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11章 父老乡亲的黑土情怀4

转过年的春天，“一杆枪”与日本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那是刚过正月十五，山里的积雪还没有融化，白天刚要开化，晚上又冻成一层硬壳。小鬼子在雪地里像乌龟似地慢慢爬行，成了弟兄们的“活靶子”。“白牡丹”第一次经历这么激烈的战斗，但是她却一点儿也不怯阵。只见她左右开弓，只要小鬼子一露头，就像打兔子似的，专敲脑瓜壳。她见小鬼子的指挥官刚抽出洋刀，嘴里的“叽叽”声还没有喊完，就见她抬手就是一枪，子弹从鬼子指挥官的前脑门进去，从后脑勺射出。只见鬼子军官一个狗啃泥，一头栽倒在雪地里。“一杆枪”见状“嗷”地一声跃起，冲出阵地，快步冲向小鬼子的身旁，夺过他手中的洋刀，转身就往回跑。可没跑几步，一颗子弹从他的后背穿进，又从前胸射出。“一杆枪”晃了一晃，栽倒在雪窝里。一个鬼子兵想上前夺回洋刀，却被“一杆枪”一刀抹过他的脖子，鬼子兵的头立即滚落在雪窝里，像滚动的红萝卜，吓得周围的鬼子兵“哇哇”怪叫，谁也不敢上前了。

        “一杆枪”阵亡了。“白牡丹”带领弟兄们撤出战斗。回到岚棒山密营，白牡丹披麻戴孝，给丈夫送葬。至此，她担起了山大王的职责，为了赶时髦，她给队伍起了个大号叫“白牡丹队”。带领五百多兄弟，出没在完达山下，倭肯河畔。她有严格的山规:不干那种见财就抢的不义之事，专门打日本，杀汉奸。不许弟兄们奸民女、宿娼妓，只许明媒正娶。说干就干，她把弟兄们的家属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团”，亲自教他们舞枪弄棒，格拿擒斗，下山作战，一律是白衣白帽，还真有那么一点儿“白衣大侠”的味道。由于她的队伍抗日救国，杀富济贫，在三江平原的穷苦百姓心目中，她成了抗日救国的“观世音”菩萨，有人半夜在佛前为她祷告，也有人在她失利的时候，用生命掩护过她。

        一次，“白牡丹”带领弟兄们攻打鸡西县一个汉奸地主的“响窑”，恰巧遇到二十多个警察在他家借宿。战斗十分激烈，从半夜打到第二天中午，增援的伪军越来越多，连佳木斯的鬼子宪兵队也出动了，“白牡丹队”陷入敌人的重围中。她沉着指挥弟兄们撤退。没撤多远就钻进了老林子里。“白牡丹”刚跨上马突然一颗飞弹射中她的左臂，她坠到马下。敌人已包围上来了，若不撤进密林里，就有全军覆没的可能。“白牡丹”让二当家的带队伍快撤，她掩护。当时敌人冲上来了，“白牡丹”左臂受伤，不能使枪，但还能坚持压子弹，右手击发。转眼间，三十多伪警察的尸体扔在雪窝里。可她却把子弹打光了。她好后悔:“为啥不给自己留一颗子弹呢？”可后悔也晚了，她被俘了。先被关押在鸡西监狱，后来又转到哈尔滨监狱，被判处了极刑。共产党地下组织拼死相助，用金条“运动”，才幸免于死，以“私买军火”为名，改判为三年徒刑。在狱中，她仍然遥望着“白牡丹队”。她的“白牡丹队”已被抗联五军周宝中收编，在哈尔滨道外设个联络站，三天两头就有秘密情报送进监狱中，又传递出来。监狱生活的最后一年，她结识了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这就是抗联五军军长周宝中的机要秘书王一知同志。

        1938年2月，王一知从苏联抗日联军训练团南大营，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回国，晚上偷渡入境，到绥芬河小镇接头。谁知党的地下交通站已被敌人破坏，她被捕了，押到哈尔滨。当时，敌人并没有掌握她是共产党员的真凭实据，所以关押在道外第二监狱普通女监内。

