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

人类历史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正在中国发生。中国农民正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进城，加入到13亿的打工大军中。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跨世纪的问题，现在该到了解决的时候，对农民工遭受不公正待遇、歧视，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构建和谐社会不可不考虑农民工问题，社会应以积极的态度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题记

        序言

        人类进入21世纪，许多问题在发生变化，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在全国上上下下，在不同的环境，在不同的场合，议论着同一个话题，关注着同一个问题：“农民的负担终于减轻了。”“农民的收入增加了。”“最难办的抛荒问题缓解了，粮食安全不存在问题了。”“农民问题确实该解决了，再不然，农村就要出问题了。”就是曾漠视农民的城里人，见到乡下的亲戚来，第一句话就问：“农村的情况好些了吧！再没有砸门扒粮的事？”

        自新世纪的到来，农民问题已引起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摆在了执政的最高议事日程上。上世纪，就有伟人发生警告：“今后国家要出问题肯定出在农业上。”所以，新一届政府上任后，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把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下大力气，下大决心，解决农民问题。

        应该说，新世纪，是农民的幸运年。接连几个“一号”文件的出台，为农民松了绑。首先是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接着是，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措施；然后是松动户籍制度，让农民工的子女能在城市就学。再就是引导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出台，减免农业税，采取种粮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真正让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为真正构建和谐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家提倡构建和谐社会是英明之举。中国13亿人中就9亿是农民，占中国的大多数，农民问题解决好了，我们社会才真正能够和谐。在2005年的“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最关心的问题，也还是农民问题。有代表就提出，将城市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让农民也感受到现代化的好处，以及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更令人惊喜的是，大国总理温家宝在“两会”结束后送给了中国农民朋友一个最大的“礼包”——就是2005年国家将全面取消农业税。

        谁也想不到，已成痼疾的农民问题会解决得这么快。农民种田不纳税，这是历朝历代农民追求的神话，这是历史上多少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领袖企盼的“吃他娘，穿他娘，打开城门迎闯王，跟了闯王不纳粮，”而盼望的理想社会，从古到今，封建王朝都没有做到的公平社会，我们本届政府做到了。

        本届政府的亲民政策，自然会引起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应。一度，社会学家忧心忡忡呼吁的由“三农”问题而引发出的各种深层次问题都得到了缓解。像抛荒问题，干群之间的矛盾问题，拖欠民工工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这说明，只要我们的党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未来充满希望，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一度“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严重的“三农”问题将随着二十世纪的过去已成为历史，新的领导人在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我们都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却历史。回头再看，解决农民问题确实坎坎坷坷，充满着艰辛，伴随着呼喊，饱受过阵痛，许多情景值得回顾和应该反思的。

        审视历史，让我们看到前进的方向，以史为鉴，避免重蹈旧辙，上世纪积累的问题太多了，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农村贫困问题，农民看病就医问题，农民素质问题，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农村水利设施的修复，农民养老保险问题，农村社会发展以及农民增收问题等等，要彻底解决好这些遗留问题，理顺干群关系，构建和谐社会，还任重而道远——

        引        言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源。土地曾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祖祖辈辈在黄土地上耕耘、播种，用汗水换来金色的粮食，离开了土地他们就没法生存。农民曾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式的耕作自得其乐。而今，这田园牧歌再也不复存在了，农民依赖土地的心理变了。

        应该说，联产责任制后，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在大集体时，农民永远不会忘记被“锁”在土地上的情景。那时，在人民公社化制度下，一个农民若要离开所在的生产队，必须要有生产队的证明和介绍信；若要离开所在的大队，必须要有大队的证明和介绍信；若要离开所在的公社，必须要有公社的证明和介绍信；若要离开所在的县，必须要有县政府的证明和介绍信，若要离开所在的省，必须要有省政府的证明和介绍信。而要开到上一级政府的证明和介绍信，必须要有下一级政府的证明和介绍信。没有证明和介绍信外出，就是非法行为，会被武装部的民兵抓起来、关起来、押回来，轻则扣“工分”，重则被捆起来游行示众。而农民不得不离开居住地的最大可能性就是以外出治病的理由，或是探亲。否则你不可能离开所在的土地。

