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9章 摄政之忧

于是，就有了巫族以及一系列基因改造的故事，也有了九天玄女陨落的悲剧。这些星海九州之内的慷慨悲歌，是宇宙间高纬度生命发展史上屡屡发生的事实，只不过，无论是轩辕黄帝，还是元帅，都是头一次亲身接触到。作为神族，只是觉得死掉了一个能力堪比神族的人族生命。但对元帅来说，这是一个怀有宇宙人道主义的伟大先去，宇宙探险的先行者，充满慈母光辉的人类至上守护者。可他们都没有想到，九天玄女的陨落，真正刺激到的，是那个青衣冷漠的男子。他的仙心，在那一刻扩充到极东大海，扩充到九州大陆，扩充到三十三重天上。自从那一刻起，让仙道永存，让人道大兴的念头，就在青衣道者的内心熊熊燃烧起来。

        现在，让昆仑的战略执行者周公姬旦，抛出可以让人族立足的珍贵篇章，这就是周礼。是仙道开始漫长的宇宙迁徙时候，可以让九州原脉依然保持着对修仙者的敬仰，对天心的滋润，这是能够确保三清在漫无尽头的宇宙空间进行巡航和导向的重要安排。所以这样的政治交待，文化交待，乃至文明交待，都是三清直接从九天玄女遗物和元帅的坚里梅邦联公开出版物中直接复制过来的，这样自然让《周礼》纷繁复杂，成为九州第一施政奇书。

        根据后代腐儒的整理发掘，《周礼》篇目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共计四十二卷。《汉书》有《周官》经六篇、传四篇的记载。东汉马融、郑玄为其作注称《周官礼》，唐代贾公彦作疏始用《周礼》之名。《周官》、《周礼》两名曾通用过一段时间，宋朝以后才基本上统一起来，称为《周礼》。关于他的作者是谁，成为争论最大的焦点。

        一说为周公所作。持此观点的主要有汉代刘歆和唐代贾公彦，而郭沫若曾在《周官质疑》一文中，否定了这种观点。

        一说为战国时人所作。典型的有汉代何休，指出《周礼》是“六国所作之书”。《周礼》所述的农业生产条件与战国时代相符，其思想大大都附会儒家关于古代社会的设想。《周礼》所设计的公国方案，迎合了战国时代各国称霸的需要。书中所记述的行政制度，则与齐国文献《管子》十分相似。

        一说为西汉刘歆伪造。《周礼》发现于西汉中期，公诸于世却在王莽谋篡时期，故近世学者康有为等提出，其政权机制是附会王莽的行事与要求，认为今传之《周礼》是刘歆的伪造。而宋代陈振孙提出反对，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中指出此书多古文奇字，殷周甲骨文、钟鼎文与相证合。

        一说为多人成书。近代史学大家顾颉刚在其《“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一文中指出：“《周礼》中所记的一些制度有不少矛盾之处。”断定《周礼》“不成于一人，也不作于一时”。

        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事实的真相是周公全盘接受了《周礼》的框架或者初稿，但这份初稿，并没有完全贯彻下去，因为原因是很多职官设置，和华夏九州的情形完全不对应。很难想象相隔几百万光年甚至不同维度的宇宙，两个文明能产生一模一样的国家。但对想当然的三清来说，时间紧迫，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既然同样是来自人族的文明，人族的官职，而且还方便在里面灌输对仙道对道德的崇奉，那么还等什么了？直接照搬就可以了。所以这种驴头不对马嘴的东西，所谓的煌煌周礼，就堂而皇之地在大周开始流行起来。但，它必然要经过后人的不断修改剪裁。

        我们不要忘记了周厉王时期的?“厉始革典”，卿士荣夷公为实现当时的国家改革，对《周礼》进行了重新修订和充实，使《周礼》有了一个完备的框架。由于周厉王的改革失败，发生了“国人暴动”，《周礼》搁浅，没有最后完成。现在看到的《周礼》是其后不断添加删削整合完善的结果，早已不是最初周公制作礼乐的模样了。当然这些置疑和猜想，都不影响《周礼》成为儒家治世的经典，不影响《周礼》于华夏政治思想史的重大影响作用。因此，周公作为它的名义上的创始人，应该在历史上享有和《周礼》同等声誉以及他的著作权。

        腐儒在表述华夏文化的特质在精神方面，最先讲的是“尧舜之道”，接着讲“周孔之道”，及至到了宋代，才有常讲的“孔孟之道”。其中有两千多年，周公都是这个民族的思想领袖和精神坐标，这一点，请千万不要弄错了。

        回到我们当时的周公时代。

        东都建成了，礼乐齐备了，四海归顺了，天下太平了。但他默默推行着这些王朝雄丽计划和他一个政治家伟大梦想的这些年，他的刻苦忍受着的是巨大的内心屈辱和精神创痛。一个死结，就是权力，就是他现在仍然摄政为王。

        而到了个时候，周公知道，他该退了。因为，从隐秘的渠道他已经知道，昆仑众仙，都飞升了，所谓的封神榜的故事，太牵涉玄奥，并不值得轻信。就好比自己祭祀历代祖先时候，内心也不全指望祖先显灵，而是因为在占卜时候做了准备。既然失去了最大的靠山，那么，人世间的政治斗争的险恶，就摆在了自己面前，自己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急流勇退，甚至是以退为进。另外，当前大周的形势，也与当初自己独揽大权时候不同，不一样了。他按照道德礼仪的标准，来要求新王朝的施政者和国人，要按照道德的要求生活，可自己在大周王庭上的存在，已经不符合自己宣扬的道德。