        女监的看守是由一个谋害亲夫未遂，即将刑满的犯人担任的。她不大爱管“闲事”，每天只是例行公事地巡看、放风。监牢里的犯人头叫“炕头”。这个牢里的女“炕头”，就是“白牡丹”。

        王一知当时只有二十五岁，化名伊智，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副教书先生打扮，刚一进来监友们就称她为小姐。她刚走进牢房，“白牡丹”打量了她两眼，然后粗声粗气地向同屋狱友们招呼说:“咱们这屋又来一个小姐妹，大家都是吃官司的人，要互相照顾点儿，听见没有？”

        那几个挤在炕梢的女犯连连点头答应着:“听见啦。”

        王一知想，都是犯人，她的派头可真不小。押解的人走了，“白牡丹”递过半碗清水。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犯了什么官司？细皮嫩肉的，倒来吃这苦头。”那口气和气多了。王一知按照在法庭上编造的话，回答说:“我叫伊智，是为了逃婚到海参崴去做工的，那边混不下去又跑回来。可他们硬说我是共产党。我哪知道啥叫共产党？”“白牡丹”理了理黑亮的头发，笑了笑，露出一口排列整齐的白牙:“前几天我就听说有个女共产党要住在我们这个牢里。是共产党又怎么样？我听人说，共产党也是主张抗日杀富济贫的，都是英雄好汉！”

        那几个女犯在“叽叽喳喳”地说什么，“白牡丹”瞪了两眼，没好气地斥责道:“你们少嚼舌！  瞎‘喳喳’什么，你看人家伊小姐，一个知书达理的姑娘，就懂得抗日救国，杀富济贫。哼，瞧瞧你们，抽大烟、扎吗啡，谋害亲夫。除了吃，就是和野汉子睡觉，没出息的货！”

        “白牡丹”见王一知没铺没盖的，只有一件穿在身上的旗袍，就匀出一条褥子铺在紧靠自己的第二铺。王一知躺在炕上，望着窗外的夜空，几颗星星在眨着眼睛。她想着远在苏联抗日联军南大营的战友们。越想，王一知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睡在她身旁的“白牡丹”知道她没睡，便轻声嘱咐道:“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我看你挺文静的，是个好人。在哈尔滨你有没有亲戚朋友？有什么为难的事就告诉我。”

        第二天，王一知被拉出去过堂，中午过后才被拖回牢房。两个狱警一边开门一边骂:“妈的，是你的骨头硬，还是老子的皮鞭硬？再不招供，还有老虎凳侍候你！”

        “白牡丹”连忙跑过来扶住王一知。只见她前胸后背发紫，横一道竖一道的鞭痕汩汩地往出冒血，她已成个血人了。

        “白牡丹”禁不住随口问道:“你招啦？”

        “招？”王一知不由得瞪了她一眼:“招什么？”

        “白牡丹”听了这话，好像全明白了，一下子搂住王一知的肩，夸奖道:“好样的！这才是我的好妹妹！”

        一连几天，“白牡丹”通过她遥控的“关系”送进来牛肉、鸡肉、鲜菜和药品，给王一知吃，让她尽快恢复体力。

        她到底是什么人？我们顶多是萍水相逢，她为什么对我这样好呢？在王一知心中始终是个谜。

        一天，狱中的女难友在一起说闲话，有人说这几年闹“胡子”挺厉害的，而“白牡丹”一言不插。王一知顺口说了一句:“唉，土匪多了日子也难过呀！”她刚说完这句话，就发现“白牡丹”的眼神不对，她似乎用箭一样的眼光瞥了自己一眼，这眼光使王一知浑身发冷。到吃晚饭的时候，“白牡丹”的脸还是拉得那样长，一句话也不说。睡觉的时候，王一知先躺下了。这时“白牡丹”冷冷地说:“起来！”王一知刚起来，她就把褥子撤走。

        王一知非常紧张，还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她，便陪着笑脸说道:“大姐，你生我的气啦？”

        她一扭身:“生啥气？土匪不好，你就离我远点儿！  实话对你说吧，老娘就是胡子、土匪！怎么样？官逼民反，不反还有咱们的活路吗？我不管你承不承认，我看你像个共产党！我杀富济贫，你们也杀富济贫，咱们也算得上一家子。我才这样照顾你！”

