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3章 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矣

　　如果是普通的良民百姓，被官府管理屯垦不当、逼得闹出抗税起事，

　　那就算方以智动用武力，杀一批人成功压了下去，那他的官帽估计也要受到严重影响。

　　也好在沈树人不在期间，闹事的只是投降的张献忠旧部，这些人本来就有劣迹，所以只要能扑灭，沈树人就可以压住，不要往朝廷上报，权当是家丑不可外扬了。

　　不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事情，还是必须慎重做的，沈树人着实重视这事儿，就跟方以智仔细复盘了一下。

　　方以智也是很无奈：“上个月，这些人闹事的起因，一来是嫌我们湖广这边，对于安置流民的官屯，收租比例太高了。

　　咱武昌府到长沙府，定的都是官府授田、安置流民自行耕种的，五五开，收五成租子，为期数年，等战事不紧张、军粮不短缺了，自然会降税。

　　如果是此前就在本地拥有田地的自耕农，自然不用缴那么高，只要按照正常国税，加上朝廷定额的三饷比例收就行。

　　另外，对于需要种植玉米、土豆这些新高产作物的，不管是否从官府处获取种子，都需要‘倒四六’加一成租子，官府拿六成——考虑到这些产量大，其实给农民留四成，保障他们不受其他盘剥，安心生产，也是能温饱的，国难之秋开销大，这也是没办法。”

　　方以智说的这些数据，沈树人都是认可的。

　　明朝的正税确实不高，加上三饷的话，如果没有额外摊派，也不存在“权贵不交税，摊派给没特权的人加倍交”这种事情的话，百姓绝对都是能承受的。

　　毕竟要打仗嘛，不交那么多，军粮哪里来。只要能把生产搞好，就没问题。

　　长沙常德衡州三府，毕竟今年刚遭到过张献忠的大屠杀，人口至少减半，就会空出无主之地供官府分配。

　　这些分配到田的流民，好歹上面没有地主盘剥了，个人自耕农直接把租子交给官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所以，沈树人捋完这些数据后，也是暂时没能想通：“仅仅这个征税收租的比例，就能把安置流民直接逼反？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官府好歹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农具，让他们能尽快生产呢。难道他们原来做百姓的时候，承受的租子会明显比这还少？”

　　方以智叹了口气，一副“果然你也被蒙在鼓里”的表情：“所以说，问题就出在这儿——后来平定长沙乱贼之后，我多方查问，深入了解他们早年在陕西、河南的民情，境遇，才知道。

　　在陕西和河南，国税和三饷固然是不会少的，而且因为流民多了，留下的人少，就会被摊派得更狠。所以，在陕西，一个贫农要交给朝廷和官府的部分，只会比我们这儿更多。

　　但是！在陕西，自从天启年间开始，甚至是早在万历末年，贫农如果是租种地主的田地，他交给地主的那部分租子，已经比南方还低了！而在南方，正常情况下，百姓最大的负担，其实是无地农民给地主的那部分，给朝廷和官府的应该是小头。”

　　沈树人大吃一惊：“怎么可能？难道陕西的地主良心好，收的租子能少那么多？然后这些人在陕西见惯了‘仁慈地主’，到了湖广就受不了了？！”

　　沈树人觉得非常匪夷所思，这个说法绝对是超出了他的直觉。

　　方以智摇摇头：“当然不是靠‘仁慈’了，天下哪有那么多仁慈的地主豪强，靠的就是陕西自万历末年，就人口流亡饿死严重，渐渐地广人稀。

　　豪强们又控制不住自己的佃户不跑，只好减租子，吸引别的豪强地主手下的农民来种自家的田，于是地主之间互相竞争，农民被收的田租也就越来越低了。万历末年，陕西还只降到农六地主四，崇祯初年就已经进一步降到农七地主三了。”

