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9章 礼坏乐崩

以彭无害掌握的宇宙人族发展知识，自然知道周公姬旦一股脑端出来的这些礼乐知识，是个大杂烩，其中既包含了人族在物质生产极其低下情形下，文明开始初步发展的时候的中央封建大一统理论，也包含了骑士契约精神的东西，既包含了要求四海之内各方国诸侯平等，人人得以享受天心天道这样的口号宣传，又包含了血腥献祭这样的残酷的不人道的刑罚。

        一句话，这种大杂烩的文明既扭曲又脱离现实，既显得高端奥妙，又在实际生活中很快就被封建王公钻出各种空子，所以大周开国三百年来，彭不悔和彭无害父子经常谈论的各种大周的不平之事，关于天子和诸侯的荒唐故事，就屡屡叹息不止，叹息的内容是为什么有如此美妙的礼乐制度，人们都是衣冠楚楚，行事却如此卑劣污浊，这是彭不悔不能理解通透的道理，但在彭无害来讲，这就是政治文明太先进，脱离了当前华夏神州的实际造成的明显后果，周礼确实博大精深，但是他是要建立在人族科技文明树更茂盛更强壮的基础上的，是有各种制度和精神内核来予以监督和调剂的产物。如果有人违背甚至阴奉阳违，是有其他力量来制约的。而不是像现在大周这样，纯粹的空泛天下大同的口号，自我吹嘘多么美好，王道多么神圣，人民的生活是多么的乐土，真是神州处处有尧舜，其实那怎么可能了？宣传上的高调和美化，只能掩盖实际上的鄙陋和丑恶。

        然而批判周礼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毕竟经过功利性强的玉清真人的处心积虑地真理删削，囫囵吞枣地将这些人族发展数万年后才积累出来的先进的政治伦理和治国方略，都授予了周公姬旦。难为姬旦没有被这些卷轶浩繁的内容所击倒，倒是条分缕析，从中迅速提炼出一条看似美好好比康庄大道的治国方略，而且迅速贯彻实施之。这就一下子震慑住了姬周权贵圈和外围的各路诸侯，连身份特殊的太公姜尚，也对此全盘接受保持了缄默，毕竟自己老师还备有这样的后手，而且和自己开始一点都没有交待过，姜尚内心自然有所不平，但天心难测，老师的举动都是符合天道的，自己人微言轻，岂敢造次。周公姬旦自然也满意姜尚如此的识时务，他早先除了担心担任太保的庶兄召公外，另一个忌惮的就是太公姜尚。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姜尚代表昆仑意志，是上天的意志体现。尽管不知道这样的天心天道和殷商的上天有何关系，到底谁能斗得过谁，但毕竟也是极大不好惹的后台，大家别无选择，毕竟几百年前就接受了这样的大任务的馈赠，俗话说的好，找就上了人家的船，怎么敢轻易下来，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不管前途有多么艰辛，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赢了，获得天下，输了，尸骨无存。

        索性，老天保佑，可能自己这方面投靠的老天比殷商的老天更强壮更厉害，看上去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殷商，竟然摧枯拉朽般地倒台了，轮到了大周君临天下，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美好的事情，一下子，姬周权贵圈内的大小爷们都心气高了起来，也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周公姬旦拿出来的礼乐作为自己提高修养的手段了，大家毕竟都是诸侯了不是么，天潢贵胄，怎么能没有规矩，还想以前泥腿子一般种地呢？说话要讲究，做诗更要讲究信达雅，做礼器祭祀更马虎不得，选料要精致，火候要纯熟，工匠要超卓，如此才可以。

        周公姬旦自然很欢喜看到这一切，在取得了两位关键人物的支持，也就是召公和太公的无条件配合后，周公姬旦一方面给予了自己这些兄弟们甜头，一方面也真正投入到周礼的建设中去，如果说玉清仙人赐予他的那些材料太笼统，靠一人之力根本无法消化吸收后，那么周公姬旦确实以自己的心血为代价，呕心沥血地半照抄半自我发挥，终于弄出了一套看似严谨美妙，其实充满机械和内伤的治国礼乐来。这也是儒门开创后，那些顽固古板的腐儒们说津津乐道的祖师爷天授英明，所以才有如此鸿篇巨制的原因所在。

        坦率地说，以彭无害现在学贯人族知识体系的眼光来看，周公姬旦自己抄袭摸索出来的这套东西，确实也有独到之处，可以说它完美地将华夏神州历史的政治伦理划分为两截，前半截，是三代的黄金时期，还包括上古人族还未崛起时代，那个时候的政治伦理，无论是翔族等异族，还是人族低调的小邦，都是浑浑噩噩按照巫师的祈祷，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根本不可能也无法产生类似礼乐这样既具备理论先进性，又有实践操作指导性的社会知识出来。所以可以将大周建立前的人族时代和史前时代，称作政治伦理的蒙昧时代，大周之后，神州人族才走上了政治高端的路线，而且这种理论之所以完美，是让人族精英只能阐释解读，而丝毫没有予以批判和删改的能力。