        责任制时，土地权为农民自己所有，农民卯足劲，靠自己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打下了丰收的粮食，加之当时粮食政策实行保护价，农民丰衣足食，日子渐渐好起来，农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土地上，粮食油料丰产，一时出现了像杨小运那样超卖万斤粮的农民爱国典型。所以，实行包产到户的最初几年，是农民负担最轻，农民最能够安居乐业的时候。

        而后来，土地成了农民的包袱了，随着政府的人员越来越膨胀，开支越来越大，政府向农民的索取越来越多，从土里刨食的农民也越来越感到土地上的收成没有负出的多，辛辛苦苦种一年田，把政府的各项税费一交，就所剩无几了。他们开始冷落土地，减少对土地的投入，春耕马马虎虎下种，秋后稀稀拉拉收割。土地不能给农民回报，农民不再把精力和汗水倾注入土地，有的干脆抛荒弃田，逃避土地，出外谋生。后来政府在“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下继续恶性膨胀，“七站八所”都向农民下起了黑手。官多扰民，农民不能在土地上安生了，便出现了大批农民逃离土地的现像。这是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一次溃败的大逃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学家陆学艺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尖锐地指出：“农民种田赔本，不愿种田，土地撂荒，粮食也连年减产。真是要粮库空了，粮价飞涨，城市社会怎么能稳得住？”

        90年代开始，农民像疯了一样涌向城市，出现让世人惊呼的百万民工潮。应该承认，农民进城为加快城市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进入新千年，农民的热情不仅没减，而且呈现出更加迅猛的势头，农民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走，打工去。”每年春节一过，浩浩荡荡的队伍就出发了，留下一些老弱病残在家里耕种。过量的农民涌入城市，给承受力有限的城市的管理、治安带来了许多麻烦和混乱。据劳动部门透露，有三分之一外出务工的农民通过了劳动部门的中介组织，有三分之二的农民外出劳动部门根本无法掌握，就连最基层的一级乡政府也无法搞清农民的去向、流向。过去，社员外出赶个集、办点事也得跟生产队长请假。可如今，农民只要揣上自己的身份证，天南海北，哪里能挣钱就到哪里去，各级政府无法控制，更无法阻挡。究其原因，由于农民负担的层层加码，农民已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赖以休养生息的土地得到的收入尚不够负出，他们只有背井离乡，举家迁出，抛弃田地，出外寻找生路。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打工群体已突破21亿人。21亿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不可漠视的社会事实。湖南就有30万个农民家庭“不辞而别”，抛弃了祖祖辈辈相守的土地，全家出走到外地谋生。湖北近几年已突破60万，天府之国的四川超过40万，那么全国就可想而知了，数字已无法精确统计。由此而来，数千亩田地被抛荒，据保守数字统计，全国平均每个乡有抛荒面积5000亩以上，仅大悟县舒山村一个不足400人的小村就有近百亩抛荒。在采访中，有的村全部走光，门上挂着一把把“锈锁”，田地是一片片蓑草，随风瑟瑟，甚是凄凉。而邻近的中寨村更是路断人稀，一个600多人的村只剩下100多人，留下一些老弱病残。尤其是郭家岗，由于房子长年无人居，大部分已倒塌，只留下一些断垣残壁，和废墟上长出一人多深的野草，透出一幅破败的景像。一走半天不见人影，好像经历过“战火”一般。这些人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

        一方面，土地部门在竭力保护耕地，一方面农民又在浪费耕地，闲置耕地，形成一对矛盾。大量的抛荒给地方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工作被动，税费收不上来，有的家庭三五年不回，连人影都找不到。因此许多乡村干部不得背着包包、带上盘缠到城里去找打工户去征收摊派提留；实在征收不到的，村里只有贷款垫付，由此又给村里增添沉重的债务包袱，形成恶性循环。

        然而，不管这些民工是抱着外出淘金的愿望，还是为了逃离伤心的土地，他们流入各大城市之后，他们的生活又是怎样一种境遇呢？笔者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对他们在都市里的生存状态进行了翔实的调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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