　　沈树人恍然大悟：

　　北方小冰期连年灾荒，地广人稀，那就是地主之间互相卷，抢着吸引农民来种自己的地。

　　南方相对灾害少人民不逃跑，人多地少，那就是农民之间互相卷，抢着给地主种地。

　　人多卷人，地多卷地，

　　哪种生产要素不稀缺就卷哪种生产要素，此自然之理也，MKS都说过。

　　但很快，沈树人脑中，更大的不理解就冒出来了：地主都减租子了，陕西农民怎么反而更活不下去了呢？李自成张献忠都从那儿冒出来的，这点总造不了假吧？

　　他也就自然而然把这个问题问了出来。

　　方以智也似乎早就料到会有此一问，直接拿出来一卷笔记，竟是孙传庭的著作，估计是后世会被收录到《鉴劳录》里的吧，也有可能是《白谷集》，如今还没有正式命名。

　　方以智把孙传庭的书往那儿一摊，说道：“孙总督早年的笔记，我也读过不少，其中提到他在陕西多年，筹措军粮、督办租税劝农的前后始末细节，有些内容，我原本并不能解，现在才算领会了他的苦衷。

　　孙总督当年就曾好奇：为何自崇祯初年起，凡他到陕西各处，都看到百姓种地，从不修缮水利，地主想修，也组织不起。甚至百姓种田有不少人还完全不施肥，只是随便撒种薄种，

　　不出数年，土地肥力丧尽，又缺乏稳定灌溉，旱年彻底荒裂，没了草木根系固定土壤，表层好土都变成浮土，来年水多了又把浮土冲走，然后就变成黄土、沙土。好地变成了烂地。

　　然后，因为地广人稀，加上民无余财不怕迁徙，走到哪儿都不怕没地种，少数刁钻之徒，一块地祸祸三年变成黄沙土后，就换个乡县当流民，没人认识的地方，再伪装成良善，找新的地主租地，再种一两年祸祸完了再换地方。

　　说句良心话，大多数陕西百姓，其实一开始本性也是纯良质朴的，他们也不想，但是少数耍诈刁民混在其中，官府又不能禁，而如果有人当了老实人，地主也未必能保证‘我好好施肥维护水利的田地，未来也能一直交给我种’。

　　说不定他承诺施肥、承诺兴修水利时，问地主要的条件是‘田租只收我两成、或者三成’，地主一开始为了骗人种地时施肥、维护水利，假装答应了。

　　可一旦土地维护好了，过几年隔壁有流民过来，一开始开价更高，假装愿意给地主四成地租，那地主说不定就‘可怜这些可怜人’，把好地换给他们种了。

　　原本在这块好地上施肥、维护水利的农民，其‘永久租佃这块田’的利益不得保护，久而久之，大家都只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无论做农民还是做地主的，都是好人没好报，老实的先饿死，最后近二十年大浪淘沙，陕西全剩黄土，良民贤绅也都饿死，越刁钻越狠毒地越能活下来。”

　　沈树人听完这番长篇大论，才算是彻底陷入了震惊。他唯恐方以智总结得不对，还专门摊开那本孙传庭的笔记仔细研读对照。

　　许久之后，他终于确定，这一切，就是后世经济学里几个最简单的效应：

　　对地主，那是公地悲剧；

　　对农民，那是劣币驱逐良币。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后世普通看官也都能懂：后世只要在农村待过的，或者至少在抖音上看过农民吐槽农业纠纷的，一般都知道这几点常识。

　　在21世纪，一般国内租种一亩地，根据地的好坏，最便宜大概一年四五百地租，贵的好地，七八百近千都有。

　　但是有一种地，地租特别贵，那就是租去种西瓜的，几乎在国内都至少要1500块一亩每年。

　　这是因为现代西瓜特别能吸收土地里的养分废料，地种过一年西瓜后，就要休耕一年，再轮作豆科植物固氮增肥恢复地力。再好的田，三年种一轮西瓜最多了，差的田甚至要六七年才能再种西瓜。