        王一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

        她们重新合好以后，“白牡丹”用了一天多的时间，讲了她自己的身世。经过这一番介绍，王一知才明白，他对自己好，是把自己看成了她的同伙。老天爷，我怎样叫她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呢？而绿林好汉，充其量不过是“流氓无产者”啊？王一知一时还没想好怎样对她教育，“白牡丹”到先提出了要求:“我想加入共产党。”

        有一天，她俩在一起洗衣服。“白牡丹”拽着王一知，非让他讲讲共产党的事不可。二十多天相处，王一知已经完全相信“白牡丹”不是密探，也不会出卖自己，便对她讲了不少革命道理。从共产党的主张讲到苏区建设，从红军的建立，讲到毛泽东对流寇思想的批判，使“白牡丹”感到十分新鲜。她说到:“有一天，我要是到了你们苏区，也当个女司令，你当我的女师爷，怎么样？”王一知听了，真是哭笑不得。心里想，算啦，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你干你的打家劫舍，与我何干？可是她又想起了周宝中军长的话:“争取同志，别怕麻烦，革命是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的。”是的，让“白牡丹”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确很难。可是，如果她成为一个革命者，北国抗日斗争的烈火，岂不又加了一把干柴吗？

        有一天放风，“白牡丹”把王一知拉到一边，急切地说:“再有半年我就可以出狱了。你看，我够你们共产党的格吗？”

        王一知毫不客气地说:“不够，差十万八千里呢！”

        “白牡丹”一撇嘴:“那有什么？十万八千里，孙悟空一个跟头就栽回来啦！”

        王一知严肃地说:“共产党搞革命，为了天下人都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你们呢？是为了自己。济贫不过是给穷人一点粮食。可你们一走，他们又遭殃了。”

        “白牡丹”用异样的眼光瞧瞧王一知，像要发火。猛地使劲抽几口烟，站起来在地上走了几圈儿。又像什么东西浇灭了她心中之火，一屁股坐下来，默默地想着心事。过了一会儿，低声说:“是这么一回事。有一回，我们抢了一家大汉奸的商行，把东西分给穷人不少。唉，可后来，大汉奸的儿子领着日本鬼子讨伐来了，这个村死了上百口哇，连三个月的孩子也给一劈两半呀！”

        “你们得了金银财宝，穷哥们却丢了性命。”王一知补了一句。

        “那……”“白牡丹”突然抓住王一知的手，“你说呀，你说怎么办？”

        “白牡丹”像是乞求，又像是追求真理，不停地摇着王一知的手，“你快点儿告诉我！”

        王一知一五一十地对她讲了革命的根本目的，讲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讲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意义。“白牡丹”像小学生一样，听得那样仔细，那样认真。一连几天，他都吃不好，睡不好。

        王一知故意问“白牡丹”:“抗日的军队和胡子一样吗？”

        “不一样，是不一样。”“白牡丹”心悦诚服地点着头。

        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白牡丹”的性格开始变化。她对别人不那么凶狠了，又诚心诚意地帮助吸毒的姐们们戒烟。谁有困难，她都设法与之化解。后来，王一知被通知押解至长春，“白牡丹”听到这个消息，真的为她捏一把汗。“白牡丹”打算买通看守，让她的弟兄们接王一知进山，当弟兄们的“女师爷”呢。王一知想到自己有重要任务在身，她要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抗联工作。敌人又没有掌握真凭实据，即使到了长春，党组织会想办法营救自己的。于是，她谢绝了“白牡丹”的好意。

        临别前三天，“白牡丹”顿顿为王一知弄些好吃的，她告诉王一知，自己出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找到共产党，不再当胡子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抗日英雄。

        分手时，“白牡丹”大哭不止:“好人啊，我们一定会见面的……”

        王一知也哽咽地说:“你放心，知道吗？我们都相信你。”

        “白牡丹”深深懂得这个“我们”指的就是共产党。

        一年以后，王一知被营救出狱，辗转来到陕北延安。而“白牡丹”呢，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里，没人知道她在哪里。在兴安岭，在长白山，在牡丹江，或者是在她的家乡倭肯河畔……

        不管在哪里，家乡人相信，她肯定会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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