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4章 愧对召公

召公虽然是文王庶子，却是长子，也是文王第一个儿子，这个身份非同小可，尽管彭族的众位年轻的考据狂，已经无法从史料记载中挖掘出召公的母亲是哪一族的显赫贵女，但从召公以庶长子的身份，兼任大周王庭的太保职位，也就是神职最高的大祭司，可见文王姬昌是把自己这个庶长子当做守卫家园，整顿家务，奉行家规的第一责任者的。这种地位颇有后世中央王朝的宗人府大宗人令的感觉，但远远不是后世宗人府只是皇权执行者的身份，而是能够直接参与朝政。

        召公不但参与朝政，而且身体力行，确实拿出了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不但让姬周权贵圈内叹服，也让刚刚惊魂未定的其他诸侯感受到了什么叫泱泱大周之风。只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召公所拿出来的东西，不但彭无害眼熟，如果元帅存世，也会惊讶，竟然有人一下子从原始的建筑观念，进步到文明时代而且超越时代发展，率先在建筑上体现出了人族唯吾独尊大一统的意味来。这说的就是召公主持下的洛邑的营建。

        洛邑的营建，不仅使周人达到了从政治、军事上驾驭控制东方的目的，而且洛邑又居天下之中，是四方交通枢纽和贡物汇集的理想之地。而召公对洛邑规划设计的思想—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也成为此后历代王朝营建都城所遵循的传统模式。?成王以后，召公的地位愈益见重，“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康王在祖庙接受册命，召公“由阼阶”，而命嗣王。召公死后，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之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他的名字亦史不绝书。《诗.大雅.江汉》“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儒门经典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僖公四年，齐以诸侯之师侵蔡伐楚，楚子使舆师诘难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管仲回答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这里提到的先君太公，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姜太公，他是灭商兴周的谋略家，而召公居然能赋予他那样大的权力，由此可见召公的地位，远非一般周之血亲可比。?西周王室贵族实行严格的宗法制度，所谓“殷道尊尊，周道亲亲”。召公去世后，召公家族的地位也一直很崇高。《左传.文五年》有“王使召伯来会葬”，传注曰：“召氏世为天子卿。”分封制虽然不等于宗法制，但却始终贯彻着亲亲的原则，这是不容置疑的。

        通过对上述情况考察，彭族长老们认为召公为文王之子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查遍大周官方典籍，发现提到文王有十子、十六子时都没有提到召公，又怎样去理解呢？有长老认为，文王可能有嫡子十人，但还有众多的庶子，他们举着大周官方修订的诗举例：“太姒徽嗣音，则百斯男”，毛传：“太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众妾则宜百子也。”诚如是，则召公当为文王庶子也。?但这没有能让彭不悔满意，他有一种感觉，召公的身份，被有意识地被删削，起码在官方修订的典籍中，竟然一点都不给列出召公的谱系，点出其名字，不但是过分，简直是在羞辱大周开辟人族新王朝的双子星，这样的记载，是谁授予的？背后的目的又是什么了？

        彭不悔当年因为缺乏更深的观察人族社会发展进化的钥匙，对此只是保持了一个敏锐的学者的质疑。但在彭无害时代，则一切变得非常简单，一句话，召公动了周公的奶酪，被周公信徒们记恨在心，在道德总局一系的运作下，随着召公去世，子孙在燕国就封，召公一系在中央王朝的影响力越来越弱的情形下，一只黑手开始抹杀召公的所言所行，甚至连其出身，都弄得模糊不清，让后人费解。

        作为周初重要的辅佐大臣，当时大周面临是走老路，还是另开辟新篇的选择。在关键时刻，一向温文尔雅的四王子姬旦，突然抛出了洋洋洒洒的周礼等恢弘的篇章，连天子的冠冕的设置都规定地仔仔细细，这一下就震慑住了世人，众人都觉得原来大周才是见识广泛的豪门，却丝毫没有想到，百余年前，大周部族还在放羊，他们究竟是从哪里搞到的这些文明礼仪？

        儒门津津乐道的周公思想，最具特色的理论，如非神、德政、史鉴思想，其实最初都是非主流，在身为太保负责神权解释的召公看来，弄这些东西出来，简直是闻所未闻，对此，他表示怀疑和保留。?要知道，在殷周时代，神权意识十分强烈，“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他们甚至把自己政权的存亡也看成是上帝的眷顾与遗弃，当殷王朝濒临亡国之际，殷王纣还强词夺理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但自恃天命的殷人并没有摆脱败亡的厄运而使“鼎迁于周”。对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召公奭最初保持沉默，他还没有想好怎么从神的启示中来解释这种证券更迭，但周公等不了，他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尖锐地指出：“天命靡常”，“天不可信”。这在周代初年，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语。既然天不可信，那当如何去巩固和建设这新生的政权，周公认为应当“时我”、“惟人”。“时我”即“恃我”，也就是依靠自己。“时”、“恃”古代通用，惟人”即相信和依靠老百姓，换句话说，统治者应当以民心作为制定政策、实施政治的出发点，不要违背人民的意志，“我民罔尤违”，在具体实施政策的过程中，还要从老百姓生活、生产实际出发，要看到老百姓的大艰大难，要“顾畏于民喦”。

