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8章 制礼作乐

这自然是一种假象，而且是腐儒为了维护自己的祖师的形象，下了绝大力气进行各种虚伪矫饰的结果。这些腐儒们皓首穷经，寻章摘句，对自己的祖师爷究竟有什么道德上的闪光点，还真总结出几套听起来颇为动人的理论来。其中就有所谓的以人为本的社会准则。后代儒门传颂，周统治者在吸取夏、商两朝特别是商纣的兴亡教训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眀德慎刑”、“敬天保民”的理论。周人认为夏商的灭亡是由于“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强调“天命”的归属转移是以帝王能否“保民”为依据。

        保民中的“民”相当于现在的“老百姓”，在当时既包括奴隶，又包括贵族，也就是“自然人”的群体。在周之前，奴隶没有完全的人格，把奴隶和物品一样看待，既可转送，买卖，也可随意杀戮、陪葬。周以后提出保“民”，把奴隶当人看，禁止陪葬和随意杀戮，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是对“人”思想认识上的一个极大飞跃。

        周公根据文王“怀保小民，惠鲜孤寡”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安民、息民、康民、保民、裕民”，“敬德保民”的天人合一宇宙观，这些思想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的“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的源头所在。

        大儒们总结出来的周公第二个贤良的地方，是举贤任能的用人之道。《礼记·大传》中记载的“三曰举贤，四曰使能”等是我们现在汉语中“举贤任能”一词的词源。周人认为国君要治平天下，就必须举贤任能，发现和提拔优秀人才，参与国事。

        先周时期，自从文王执政以后，对人才的重视任用，认识非常明确，用人不分贵贱，不论出身门弟，唯才是用。姜子牙曾为殷商王朝官员，隐居时被文王请回周国，并被拜为军师兼任丞相。当时不满殷纣王朝残暴统治，投奔西周的殷商重臣辛甲、黄飞虎等，一经吸纳，便用人不疑，委以重任。对其他弃暗投明的原殷商官兵一概优待任用，对诸侯国来归顺者同样任用，发挥其作用。

        《史记》载：“西伯……礼贤下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由于周邦执行了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使岐周大地成了众望所归的根据地，麾下集中了不少智能之士，成为推翻商纣王朝的重要力量。文王以后的周人强调国家治理要使用那些“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即要有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要依据仁的精神和拥有高尚的品德，要能善于悯熟地运用业务知识和技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要德才兼备。

        这些善于用人的传说，其实发生的历史事实并不在周公执政的时期，更多的是在文王和武王时代，当时腐儒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父兄的事迹一样溢美在自己的祖师爷身上，哪怕当初的祖师爷还是一个幼稚的孩童，大家当初谁会对姬周权贵圈内一个小小的孩子，多加以颜色呢，至于几十载数百年之后，人族竟然说这样的一个孩童，当初以宽宏的道德吸引了各路贤良前来投靠大周，体现了上天的成人之美，这样不靠谱的吹嘘，也就堂而皇之地在腐儒们的言谈认知里流传开来了。

        腐儒们还给自己的祖师爷加上了礼让为先的道德风范。《礼记》中说：“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天下之礼……致让也。”周礼文化中倡导人们在功名权利上要先人后己，在责任义务上要先己后人；为政者要不怀私心，以强国富民为己任；在人际关系处理上要谦虚，尊重别人，宁可失去功名权利乃至生命，也不能与人相欺，即周礼所追求的辞让与不争思想。

        这一思想被儒门大宗师孔子发展为“礼让”思想；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舍生取义”、“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思想。在此基础上，李世民又倡导“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宋代的范仲淹又将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大声疾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些思想的发展无疑都是周礼“辞让”思想的发扬光大，并且将其转化成了一种人生价值，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炎黄子孙为实现美好的社会理想而奋斗。同时也为我们当代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周公姬旦作为腐儒开派大宗师，被提高到三皇五帝大贤地位的俊杰，自然也不仅仅是因为被后代徒子徒孙过分地赞美，才能拥有这样的地位和影响的，除了有意识地将大周时代的集体道德荣誉加在周公姬旦身上，让其成为美德的代表，其实姬周权贵内部对周公姬旦的评价，对其敬畏交加的根本原因在于，姬旦确实动了三代以来人族传统习俗的奶酪，他几乎是蛮横地一刀切了蛋糕，从此之后，无论是姬周权贵还是华夏诸多古老族裔的流传数千年的所谓传统，都在周礼面前黯然失色，失去了正统和天然的优越感。所谓周礼一出，谁与争锋。周礼，是以横扫一切的姿态，给华夏权贵和政治体系带来了涤荡一新的新规矩。这就要说道周代礼制有三项改革，这三项改革，确切地说，是周公姬旦一手操纵策划的，当然，他的背后，是有强大的天意支持和物质保障的，为了保障改革的成功，周公姬旦一手打造了神秘强大的道德总局，所谓讲礼有头，无礼无头，就是说在时候遵奉周礼和丢掉首领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不讲礼，就是死路一条。

