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7章 摘了桃子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大邑商感觉到僻处西疆的一个叫做周的方国，越来越有一些令人看不透的举动，甚至体现出一种好像天命在其手中的从容。这完全是最高统治者的直觉，要说证据，可不好找，毕竟周国对大邑商天子恭恭敬敬，没有体现出任何不臣服的味道来。但当王庭稍微将目光从周国转开，马上就会收到周国又继续吞并或者以德服人的兼并故事。

        武乙的儿子文丁继位以后，为了解除周人的威胁，采取怀柔政策。周侯季历趁机继续扩张，征伐山西长治地区的余吾戎，余吾戎败而降周。季历向文丁报捷（献上俘虏和战利品）。文丁嘉封季历为“牧师”，牧师有地方伯长的意思，专征伐权。文丁希望季牧师帮他安定边陲。季牧师于是又征始呼戎，始呼戎败而降周。过了几年，季历打败“翳徒戎”，把三个翳徒戎大头目送给文丁献捷。文丁看季牧师越来越厉害，感觉不是好事，干脆突然囚禁了季历。

        季历本来没有叛商的想法，一气之下，就气死在商都朝歌。古书说“文丁杀季历”，就是这回事。《竹书纪年》：文丁杀季历。文丁杀季历的作法没能阻止周人力量的发展，相反，周人与商朝的矛盾加深了。季历的儿子姬昌接班之后，昼夜磨牙，作磨着报复商王朝，最终成为未来商朝的掘墓人。

        文丁时代，商周关系冰火不容，商王朝已然风雨飘摇。不过文丁还是铸了一个商朝最大的鼎，也是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献给死去的母亲。

        文丁的继任者是“帝乙”（纣王的爹），在位时，东夷地区的“人方”发生叛乱，为了不至于东西受敌，就把文丁的一个幼女，生得美丽端庄，嫁给了西边的姬昌，向姬昌所代表的周人致歉，说我们一时没照顾好你老爹季牧师，使他死在我们那儿了，抱歉抱歉。《诗经》描述了这场隆重盛大的婚礼。周人还在渭水上用舟搭了一个浮桥迎接新人（用绳索连起好多船，横贯河上），诗中还创造了“天作之合”这个词。

        在武丁死后约120年，武丁的六世孙、武乙的四世孙、文丁的孙子、帝乙的儿子—大名鼎鼎的“商纣王”同志在河南安阳隆重继位了，已有五百年的商朝历史走到了尾声。

        早从纣王的老爹开始，东夷和周人开始从东西两个方向寻衅进攻，商王朝与周边方国历代积累的矛盾至纣时已尖锐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并且从纣王的爷爷文丁时代起，连连遭受自然灾害，王畿地区的洹水“一日三绝”，商朝经济与国力日渐衰弱。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每次改朝换代，总伴随着气候的大波动，不是有了酷热旱灾，就是气温骤低导致北方游牧部落为寻找粮食、草，南下侵袭。商朝末年跟夏朝末年一样，也是干旱少雨。为此，纣王没少求雨，他的祭祀系统比从前历代都更完备，祭祀得也更勤勉。

        但祭祀的勤勉，也无力于救助大邑商的飘摇江山，因为商纣王等大商贵族们并不知道，天意已经改变，天道已经开始运行，道德将要凌驾神州之上。天道选定的执行者姜子牙，向周文王献上宝策说：“上次的实践证明，我们是打不过纣王的。现在，我们还要静观其变，让纣王跟东夷‘狗咬狗’再多打上几次，彻底消耗他几年再说。猛鹰将要袭击之前，就会藏起爪子低飞；老虎将要行凶的时候，也先作低头俯耳温顺状。圣人想要有所动作，事先装出愚蠢的样子。”

