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3章 莫敖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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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国虎贲的出现,如同撕裂历史长空的闪电,又唤起了藏匿在大楚典籍深处的记载。
在巴玉娇率领虎贲勇士痛歼晋国燕国的入侵者时候,大楚的朝堂上,矮小残疾又神秘无比的莫敖大人,刚刚放下了手里的龟甲。他已经卜算出师卦第五爻,爻辞: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利执言:是猎捕的说词,田中有野兽,也代指国家有叛乱生事的人,这些是出师的理由,所以把这些理由跟人们说清楚,属于出师有名,这样是没有灾难。委任德高望重的长者为军中主帅,必将战无不胜,委任无德小人将运送着尸体大败而回,占问的结果必然是凶险的。
现在,大楚刚刚打下来的百濮庸地,有地老鼠在活动,北方来的阴谋者,可以被一网打尽,这是师出有名。但选择的主帅,因为大楚并没有派出兵马,所以主帅要应到巴国的身上。巴国国君的长子啊,可是个女的。精擅情报收集的熊楚莫敖,拿起手边的一个玉盘,一口青气吹在玉盘上,玉盘变得澄明如镜,里面显示出一个千娇百媚却拥有英武之资的女子,正是虎巴女神巴玉娇。
到底是把虎巴放出来了啊,相貌奇古的莫敖大人,闭目陷入了沉思,几千年巴人的凄风苦雨,映入了他的脑海。
关于“巴”字的本义,历来众说纷纭,如水形说、芭茅说、虫蛇说、地形说、石穴说等等。其实巴字本义,与古代巴人的品格与精神紧密联系,由巴人精神产生,巴人精神又因“巴”字形构与表意而得以传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不可割离。
在“巴”字本义诸说中,影响深远的是东汉许慎的“虫蛇说”,后世从者甚众,故先讨论。《说文》:“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许氏此释的依据可能是《山海经》。《山海经·海内南经》中有这么一段: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虽然后世辞书都依许慎之说,将“巴”字本义释为食象蛇,但许说却有几大疑点。
其一,如果许氏说确依《山海经》,那么《山海经》中却明明仅说了“巴蛇食象”,并未说巴人、巴国就由此而得名,更未与“巴”字表意挂上钩。相反,《海内经》又说:
西南有巴国。太嗥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为巴人。
据此看,许氏之说失去了依据,恐属臆测。
其二,如果说巴人的得名和“巴”字表意,是因巴地有食象大蛇,那么古代巴人的图腾崇拜就一定会是大蛇,这是古先民图腾崇拜与名称由来的通例。当然,后来不少巴文化研究者也确有古代巴人的图腾为蛇的说法,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的主流意见都认为巴人的图腾是白虎,而不是蛇。而且这也确有古文献和考古资料为证,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廪君(一般认为其为巴人始祖)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虽然人们对此也有争论,但《后汉书》是比较正统的史书,可信度还是很高的。一些考古资料也证实巴人的图腾是虎。湖北恩施自治州文物馆收藏有若干个虎钮錞于,其中还有一个双虎钮錞于(据说湘西也出土过一个),据载,重庆市博物馆也有收藏。这些虎钮錞于均出土于古代巴人的聚居地——清江流域、长江三峡和湘西地区。如此众多的虎钮錞于均于巴人故里出土,这对说明早期巴人的图腾崇拜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三,许慎释语,首释“虫也”,其次才说“或曰食象蛇”。后来的辞书和研究者一概抛弃许氏列为主要考虑的义项——“虫”,而均依从了许氏置于次要考虑对象的义项——“食象蛇”。这可能是由于民间说“蛇”、“虎”等凶猛兽类时,均采用避讳之词——“虫”所致。如《水浒传》写武松在景阳冈遇见老虎的情景时“:一阵风过处,只听得大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来”。并不说是“跳出一只老虎来”,即是民间避讳之俗在文学作品中的表征。根据《说文》释义的惯例,一般都是把主要义项(或最原初的义项)放在首位,而把次要义项或不同的说法放在次要位置的。显然,许说的两个意思都不能成立,巴字的本义既不是虫,也不是蛇。
秦实行“书同文”的措施,这在历史上是一种轰动性的大事,其功劳可歌可泣。但由于当时是以行政命令做这项工作的,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对很多字形的规定,往往没按汉字发展的自身规律办事,把一些字形或整体或局部搞乱套了,使其失去了最初的表意宗旨,这在小篆字形中举不胜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人们每每说到文字形体变为小篆体式时,总称之为“讹变”。许慎仅凭小篆之形释义,所以误将“巴”字的人形释为“虫蛇”,其错误的根源就在小篆的“讹变”上。
大凡推求一个字的本义,历史学上人们常常依据三方面的材料:一是其在古文献上的用例,二是分析该字的早期形构,三是以地下出土的相关实物为证。从现在的情况看,巴字的本义要以地下遗物为证不大可能,到目前为止,能直接证明巴字本义的相关遗物并未发现,看来只有靠前二种材料了。
现在能见到的最古的最可靠的文字是甲骨文,虽然各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图画、符号汇总起来有好几百了,但对这些图画和符号的认定,学界的意见很不统一,有的认为是最初的文字,有的认为还算不得文字。故此,现在还只能把甲骨文当中国最早的文字。