        这对彭无害来说，自然不是问题，他一样看过去，就知道很多问题出自哪里。当时这只能是自己想想罢了，当年老爹彭不悔也对大周的礼乐颇有微词，因此充满虚伪和不好操作性，但这样的言论也被彭族上下视作大逆不道，离经叛道，彭族上下虽然觉得自命不凡，可以取而代之，但对大周这一套礼乐制度，还是满心崇慕的，觉得这样才是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才是真正的人族权贵的样子。彭不悔对族人的失望就在于此，满脑子功名富贵，却看不穿大周的取而代之突然崛起是背后有许多不可说的伟力在一力推动，包括这套礼乐制度，就很说明问题，让大周去驾驭，有点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久而久之一定会出现问题，而且问题严重，会严重戕害人族的积极性和开拓性，因为这套制度看起来太机械了，太讲究技术细节了，缺乏内心的精神之核，彭不悔试着去推演下自己如果也变成了周礼所规定的合格的君子，是个什么样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不外乎是一具行尸走肉，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思考，只会满嘴的仁义道德。

        这是令彭不悔不寒而栗的，也是令他最终决定放弃彭族一切，避世隐居的缘由之一。他要冷眼旁观，这套礼乐制度，究竟会让神州浩劫持续到什么程度。

        关于彭不悔的突然离去，彭族上下是不理解的，信奉周公伟大的其他长老们，以及此后历代儒生们，依然匍匐崇拜于礼乐的美妙和伟大上面，他们也不断地总结和阐释给世人，周礼之所以美丽，郁郁乎文哉，都是体现在哪里？对此，历代大儒们浸淫日久，搞出了一套体系完美的解读。

        周公的理论是神州文化由以“神”为本发展为以“人”为本的关键所在，神州文化的精神气质如“崇德”、“人本”等涵义从此基本定型。周人由崇拜天神转而宣扬“天命”，以政治伦理意味较多的“天命”取代了殷人神话色彩浓厚的“天帝”，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认为商亡、周兴是周人“敬天保民”的缘故，要人们遵循周礼，用伦理道德的原则来维护“尊尊”、“亲亲”的统治秩序，一切经济、政治、宗教的原则都必须服从它，这也是“敬天保民”的核心，出于这种伦理政治的需要，周人的宗教观由殷商对天神与祖先的双重崇拜，逐步转向偏重于祖先的崇拜。

        西周王朝能够摆脱神权的桎桔，用理性精神对待礼乐传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西周统治者用礼乐制度这一文化专制手段来亲和并控制宗周与诸侯之间以及宗法等级社会中的政治关系，这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明智选择。周公旦的天命随德行而转移的观念表明西周社会人生的重心，已经从天帝鬼神一边转移到人类内在德行一边。周礼的内涵和特质集中体现在敬天、明德、保民思想体系之中，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他代表了君师合一的理想，成了后来儒家理想的政治楷模，天命随民心与德行而转移的思想成为后世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滥觞，更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社会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大爆发的滥觞。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西周那样，把礼仪和音乐抬高到政治高度，用来治理国家，周公的“礼乐治国”为“礼义之邦”的文明中国树立了一个历史典范。西周礼乐制度为后代统治者开创了一条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治之道。汉代以来的历代统治者，一旦以武功获取政权之后，总不忘周公发明的这条文治方针，几乎都要振兴礼乐，并按周代“三礼”(《周礼》、《礼记》、《仪礼》)经典中所规定的繁缛程式来推行礼乐制度。“礼乐治国”的方针导致礼乐从神坛走向世俗人间。周人把原本用来礼序神鬼的礼乐扩展到礼序人伦，把礼乐从虚幻的神鬼世界延伸到现实的人际关系中，其结果必然是扩大礼乐的社会功能。

        随着礼乐规范下的伦理观念日益加强，鬼神观念的日渐淡化，富于原始激情与浪漫色彩的巫觋文化遭到了理性的杀戮，巫的地位由殷大夫降至周初春官宗伯的一个小小属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被排斥到民间，只能在社会下层人民中间继续着仅有的一点影响，至此殷商的巫觋文化彻底退出了历史主舞台。

        如果说殷商人的精神生活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状态，其思想行为完全取决于外在的祖先神、自然神及上帝，那么，周人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最伟大贡献之一，就在于“在传统的宗教生活中，注入了自觉的精神;把文化在器物方面的成就，提升而为观念方面的展开，以启发中国道德地人文精神的建立”。“周礼”是在根绝商文明内核的基础上，重新创造了华夏文明核心要素并绵延至今，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不过，西周的礼乐制度虽然创造了一种浓厚的社会文化气氛，但因为这种制度人为地将社会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形诸于礼仪，将抒发人类情感的音乐艺术“约之以礼”，并使礼和乐固定化、模式化，这既不符合人的本性，也不符合艺术的发展规律，最后只能走向僵化而被屏弃。西周礼乐制度从开始到逐渐完善，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到西周晚期，已经由于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礼坏乐崩”的局面。

        周礼严格区分和限定了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所处的地位，从国家制度和宗法层面对国民予以强制性约束，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差异化社会，为了在这样的社会里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统治者采用音乐，用精神和文化的感召力来作为沟通情感的基本方式，化解因为礼的等级化、秩序化引起的种种对立和矛盾。

        西周音乐状况研究，传统上依托的主要传世文献是所谓“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尤其是《周礼》，即《史记·周本纪》中记载的“《周官》”。但这些文献的可靠性往往因为秦汉儒生的篡改甚至伪造而饱受质疑。与此相比，《尚书》、《逸周书》、《诗经》、《左传》、《国语》中涉及西周的内容，具有更高的可信性，但其中《尚书》中部分篇章的作伪问题，《逸周书》的增改问题，《诗经》的东西周划界问题，也使学界长期聚讼莫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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