。于是,我拄着双拐和老爷爷一起乘火车回到了济南。
父母听说我回去,都特别高兴。当看到我拄着双拐、被别人搀扶着走进家门时,父母一下愣住了!霎时,泪水盈满眼眶。可怜天父母心啊!
常言讲:“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家休息半年多后,调军报的事自然泡汤了。这时,省军区司令部直工处徐处长让人通知要找我谈话。我拄着拐杖来到徐处长办公室,徐处长告诉我,由于我毕业后一直在外帮助工作,也就是“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现在各单位都落实编制,所以,组织已确定你转业,并且,司令部党委已研究通过。意思是说,一切都不可改变了。这突然的“噩耗”如五雷轰顶,使我差点晕倒在徐处长的办公室里。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使我猝不及防。我经过千难万险才提拔为干部,总想在部队干出一番事业,转业的事从来没考虑过。当时,我只是一名副营职干部,转业到地方也就是一般工作人员,谈何事业和发展?
又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回到家后,我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常常睁着眼到大天亮。我想了很多很多,但想得更多的是我今后的发展和作为家庭大哥的责任。
三弟祖刚1986年底到济南军分区当兵后,被分到司令部炊事班干炊事员。他开始有些想法,我就给他讲“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的道理”。此后,他在炊事班积极工作,刻苦钻研厨师技术,很快考取了三级厨师。不久,他调到了潍坊军分区。在潍坊军分区他学习了驾驶技术后,又调到济南炮十旅,从炮十旅又调到北京武警总部西单招待所。
二妹倩倩1987年底应征入伍,这在老家的四里八乡曾引起轰动。因为当时就是在全县也没听说过有农村女孩能当兵的。倩倩开始在隶属济南军区的河南20军128师(巩义县,现巩义市)医院服役,后来调到了潍坊坦克八师医院,又从坦克八师医院调到了山东省军区通讯营门诊部。
四弟祖宝1992年底入伍到北京市公安局消防总队服役。
弟弟妹妹们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归宿,我要离开部队转业,可能会使家庭原来的“宏伟蓝图”落空。
为了将来的“宏伟蓝图”,我要抗争,绝不能向命运低头。
实践证明,在关键的时候,我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
多年之后,三弟祖刚先是在武警被破格提拔为副连职干部,后调到二炮康庄101仓库;从二炮又调到北京军区油料训练大队,现任基础教研室□□,团职干部,中校军衔。
妹妹倩倩从部队复员后,先是安排到德州陵县工作,后来,在梁尚诚老爷爷的帮助下,又调到全国500强的国有大企业新华制药厂。
四弟祖宝先是考取了北京市消防指挥学校,提干后不久就调到了北京市消防局机关,现任后勤部营房处助理员,营职干部,少校军衔。
我心想,自从我调到省军区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并且,还为单位赢得过荣誉,从没出过任何问题。这次之所以安排我转业,主要是因为我军艺毕业后一直在外面帮助工作。但这一切都是组织批准的,我个人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想到这里,我在妻子的搀扶下,先是找到韩副司令。他是原来的参谋长,过去一直对我不错。我向他陈述了我的理由后,他说,我离开了司令部,新上任的参谋长不会听我的,我也不好说。他想了一会又说,我给政治部转业办于主任打个电话看看。于是他要通了于主任的电话。于主任说,司令部与政治部是平职单位,转业指标又是我们政治部分的,所以,不让谁走这个话我们不好说。听了于主任的话,我看到韩副司令很为难,就和妻子表示感谢后,又找到省军区刘国福政委。刘政委说,司令部是一级党委,他们集体研究的事,我不好否决。你还是找找秦参谋长,司令部的事他说了算。秦参谋长是在我上学期间提拔的,我根本不认识,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找到他。秦参谋长说,你从上学到现在离开司令部的工作2年多了吧?因你占着编制不能调人,你在咱单位的工作都是其他人帮着干的。假如你当这个参谋长,不安排你转业安排其他常年辛辛苦苦在机关上班的人,其他人咋想?我说,我上学是组织推荐的,我在外面帮助工作也是组织批准的。再说,作为一名军人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为部队做贡献。秦参谋长说,我只是省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长,全军的事,我管不了。我与秦参谋长的谈话只好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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