        于是周文王装作白痴，修筑灵台，收罗美女，沉湎酒色，胸无大志，整个儿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那个傻样，用假相迷惑商王朝，使它不来打自己，而自己偷着积蓄军力、相机而动。赤县神州“藏于九地之下”，才能“动于九天之上”的辩证法，卓有成效地开始付诸实践。周文王就这么乐呵着直到不久死去。《淮南子》曰：文王归自商，乃为玉门，筑灵台，相女童，击钟鼓，以待纣之失也。纣闻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无忧矣。”?又云：“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主也。”《淮南子》说是姜子牙教周文王这样的。

        商王中央觉得周人胸无大志，无能为也，也就暂时解除了警惕，调走了集结在朝歌西部的主力军队，集中力量压击山东地区一再蠢蠢欲动的东夷。甲骨卜辞细致地记载了纣王进军东夷的路线，所到之处还进行了田猎，战士们把战车上的马摘下来骑着飞跑，马嘶鸣着，奔驰在山林草原之间。

        纣王的武士拿着矛，骑着马，奔走呐喊，飞箭如雨，连最凶猛的禽兽见了也为之心惊肉颤，经过一番追逐鏖战，猎物把车装满，其中不乏老虎和狗熊。这倒不是纣王贪玩，打猎可以充饥，弥补运输给养的不足。日暮天黑，军士们在山林深处举行盛大的庆宴，篝火烧烤着喷香的野味，斟满大碗的美酒，歌舞欢乐之后是沉醉的酣眠。

        纣王的军队还起到了开荒除林、修桥铺路的作用，建设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干道，被后代一直沿用。这也可以想象当时行军之艰难。

        东夷的“人方”是纣王的主要征讨目标。人方惊恐地发现，商纣王军中出现了“象队”，从大象脖子上居高临下地射击，使商王军垄断了空中打击优势。古书上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大象之牙轻易地戳穿了东夷的胸膛然后把人抛在空中。经过几次战斗，东夷只好投降。纣王为了防止东夷再叛，将大批商军留在东夷地区戍守。命飞廉为东夷驻军的主将，而向西防御的力量，却因此减弱了。

        就好比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被李自成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关外的大清兵一样。纣王也把心思精力都胶着在东夷人身上了。

        纣王共计组织了三次针对东夷的大规模进击，前后跨度为十五年，每次都是亲自率兵出征，为期都在一年上下，可谓倾动全国物力。

        东夷人与纣王之间旷日持久的三次大会战，互相消耗得非常厉害，也是异常惨烈，只是由于东夷人最终没能掌握政权，所以战争的细节淹没于历史，无闻于后世。长期战争消耗着商王朝的财富，以当时生产力相当低下的境况，足以拖垮一个王朝，何况商还不算后代那种严格意义的王朝，而只是一个盟主级别的大诸侯而已。纣王虽然东线与东夷作战取得了最后胜利，但国力已经枯竭，而且西向防御的大门长期敞开。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载叔向言“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周武王趁着纣王累得气喘吁吁，立刻撕掉脸上的笑面虎画皮，再次兴兵中原，一举而灭之，而且灭的很轻松。我们有理由相信，周军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商王朝的灭亡，四分之三的“功劳”在于那些东夷人的撕咬。这就好比大明朝之亡于满清，是先被李闯王长年折腾，掏干了它的躯壳，才轻易亡于关外的满清了。

        纣王亡于周人之后，东夷人气鼓鼓地说：“明明是我们斗垮了纣王，却被西边的老客先摘了桃子！”于是，东夷人与周人之间又进行了三年角逐。最终，周人攥紧了中原大桃，建立起所谓人族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

        但是大周可不承认自己是摘桃子的，占了极大的便宜。反而从道德总局上下，开始宣扬所谓天命在周的理念，四处宣扬大邑商气数已尽，尤其是商纣王乃是无道之君这样的东西，这些对大邑商乃至殷纣王的抹黑，从一开始就偏离了事实与道义的底线，开始越来越奔往想象奇诞，言辞夸张的程度。以至于后代人翻阅关于大周代商的历史典故，看到得东西九成以上是编造出来的，基本是不存在的。