“巴”在甲骨文中的形体之一为:一人面向右作跪跽状,斜伸其手,臂膀之下有三个点状物。此字的形体,作跪跽的人形是比较明确的,这可以它字为证,“即”、“既”二字右边的部件,甲骨文均作跪跽的人形,与“巴”字之形基本一样。但是三点却实在让人琢磨不透,综观甲骨文中以这种点画所表示的意思,一般是这么几种——水(雨)滴、血滴、土粒、米粟等等。这几种东西,不管是其中的哪一种,与跪跽的人组合,都不太好理解,全面衡量这三个点,极有可能是表示土粒,这在甲骨文中有旁证。如“陷”字,甲骨文形构为:下部作一坑坎形,上部一个人形,人形的周围也有若干点状物,“陷”会陷人以坑坎中,点状物明显为土粒。
据上述情况可得一些启示,“巴”字跪跽的人形所表示的是人的爬山崖的形状,三点以示人在爬山崖时触落的土粒,合起来意会善攀援的巴人。这样看待甲骨文早期的“巴”字,就与早期巴人情状极相符合。巴人早期聚居地——武落钟离山及川东一带的地理情况,正是多山崖石壁,长期居于这一带的巴人自然极善爬山和攀援。从多种资料看,古代巴人也确实有这种性格特征,字如其人,所以“巴”字也就造了这个形状。这种造字方法,在甲骨文中很多,如与巴字情况一样的“羌”,“羌”即西戎,也是我国西部民族之一,甲骨文也称“羌方”。此字上部一个羊头,下为一人,与“巴”字构形方式完全一样。此为重要佐证。
这样解释,与巴人最初得名的传说也很吻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共掷剑于石穴”这种比试活动,是这一带人常玩的一种游戏和比赛活动,这在鄂西和川东一带极普遍,经久不衰。他们常指定相应距离的岩壁或大树干的一个目标作为靶子,参赛者轮流以石子或他物击打,中者或多中者为胜。巴人比试以选头人,当然就比较正规,以剑作投掷物,不似常人玩耍时用石子等物了,这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所掷之物——石子或剑不仅要中的,而且还要以掷物中而不掉落为准。中而不落,当地人呼为“巴”,一般的辞书也都收列了“巴”字此义项,即粘住。如《中国谚语资料》有“人笨怪刀笨,饭巴赖筲箕”一条,其中“巴”即是这个意思。又如四川方言中常说的“巴到烫”,“巴”也是这个意思。
关于“巴”字本义的诸说中有“石穴说”。
巴人最早的祖先,发源于湖北清江流域,在当时的原始部落中,已经有叫巴的的氏族存在,它是与川东的山水物产无关的。考虑到巴族的祖先廪君有生于石穴的传说,而在川东的方言中,又长期呼石为巴,那么巴最初的含义,可能就是指“石”或“石穴”而言,巴氏族可能即因居住环境而得名,以后随着巴族历史的进步,才逐步发展成部落、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名称”。
川东方言呼石为“巴”,这并不十分普遍,特别是在武落钟离山及整个鄂西地区更是少见。倒是整个清江流域和川东及周边的广大地区的方言中,长期以来都称半山崖上的岩洞和岩石上的凹进处为“巴岩壳”、“巴岩子”、“巴岩洞”、“巴岩皮”等,这却是十分普遍的。直到现在也仍然是如此,并无什么变化,其实有些岩洞并未处于山崖之上,人们也称之为“巴岩壳”。如鄂西民间非常流行的“薅草歌”中,就经常能听到:“你家住的高楼阁,我家住的是巴岩壳”之类的歌词,这就是极好的证明。虽然“巴岩壳”等方言不会就是“巴”字的初义,但它却是巴人形成善攀援性格的“典型环境”,是“巴”字表意构形的间接原因。
巴人始祖廪君生于石穴的传说,这应该是真实的。古代传说中的相当一部分,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往往都是有事实做根据的。最初的人类有语言而无文字,一些历史事实没有文字记载,只在口头世代相传,由于其中一部分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变化,往往还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因此后来人们便把传说中的事全当了虚假之说。实际上有很多古代传说到后来,又被地下出土资料证明是真实的。当然,这里的“生于石穴”之说,并不能理解为天生于石穴之中,只能理解为廪君父母于洞穴中居住时生养了廪君。人们都知道,远古时代的人,特别是山居之人,几乎全居住在洞穴之中,并世代相传,长期因袭,就是到20世纪中期,山区有许多人也仍然住在岩洞之中,直到现在,也不能保证绝对没有。早期巴人无疑都是穴居的,与广川平原地带的人比,他们自有独特的风格。
原始部落中已有叫巴的氏族存在,但这时叫“巴”,还仅仅是口头“叫”而已,即仅为言语上的事,并没能形诸文字。既然巴人此时尚处于“原始部落”阶段,他们就不可能有文字,这是可以肯定的。文字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的时期才产生的,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通例,巴人绝不会例外。况且,“巴”字的甲骨文字形已然不是图画,笔画极其简约,而是较成熟的体系文字了。至于在甲骨文之前它还有没有另一种更接近图画的体式,现在谁也说不清,亦无地下材料为证。
巴人在武落钟离山时,并未进入到奴隶制时代,更没有形成国家,就是在进入川东一带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形成国家。因此,“巴”字绝不可能在这几个时期由他们自己或别人创造而成。至于后来考古发现巴蜀早期有一些文字性质的符号,特别是大溪文化的宜昌杨家湾遗址中出土最多,但这些符号算不算文字,尚无定论。有人把巴蜀符号当作宗教、巫术或图腾的标记,也有人称其为“图腾艺术”,否定它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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