        第一项改革就是周礼具备绝对的权威。周礼是在根绝了殷商文明的核心巫觋文化的基础之上建立的，是周王朝钦定的器物分配制度。

        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典章”、“律例”或“车服制”、“舆服制”、“丧服制”等各式条文，规范和统御人们的物质生活。所以，礼在华夏不仅是道德信仰和思想观念，也是日用消费品分配的准则和人际交往的规范。日用器物对消费者来说兼有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双重价值。早在先秦时期，荀子就为这种分配方式提供了理念：“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有德才有位，有位才有禄，以物可以观位，以德又可量物，道德表现、社会地位与财禄器用相应相称。权力通过日用器物的等级分配，物化为各个阶层生活方式的差异，这是社会模式，也是文化模式，正如司马迁所说，礼能“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管天、管物、也管人，这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高度契合的形态。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青铜文明主要是青铜兵器和工具，而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是以礼器和乐器为主。西周王朝的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用于管理国家，在礼乐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中国古代各区域的文化开始了大融合与大统一的进程，礼乐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礼仪之邦的美德传承至今。

        后代儒门认为：“中国人所讲的礼仪，实际上是非常之广泛，它体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的种种特点，也体现了社会的统一性和普遍性。”2000多年前，汉代学者就宣称“中国者，礼仪之国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礼”代表着中国的文化、政治和历史，以致于在整个西方语言中，没有一个翻译词能和中国的“礼”字内涵相对应。

        到了商、周之际，除了要敬天法祖，人文思想开始兴起，礼、乐成为衡量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的标尺。周武王讨伐殷商时，就宣布殷纣王的三大罪状是：不顾先王明德，忘记祖训;侮蔑神祗，对天不敬;不顾民生，残暴百姓。这三条就是以维护宗庙社稷、尊奉礼乐为由而提出来的。周武王伐商的行动得到了各方诸侯的响应，他高举敬天保民的大旗，一路东进，迅速灭商。

        武王灭商后，在新的相对统一的疆域里，一个敬天法祖、明德保民思想的西周王朝开始出现。

        周王朝拥有比殷商更广阔的疆域，采取分封制有效地行使周人的统治权。周初共分封了70多个小国，其中华夏族的姬姓占了50多个，它标志着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融合其他各民族的新国家诞生。

        这么多的诸侯国，有的距王都千里之遥，如何让拥有众多人民的国家在一种和谐有序的制度中发展呢?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为周朝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即“制礼作乐”。

        西周礼乐制度在保留事神礼仪的同时，扩展了礼仪的事项，扩充了礼仪的内容，使社会的政治关系、等级秩序、道德伦理、思想感情等内容都体现为礼节仪项，使礼仪充斥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周人将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种仪制，其中除吉礼仍为事神礼仪外，其它四种均与现实社会生活相关。这五种仪制又被分为“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九种礼事，各种礼事又各有具体的仪项和繁缛的仪节。并且，大部分礼仪都有相应的音乐配合，不同的社会等级均有不同的乐队规模和用乐范围的严格规定，这些规定成为统治阶级各阶层必须遵守的制度。这样，就使整个贵族阶层的社会行为、思想感情乃至政治关系完全消融在王室规定的礼和乐的文化氛围之中。

        《周礼·春官》详细记述了五种仪制：吉礼，祭祀之礼；凶礼，丧葬灾变之礼；宾礼，是上至天子诸侯，下至普通贵族相互往来、迎见宾客，处理日常社交关系的礼仪；军礼，军队日常操练、征伐、出行、凯旋时所用礼仪；嘉礼，各种吉庆欢会活动所用的礼仪。

        为了体现礼的差异，无论是重要的祭祀礼还是宴饮、丧葬，都要按照不同的等级区别使用成套的青铜器。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中，鼎和簋相配使用，鼎专门盛肉，而簋则是盛装其他食物，这种组合，形成了用鼎制度，是西周礼仪制度的核心。按照《周礼》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所谓一言九鼎即由此而来。而诸侯只能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等等。鼎的大小与多寡标志着主人社会地位的高下。如此一来就规范了社会身份，确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建立起一个差异有别的社会秩序。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周礼所确定的法统的根本宗旨，是在人间秩序效法天道秩序的基本原则下，把天道法则及其价值落实在世俗立法中，把君主、大臣，普通人民的行为全部规导到一个秩序中来运作，即所谓“天人合一”。

        古人认为，“礼”是人的道德、伦理、修养的体现;“乐”是人的情感、思想、欲念的表现。将人的道德、伦理、修养和情感、思想、欲念这些抽象的、内在的、无形的东西外化为有形的“礼”(礼仪)和“乐”(音乐)，也就是将无形有形化，将抽象具象化，将意识形态化。

        周公制礼作乐，就是要让人的精神世界坦露出来，并将它们规范于用礼和乐编制成的网络中，通过这张有形的网络来约束和控制人们的道德、伦理和修养以及情感、思想和欲念。礼乐制度的推行使得西周王朝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和谐国度，一个雅乐缥缈的神圣世界，但是，在用礼和乐编织起来的这张有形之网的下面，却透露出森严的等级秩序和宗法伦理。社会的政治关系(君臣)和人际的血缘关系(父子)，完全被束缚在“礼乐”的绳网中。这就是礼乐从神坛伸向世俗人间的实用效应，是周公发明的“礼乐治国”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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