　　所以给瓜农的地租要特别贵，1500一年，为的就是把后续养地的年份的租金也提前收了。而最歹毒的骗子，往往就会签约时跟出租方说把地拿去种别的，如果出租者疏于监管，他们就偷偷改种西瓜，然后只租一年，把地力榨干种废后提桶跑路换地方。

　　沈树人后世在抖音上刷到的那些闹出大事的租地纠纷，基本都是违约偷种西瓜的。

　　而如今陕西存在的问题，性质上，其实就跟诈骗偷种西瓜差不多逻辑。一开始是少量擅长诈骗的奸徒，利用人口不足，用一个比较高的承诺地租，骗到好地来种，实际上用破坏式竭泽而渔的种法，过几年就提桶跑路。

　　然后谁老实谁吃亏，老实人活不下去，最后被逼模仿。

　　说到底，是大明的法律太不健全了，官府对户律的规范太粗陋僵硬，又没有类似后来清朝那样更完善的“永佃权”条款，也没有西方的“地役权”条款。

　　有一说一，沈树人虽然是皇汉，哪怕他穿越之前，对大明的情感也绝对碾压清朝。但在经济问题上，朱元璋这个控制欲巨强又什么都不懂的家伙，实在是为大明遗祸了几百年。

　　大明的经济治理，但凡有宋朝几分之一的灵活性，鼓励性，明确性，都不至于最后这个死法。

　　朱元璋的仇商，对细分经济权益的保护，太落后了。他还不让改大明律，只让加，以至于后世皇帝也没办法，而官僚集团又乐见其成，巴不得这样和稀泥，给他们更大的操作空间。

　　如果大明的律法能管宽一点，细一点，多保护一些如今还没被定义的权利，那这些情况绝对会不一样的。

　　比如，官府要是严格执法，“农民跟地主签了约，我保证每年种田都好好施肥，保证每年付出两个月劳力维护这块地区的水利灌溉系统，那么你就得保证我至少能种这块田二十年，不能中途因为别人承诺比我交更高的租子就换人换地”，确保落实到位。

　　这样，就相当于是至少有了清朝完善程度的“永佃权”，农民不会担心他在这块地上付出的长期劳动、需要长时间才能回本的那些利益，中途被夺走转走。

　　就好比后世，一个国家的法律，要规定店主承租了房子之后，在装修折旧老化年限到期之前，房东不能涨租金，那这个国家的实体店商业才会有人好好干、用长期主义的心态去干。

　　如果允许装修完了随便涨租，那谁不想短平快赚快钱？竭泽而渔？当然是捞一票就提桶跑路了。

　　当然，权利义务都是相对的，在严格执法、立法，严惩“随意转租有农民长期劳动附加值的土地”的地主的同时。

　　对于那些一开始带头偷奸耍滑种地不施肥、或者类似于后世“诈骗式种西瓜破坏耕地的”农民，也要一碗水端平的严惩。

　　绝对不能因为他是农民，他就绝对正确，不惩罚——惩罚少数农民中的刁钻奸徒，恰恰是在保护大多数农民中的老实人，让他们不会被劣币驱逐良币。

　　因为如果刁徒不受法律惩罚，以后地主就会把所有老实农民都当成刁徒来对待、提防、提价。

　　就好比虽然后世法律不会惩罚“刚入职就怀孕”的人，这是合法的，但久而久之，女性就业机会选择会被整体压低。最后是大多数女人中的淳朴老实人为这些刁钻的人的行为在买单。

　　也很难想象，21世纪承包土地种植的大户，如果偷偷违约，签约时签的是种别的作物，低价拿到地，最后却偷偷改种西瓜这种破坏性作物，告到法院的话，这种诈骗式承包者肯定会被严惩赔偿。

　　沈树人的出发，也无非是确权明责，定纷止争，给老实人更多保障，同时严惩诈骗式出租和诈骗式承租。

　　想明白这一切后，沈树人总算是捋明白了该如何解决，也捋明白了历史上明末在陕西，在农业生产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

