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3章 王之左右

周武王病倒了，事情就变得更加微妙复杂起来。

        在大周这个骤然富贵起来的政治集团中，在数百年前，就流传着一个秘密的说法，很是大逆不道，但听起来又分外刺激与大胆。姬周的权贵们窃窃私语，却无人敢去打听族长，也就是国君。但国君好像也纵容这种传言，不否认也不在族内禁止传言。久而久之，这个传言反而成为大周姬族的默契。年长者抚须颔首，目光中别有一番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年少者禁不住兴奋难耐，在乍闻这个秘密传言时捉耳搔腮，不能自己。还是家中长辈厉声呵斥，晓以利害，才让年轻的贵族按捺住要展吭高歌的心。

        这个流言，在姬周贵族圈里流传了几百年，最后连其他族裔也听说了这个传言，其中不乏一些大夏建立以来就有声名的古老贵族，而且是有封国的，比如一个叫做南公的古老家族，据说来自大夏时的南方诸侯之长，所以以南公为号。但在大邑商建立后，将其视为前朝余党，根本不予承认其领袖南方的地位，甚至还对其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全方位打击。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南公，干脆举族投靠姬周，其首领代代做为客卿服务姬周，后来周文王时期当代南公甚至成为文王之友。与这样根深叶茂的三代贵族相比，还有一种更古老的贵族，是三代之前上古时期的翔鳞贵族，因为长久统治人族已经和人族趋同。这样的代表就是熊楚祝融一族。

        这些老牌贵族之所以投奔姬周，就是听信了天命在周这个传言，而在大周已君临天下的时候，武王竟然病倒了！这就令人心里咯噔一声，莫非这个天命在周，不靠谱？否则为何雄姿英发的武王，竟然在刚刚君临天下的重要时刻，一病不起？这莫非显示，天意并不属于大周？一时间，群情汹汹，在姬周内部权贵圈内，开始荡漾不平静的波纹，这种不平静，也迅速传播到了外围，一些早已投靠依附姬周的诸侯，对此也保持缄默，静静等待姬周内部将问题解决。

        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出来解决问题的，竟然是他，一直被姬周权贵圈内外视作人畜无害温柔腼腆的那位男子，一口气抛出周礼从而开创人族道德之治，天命之归的道德总局首任局长，也就是腐儒的创始大宗师，大周四王叔！

        就在这个时机微妙，牵涉到姬周前途命运的历史关键走向点，一个叫做姬旦的男子站了出来，他最初是温文尔雅的，嘴角含着温和的笑容，所有人都觉得如沐春风，没有任何感觉到咄咄逼人的地方，众多权贵愿意和他交往，只有在其交往深入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入其彀中，不能自拔。

        也就是和这个温文尔雅的男人站在一起时候，众多权贵才发现，原来这个男人杀伐果断，内心刚毅百折不挠，而且有着十分冷血和铁血的性格，和他在一起的，帮助他的，他待之如沐春风，反对他，阻止他的，他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哪怕是曾经的老朋友，曾经的同盟，或者是纯粹的朋友。

        我们知道，周文王有10个儿子，即伯邑考（早年去世）、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周公旦是其四子，文韬武略，多才多艺，在兄弟们中间出类拔萃。出类拔萃的人总有不安和多虑，他看到周武王病重，其子诵，还在襁褓之中，如何即位，如何管理这刚刚夺取的尚不安定的大周天下；关键是他的那些兄弟，会不会趁武王儿子幼小，生了取代的野心和歹毒的想法，遂发生意外，引发一场周室内讧。等等。周公旦那双眼睛里的忧郁更加深邃浓重了，朝中群臣一个个也开始为此恐惧不安，六神无主，一时间王室内外充塞着萧杀不祥的气氛。

        在这种情势下，召公姬奭和太公姜尚就去文王大庙占卜凶吉，然而，为什么是召公？他是谁？他在姬周贵族圈内地位如何，权势如何？后世腐儒传颂为圣人的周公，当时又在哪里？彭不悔心念微动，来自于战场全息采集系统内，关于人族三代以来的秘史开始快速在彭无害脑海中闪现。首先就是对召公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进行原始场景的还原，让彭无害彻底明白，被大周王庭赞誉为甘棠之木的头号良臣，真实的背景是怎样的。

        召公奭是周初王室的重要辅佐大臣，是与周公齐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燕国的奠基者。他一生经历了文、武、成、康四朝，对周初历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由于史籍记载的简约，特别是后世儒家对周公的过份推崇，因而有关召公的身世，他的文治武功，很少为后人提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对此，卓越的三代历史研究者彭不悔，早就做过长篇考据，对大周双子星之一的召公进行了详尽的考据，就是还其应有的地位，给予应有的尊重，一句话，看腐儒抬一人踩一人的叙史做法，非常不认可。

        关于召公的族系所出，自大周开国以来就聚讼纷纭。一种说法，认为召公奭与周室同姓。《谷梁.庄三十年》说：“燕，周之分子也”，“分子，谓周之别子孙也”。.燕召公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集解引谯周曰：“周之支族。”《尚书》伪孔传也说到：“奭，名。同姓也。”分子、支族、同姓只表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但血缘关系自有亲疏远近之别。另一说法则认为召公为文王之子，与周公、武王同为兄弟。《诗.大雅.江汉》：“文武受命，召公维翰”，说：“召公，文王之子也。”稍后，王充在《论衡.气寿》篇中云：“召公，周公之兄也”。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则直指：“邵（召）公为文王庶子。”