        如果元帅在场，自然会对此嗤之以鼻，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所谓代表民意，其实上屁用不顶，这只是纯粹的政治高调而已，甚至是缺乏政治伦理的一种体现。之所以被大周上下奉为圭皋，乃是因为周公姬旦感应天命得到昆仑玉虚宫内那位深沉的大人物的垂青，将三清辑录的元帅和九天玄女的关于人族政治发展的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包裹在一起，一股脑地都传递给了周公姬旦，大人物只有一句话，此乃天道。于是，周公姬旦就屁颠屁颠的全盘抄录，机械执行了。这里也可以解答疑问，为什么在封神战争的前线总指挥上，安排的是昆仑玉虚宫的废材弟子姜子牙，但在实行天道总设计师这一方面，却又推出了周公姬旦。

        这是因为，封神战争牵涉到炼气士的气数命运，里面需要很多下作的手段，必须内行人和自己人才能默契进行，所以玉虚宫大人物只有派出自己的弟子才能放心。沟通是很重要的事情。另外，如果要由姜子牙来推行这套道德礼仪，恐怕不但神州各地诸侯觉得太离谱，连姬周贵族都不会热衷，只会将其念歪经或者干脆抛掷一旁，如果事情办成这个样子，玉虚宫大人物会气得吐血，自己师兄弟三人筹划了数千年，到头来图个啥呢？

        所以执行道德礼仪这个使命，必须毫无动摇，必须无条件执行下去，那么由谁来推行？为什么不选择武王？老实说，当时彭族众多年轻长老们对此也满腹疑虑，觉得武王被忽略了，毕竟武王虽然病亡，但此前可没有感觉出一点武王要给天下立规矩的意思。道德总局都是武王时候才建立起来的。

        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就是玉虚宫大人物对武王时候推行这套周礼，心里把握也不高，毕竟大人物能够理解大人物，如果换做自己刚刚君临天下，有人过来说，你以后做什么事情，都按照这上面写的来，请问，哪个天子会满心欢喜？脾气暴躁的会一刀砍了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问题是，即使是武王知道拿出这套东西的是玉虚宫大人物，自己不敢砍，但内心终归是不痛快的，这样的心理，请问道德礼仪能够推行的顺利么？姬周贵族圈内会有动力么？答案很清楚，玉虚宫大人物自己也清楚，所以，武王从一开始，就是被抛弃的，是一个名义上的统帅而已。

        玉虚宫大人物明显选择的是武王的兄弟，周公姬旦，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平时在最高权力圈之外的贵族子弟，如果突然站出来要掌握权力，那么他一定会牢牢抓住些东西，他有天生的恐惧和不可告人的心思，那么就是，自己不出来掌握权力则已，如果掌握权力，那么就一定不能放手，否则会死无葬身之地。那么，按照等价交换原则，为了获得相应的政治保险，周公姬旦一定会选择执行乃至上天的最高指示，这样做出来的姿态就是，谁若反对我，谁就是反对上天。所以周公才声嘶力竭地宣布，天意是可变的，早先护翼夏商的那片神权的天空，崩塌了，新的天意已经到来，这是道德天下，大周就是天意的代表。

        然而，这套说辞在面对召公为首的传统的姬周神职官员面前，就不可避免地被进行了各种引申和补充。比如与“非天命”思想相联系的就是敬德、保民。召公在此把单调的强调自己正义属性的周公思想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召公认为人事之要在于敬德保民，他多次反复强调统治者“不可不敬厥德”，“王其疾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他指出夏殷两代都是所谓接受天命而立国的，但却“不其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夏殷之王“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召公所说的德，就是“慈保庶民”的德政。他特别强调对百姓当以教化为先，勿敢滥用刑罚，“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勿敢以暴虐杀戮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亦敢殄戮用乂民”）。明德与慎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华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其实正是召公这个理论的滥觞。召公比周公更为进步的是他认为德不仅仅是行仁政，而是要求统治者还应当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这是敬德保民的先决条件。他说：“且所谓德者，又徒非仁民之谓，必自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因为“其维王位在德元”，百姓“乃惟刑用于天下”。《释诂》：“刑，法也”，《说文》“用，可施行也”，此言王立于德之首，为万众之榜样，百姓乃效法以行于天下。这里召公奭特别强调的是王及各级官吏的率先垂范作用，他认为只有王及各级官吏清廉勤政，“上下勤恤”，给百姓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才能达到“祈天永命”的目的。

        这不喾是给自己唱赞歌的周公一个不小的巴掌，哪有什么天生的仁德，最终还是需要统治者身体力行，起码做个表率才行。彭无害知道召公的思想其实颇有元帅所在故乡的人族政治常识，就是政治形象必须保持纯洁，否则政治就失去合法性。可惜这种充满智慧的见识，被周公所不喜，也更被周公信徒的腐儒们认为大逆不道，简直是乱弹琴，所以恨屋及乌下，索性连召公这个人的谱系，都不想在典籍中提起，冷淡搁置召公的存在，希望能将其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只能做周公脚下的垫脚石。

        彭无害认为，召公从历史的变迁中，看到了神权的不可信赖，主张事在人为、敬德保民，这种朴素的人文意识，在华夏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开其先河的意义。取鉴于亡国的史鉴思想，在周代也是由召公最先提出的。召公在长期辅政的过程中，时刻警惕殷亡历史的重演，形成颇具特色的殷鉴思想。彭不悔也对《尚书.召诰》评价极高，他说：“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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