　　沈树人前世也看过不少明末的小说，陕西耕种条件恶化这个客观事实，其实他穿越前就有所耳闻，但那些书里，往往把这事儿解释为

　　“陕西天灾太严重了，农民不容易，收种比一比六七都达不到，也就是播种一斗谷子作为种子，年底收上来的还不到六七斗，本钱都捞不回多少，这还施什么肥？所以他们反得有理由，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这些史料数据是不是客观事实？当然是客观事实。

　　但是这么简单粗暴写的写手，这种单一的解读思路，为了讨好农民出身的读者来花钱看书，也是够不要脸的了。

　　更关键是法律太模糊，执法太随意，老实人没有被法律保护的依据，最后不得不人人被迫刁钻。一开始刁钻的只是极少数，一小撮，最后大多数人被劣币驱逐良币逼出来的。

　　沈树人就不怕得罪人，他从来不讳言，他就是要严惩那些带头刁钻的人，哪怕他们是农民，他也不觉得惩戒了就违背了ZZZZ了。

　　“传我的令，虽说该慢慢立法完善、以后严格执法，但乱世须用重典，最近出了这事儿，就要挑几个典型先示众一下。

　　年底这两个月，在武昌府长沙府岳阳府，突击严查，有没有‘诱骗承租农民兴修水利、勤加肥田’，但是最后农民付出劳动后，又把这些地以更高的租金转租他人的地主。

　　凡是遇到了，就把典型抓来，直接从重治罪，能斩首的一定要斩首，而且要多示众。

　　咱一碗水端平，欺骗侵害农民永佃权的地主，和承诺参与水利建设、承诺种地时施肥，最后又不修不施、诈骗式破坏性开发的农民，咱都斩一批。杀完人震慑完之后，咱再正式趁机宣布新的律条，申明各县各乡。

　　向那些原籍陕西的百姓解释，我们这儿种地收租子收的高，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地好，我们这儿维护水利、肥田的付出，有长期保障，别人不能随便拿走，你不同意就不能跟你换地，能永远种这块田种下去。

　　所以，要把田当成自己的来爱护，不能用种两年就流窜换块地的心态竭泽而渔破坏地力。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产，放辟邪侈无不为矣！皆此之谓也！

　　一块地，只有保证永远是他租种的，他才会去好好保护！流民最大的危害，就是破坏了农民保护土地的积极性，只想着破坏地！

　　要是再让李自成张献忠这种没有恒产恒心的闹下去，百年之后，陕西就要彻底变成一片黄土高原了！”

　　沈树人这番政策，可谓掷地有声，也是把方以智听得佩服不已。

　　估计后世要是让沈树人这种人来立法执法，那么别人装修好店铺后随便涨房租的房东，和低价骗租土地后诈骗式改种西瓜的瓜农，都会被他严惩吧。

　　他很公平，刁钻的出租人会严惩，刁钻的承租人也会严惩，没有偏向任何一方。

　　——

　　PS：今天这个问题也不是想翻案，就是看那么多明末文没把流民破坏的经济学原理说明白，不吐不快。

　　不小心一章就五千多字了，不好拆，那就不拆了，今天就这样吧。

　　我的行文已经尽量四平八稳，甚至因为为了四平八稳而有点啰嗦反复强调了。但我知道按流量调性，肯定会有人喷我不体谅农民的，我也认了。

　　这是个复杂的世界，一碗水端平，把两边的坏人都指出来，往往结果就是两边都得罪了。说真话就是这下场，好在我成绩差我认了。

　　说句难听的，我原先在一些物权法理和经济学原理问题上的论述，经常会出现“承租的租客骂我偏向房东，出租的房东也骂我偏向租客”。

　　一个人能同时被出租既得利益者和承租既得利益者两方一起骂，也是本事了。

　　搞得我都怀疑，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既得利益者了，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亏的一方，是弱势群体，所以才要反喷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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