        在上述诸说中，那一种说法更为接近实际，更为可靠，我们认为这只能从召公在周初政权中的地位和周初分封制度上去考察。

        首先，在传世较早的史籍中，召公与周公常常并提，为王之左右手。《诗.周南召南谱》：“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歧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所职之国。”丰即沣京，以沣水而得名。文王时，周人翦灭商朝在关中地区的重要与国，将都邑周原迁沣。迁都之后，将岐周之地交由二公分管。周为周人宗庙之所在，是周人心目中的圣都，即使在文王迁沣之后，周作为政治、宗教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始终未变。在西周250多年中，周人的许多重大活动，?诸如祭祀、册命、燕飨等“国之大事”，?都在这里举行。把圣都旧地委托周、召二公分管，足见其受任之重。而召公奭被称为召公，也是从这时开始的。文王迁沣后不久病逝，武王承绪。史书记载武王即位，“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召公又担当起辅佐武王的重任。武王灭商，除道修社，在隆重的受命典礼仪式上，“周公旦把大，召公把小，以夹武王”。武王在克殷的第二年去世，这时周之东方发生了管蔡勾结残殷势力的叛乱，“西土人亦不静”。在此紧要关头，“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使周人渡过了“若涉渊水”的困难局面。成王即位“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

        召公所任之太保，是当时国家行政机构的首脑，“是除王以外，地位最崇高的”，但权力却在世俗社会中并非最大。

        周朝的官僚系统分为两大系统，即卿事寮和太史寮。两者之中，以卿事寮权力最大。

        在卿士寮系统内，最高长官在西周前期为太保和太师，而中期以后则基本上为太师。他们是百官的领袖，掌控军事和行政大权。太师或太保之下，有“三有司”，即司马、司徒、司空。司马掌军赋，司徒掌民政，司空掌国家的公共工程等。三司之外还有司寇，主要负责刑狱，，地位较低。又有“师氏”、“亚旅”、?“虎巨”，是掌军旅的官。有“趣马”，是掌马的官，“膳夫”，是掌王?食和出纳王命的官。

        古代兵刑不分，所以这些机构的官长如遇战事则为将领，和平时期则为各种官员。卿事寮不仅负责管理王畿内的“三事”，还掌管“四方”即畿外诸侯国的政事。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再说太史寮系统，在地位上，太史寮要低于卿事寮。太史寮的长官是太史，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等，既是文?职官员的领袖，又是神职官员的首领，其地位仅次于卿事寮。太史之下有“六大”，即：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这“六大”往往也被称“天官”。周代，“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因此太史寮的地位远后世相似的部门地位要高。

        不管是卿事寮还是太史僚，其长官太保、太师和太史都可称为“公”。例如召公官为太保，周公官为太师，毕公官有太史、而都被?尊称为“公”。事实上，一般王朝大臣都称为“公”。

        王朝的官员，多来自畿内诸侯，而且实行“世卿世禄”制度。当然也有许多王朝官员来自畿外诸侯，如齐国的国君太公吕尚、丁公吕及、周公旦、鲁公伯禽（明保）全部在王朝担任大臣。郑国的前三代国君郑桓公友、郑武公掘突和郑庄公祖孙三代都任王朝卿士，利用职务之便宜捞足了好处。

        为了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成王将统治区划分成两大部分：“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西方以沣镐为中心，管辖周人故地，东方以洛邑为中心，统理新获殷商国土，实际上也是两大军事管区，史籍与金文中常见的“西六师”、“殷八师”，就是基于上述划分而来。六师与八师所负责任不同，六师的任务是保卫宗周与王畿，驻扎宗周。因宗周偏处西方，时人称西土。《尚书.大诰》“有大艰于西土”，所以称西六师。八师的任务，有镇压、威慑残殷势力之重任，常驻东方之成周。由此可知，武王、成王父子两代都曾经营洛邑，但并不放弃宗周。西周时代宗周及洛邑都驻扎有大批军队，所以周、召二公应当同时担任了这两大管区的行政和军事首脑。以歌颂、纪念周人灭殷立国的史诗舞蹈《大武》，每一成（一幕），都有具体的史事象征“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这其中的第五成，就是用形象化的手段表现了周、召二公分陕而治的史实。

        以上史籍的记载，充分说明在周初历史上召公与周公的地位是难次伯仲的。

        其次，召公还以王室重臣的身份参与了周王朝许多重大活动的决策与实践。营建洛邑是周初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周人立根西土，随着国家版图的不断扩大，如何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管理，是西周统治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武王伐纣以后，就把营建洛邑作为头等大事加以规划安排，“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人民’”，明确表达了在洛邑营建统治中心的意思。“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指以伊、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武王当时需要镇抚被征服的商奴隶主，以及东方的东夷和南方的淮夷，选择此处为战略重地是比较合理的”。?但洛邑未就，武王故去。管蔡之乱平定后，周人正式把营建洛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召公参与了此次规划、设计、建设的全过程。《尚书.洛诰》说召公“先周公相宅”，相宅即相土，也就是视察、勘测地形，然后又十分慎重地进行了占卜，“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召公动员了大批的殷遗民，开始了艰苦的营建工作。“太保乃以庶殷攻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之位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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