        这除了他已经实现了他的一系列为王朝奠基的宏愿，最重要的是成王已经历练成人，可以亲自当政了。于是在成周落成典礼之后，周公就把王政还给了成王，面向北回到了臣子的位置上，“匔匔（读恭，即恭敬貌）如畏然”（司马子长语），一副恭敬的样子。

        可事情并没有结束。周公还政成王，很多人认为，这根本不是他发自内心自觉自愿，而是被迫交权，或者说是被逼交权；所谓平定东夷，实则是为权力兄弟翻脸自相残杀；所谓向成王解释交待用诗歌表露心迹大诉其苦，其实仍然是障人耳目平息朝中舆论；所谓大肆营建洛邑，未必不是想与成王东西分而治之。不信，你就看吧。

        我们实在不知道在成王亲政后，是否有人这样诬告周公并说动了成王，但事情好像非常严重。因为我们知道，在成王亲政期间，发生了“周公奔楚”。周公这么大气睿智的人，有胆有识的人，竟然出逃遥远的楚地避难，怕是千钧一发生命攸关了。猜想要么成王已给他定罪，要么诬告者已磨刀霍霍。当然也有人猜测，说是还政成王后，周公奔楚是主动避让，表现了周公的高风亮节。云云。

        是的，历史常常在渲染到关键的时候总是有好故事的，是实有其事，还是着意编造，你就大可不必细细追究了。反正周公后来不仅让成王迎回了成周，那好故事也让我们人人感泣。

        故事说，在成王很小的时候，有一回生病了，周公剪了自己的指甲丢在黄河里，对神祈祷说，成王年幼不懂事，违反神命得罪上天的是我周公旦，要惩罚就惩罚我吧。祈祷过后，便把这份祷辞原文封存在了内府。

        这之后，成王果然好了。故事接着说，也就是在周公亡命楚地期间，成王在内府翻阅档案，无意看到了这份周公向神祈祷的原文，泪如雨下，即刻使人去南方，把周公迎接了回来。

        这个历史的好故事，其实在周武王病重的时候已经用过一次了，但写故事的人，尤其像司马迁这样的大家，绝不会让你觉得乏味的。因为当年用金属封死的那个匣子，仅仅是好故事的事先埋下的伏笔，而这伏笔，也是为歌颂周公而准备的。腐儒司马子长的《史记》载，周公死后，那年初秋，暴风雨突起，庄稼全部倒伏，大树连根拔起，周朝一片恐慌。这时司马迁就“安排”成王和朝中大夫们穿着朝服，庄严地去打开那个金属装束的密封的匣子（过去怎么谁也没想到要去打开呢？），看到了周公祈祷原代武王死的策书，成王手捧策书，再次泪如雨下，大哭着说，今后不要再笃信占卜了！以前周公为王室辛劳，我因年幼无知，全不理解。现在上天显示威严来彰明周公之德，那么我这个周家的小子，应该前去郊祭，以迎接天神了。

        之后，成王就到郊外祭天，即刻乌云散尽，晴空万里，最神奇的是，风开始反过来刮，眼见着倒伏的庄稼全部站立起来，那年是个丰年。

        这里有一点小小的疑问，就是周公从楚地回来之后，历史只记载说他为年轻的成王写作了教导他做人从政的教科书《多士》、《毋逸》等，没说他还干了些什么。其实他还干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可能就是开始制作《周易》的宏大设想和结构，加上《周礼》，这就足以让周公被后世尊为中华文化的“元圣”，成为煌煌儒学先驱，高山一样巍峨峻拔。当然周公作《周易》、《周礼》目前尚无定论，以及还政成王后是否还幕后当政并继续拥有摄政王的权力，其实这些似乎都不重要了。我们只相信这个时候的周公，在经过了早期灭商的大悲大壮和晚年摄政的大起大落之后，尤其是又经历了备受冤屈逃亡楚地之后，天地间已是大彻大悟；加之时光无情，岁月流逝，生命衰老，他最是需要做的，就是要把他这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要把周族缘起覆灭殷商战取天下的历史经验总结记录下来。

        他是一个有胸怀的伟人，是一个有思想的哲人，是一个有文采的艺人，如果说他所有的思想才情这个时候需要一个载体的话，那就是文字和书写。

        武王伐商时周公作了《牧誓》；东征平叛时，周公作了《大诰》；天将福佑，唐叔得一奇异嘉禾，献之成王；成王遂命唐叔转赠在东土作战的周公，周公感激，当即作了《馈禾》，接受成王赏赐，赞扬天子恩宠，周公又作了《嘉禾》；“三监之乱“已平，封微子于商地，周公作了《微子之命》；封康叔于殷墟卫地，为使其顺利统治，周公为其作了三篇文告：《康诰》、《酒诰》、《梓材》；东征归来，受舆论诽谤，内心委屈，乃为诗贻王，周公作了《鸱鸮》；还政成王，恐其年轻气盛，治政有所淫佚，周公作了《多士》；恐其骄纵奢侈，忘记先祖创业之艰辛，周公又作了《毋逸》；天下已定，周之政治组织官制序列尚未制度化，周公作了《周官》；明确政体，便利百姓，周公又作了《立政》。等等。仅我们所见到的有史料记载的，周公就写作了这么多纲领、文告、檄文、册封、条例、规制、诗词、歌赋，假如这些果然能全部认定为周公所作，那么《周易》我便相信如有些学者的推断，未必没有周公倾注的智慧和心血。

        按腐儒中的佼佼者司马子长记载，晚年的周公是居住在沣京的。至于他为什么既不在镐京，也不在洛邑，大可不必再作过多的猜疑。事实是现在，周公病了，我们几乎能想象到他那一时形容的苍白和憔悴。弥留之际，老人满含热泪对人说：“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

        最后的结果，司马迁记载说：“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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