        关于人族腐儒的这种丑陋的表演，曾长久存在在人族的历史中，起码让后来修仙八百年的彭无害，亲眼目睹了几个关键点。比如到了承续楚风遗韵的大汉，彭无害偶尔阅读世间的所谓传世经典，史学著作，他就差点笑喷。当时彭无害看的就是擅长编剧的历史大片题材司马子长的作品，据司马子长说，在蹲监狱期间，周文王也没闲着，他和现代服刑人员一样，也攻修了专业课程。他那时比现在好，没有什么书可看，文科就是一些政府文件，合编起来叫做《尚书》。理科呢，是《易经》。周文王脑子好使，蹲监狱期间潜心揣摩《易经》，终于研究出?“八八六十四卦”的爻词，中间熔炼了物理、化学、医学、天文、人事的宇宙大知识，成为继那个半真半假的妖怪“伏曦氏”之后华夏国又一学术带头人。这自然是彭无害以元帅所在的现代文明知识体系下，对腐儒所谓的学术成果进行批判式分析。

        不过，在彭无害看来，司马子长的“周文王演易”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当时的文字还相当不够完备，写不出《易经》一书。一些卦辞如“伯和篡位立”是周文王死后才发生的事情，怎么会是他写的呢。周文王虽然被后人说作是“长着重瞳子和四个乳头”的异人，但也未必就能预见身后，否则他就不会被抓进监狱里来了。

        到了晋朝，热心的晋朝人仍在帮周文王想更有创意的脱身离狱办法。一个叫皇甫谧的医生写了一本史书，叫《帝王世纪》，书中设论说：“圣人是不会吃自己孩子的肉的。”（这大约是这位医生的研究成果）。“我们请把周文王的儿子烹了，做成肉羹给监狱里的周文王吃。如果他吃了，说明他不是圣人。既然不是圣人，那对我朝也就没有什么危害，您大可以放了这个俗人回老家去。”有人建议说。

        于是，纣王命人烹了周文王的儿子（伯邑考），送给周文王吃。周文王一闻不是味儿，含着眼泪，还是把儿子肉吃了。纣王一看，他是个俗人啊，居然吃儿子肉，不是圣人来的。那就放了回周国去吧。周文王于是侥幸脱身了。

        这个故事更是不可信，因为提建议的人到底是想帮文王还是害文王呢？帮的话，却牺牲了文王的儿子，古往今来还没见过这么帮人的，而且把文王的儿子杀得那么残忍。害的话，任何人都知道文王必是吃不出那是儿子肉的，势必将吃之而被释放，则又害不成。

        不管怎样，晋朝医生皇甫谧的这一神来之笔，立刻在前面的司马迁使纣王成为色鬼的基础上，又使纣王成了没人性的恶魔了：逼着人吃儿子肉，又活生生地烹人！

        后来到了唐朝，人们还在关心周文王蹲监狱的事，想帮他逃出来。大散文家“韩愈”先生也动了脑筋，他想让周文王通过哀求的方式而逃脱。具体来说是这样的：韩愈以周文王的口气写了一首诗《拘幽操》，在诗中他让周文王对纣王摇尾乞怜，说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以求放了自己。但结果也不知怎么样。

        韩愈的时代，是皇权专制的时代，韩愈自己当奴才不算，还替一千八百年前的周文王写“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乞活诗歌给纣王看，真是当奴才当得有瘾啊，还要拖一些别人也下水，把后来的鲁迅先生给气得要命，大骂这是“奴才文学”。

        其实，当时周文王已经称王，属于公开反叛，与纣王平起平坐，纣王抓住他是不会轻易释放的。到底周文王是被纣王杀了，还是按照“诸侯求情、下属送礼、送山货、送美女、吃儿子肉、写乞活文章”等等几种方式侥幸出了狱，随便您自己挑选。这些事情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披开那些令人心乱如麻难以解读的典籍文字上覆盖的灰尘，对纣王的所谓“荒淫无道”要有一个清醒客观的认知，同时对周文王的“来远怀众、仁名远播”也要保持审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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