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0章 周公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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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在场的众人都有些惊呆,虽然大家同为大周权贵,目前正在将脑袋掖在裤带上闹革命,但辈分毕竟有所不同,大周内部的权贵公子,虽然也有很多,但可大多是被当成不晓事的公子哥,大家敬而远之罢了。真正干事的,还是文有子牙,武有南公等重臣外戚,武王也将这两员文武重臣倚为心腹,大事小情,都是这二位重臣出主意,武王允准执行,久而久之,大家也习惯了大周的权力核心,对武王尊重是尊重,但遇到难决之事,第一时间是要向丞相府和将军府汇报的。
谁也想不到,在今日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场合,在大周权贵上下,正在研讨如何消化胜利果实,将大邑商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时候,突然在朝廷上发声反对的是武王的亲弟弟,一代亲王的姬旦。这是一个表面上温文儒雅,凡事讲求细节一丝不苟的男子,他时常温和的笑,眼眉浓重,一双杏仁大眼,里面透着深泓的光芒,和人说话,姬旦也是彬彬有礼,从来没有高身的时候。有人评价说,如果说西岐周的文采风流,有十分,那么公子姬旦,一个人占了八分。其他2分,一分给大周的文臣武将,一分给大周的列祖列宗。有些人不解,说那么武王的评价还不如他的弟弟么?那毕竟是一代开疆拓土造反成功的帝王。
“诸位想过没有,煊赫四方的强大商王朝,骤然间被我们‘小邦周’所颠覆,不只是商人惊恐,连我们自己也奇怪。那个被商王所礼敬膜拜的上帝哪去了呢?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呢?商人呼唤着上帝来帮忙,可是他老先生就像一个喝多了的看门人,怎么摇门铃也弄不醒他。怎么回事呢?疑问之余,我们只能这样告诉商人:上帝的庇护也不是无条件的,God?only?bless?those?who?are?deserved。你们口口声声上帝,但上帝已经遗弃你们了,不帮你们了,你们不要再信上帝了。我们颠覆了商的国家还不算,我们更要推倒商的精神支柱。”
周人于是创造性地首次明确了“天”的概念,用以对抗商人的“上帝”!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命,能治理好国家的人(比如周武王),自然就有了天命。在周人看来,天命不是没有条件的,它只照顾那些“敬德”“保民”的尘世之王。商纣王之失去天命惠顾而亡国,就是因为纣王没能“敬德、保民”,而我们名正言顺接过大统,就是因为具有“敬德、保民”气质。天命的概念从此兼并了商人的上帝,就像广义相对论包容了狭义相对论。从此,中国人开始提天,而不再奉承上帝。一并出现的还有“天子”的概念,周王也从此获得了“天子”的专称。
这种以“天命”为中心,“敬德、保民”为两个基本点的难能可贵的理论体系,确实比商人单纯依赖上帝与祖先之灵撑腰的“鬼治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它引进了“德先生”和“民先生”这两个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概念。“德”的含义不仅仅限于讲道德,它的甲骨文字型,就是睁着眼睛往前走的样子,差不多什么都包括了,跟后代那捉摸不定的“道”差不多,代表一切正确的东西。周公旦对上帝、天命的论述见于《尚书。多士》。虽然周人用“天”的概念取代商?的“上帝”,但“上帝”一词没有就此消失,后来战国时代的孟子还在说:“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周公旦把“天命”、“敬德、保民”这一套新思路向周武王汇报以后,武王登时感到豁然开朗,底气十足。不再为自己以武力抢来天下而惶惑了,原来我是承继“天命”的啊!哈哈,他立刻祭拜祖先,告慰季牧师、周文王的在天之灵,以及远祖后稷的魂魄,然后登上大周天子的宝位。
在大典上,陕西人的那种“威风腰鼓队”大约也做了献技表演。此艺据说有四千年历史,骤雨飞溅样的鼓点,乱蛙蹦跳般的脚步,非常热闹,很像求雨的仪式。
既然商人失去天命,就要拿出证据。从此往纣王脸上涂鸦的运动开始了。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以解释自己伐纣的合理性:
第一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二是;登用小人
第三是;听信妇言
第四是;信有命在天
第五是;不留心祭祀
第六是;酗酒
这些罪条其实都不严重,至少没有后代说的那么严重。有的甚至以现代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一第二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注意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的道德概念,而是相对于贵族的出身低微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一直到孔子时代,君子小人都是按血统贵贱区分的)。纣王“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血统论,用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但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他的敌人都不原谅他。
从前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武丁同样迫于习俗压力,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了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也可能是新的用人制度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的亲贵家族利益,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这也可见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思想之保守,现实之难办,一点点人事改革都阻力重重。纣王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异家族“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本家族王室贵胄,反倒在大周人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不惜事奉仇敌。微子启被封到宋国,箕子封到朝鲜。
至于第三条罪状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在政坛上活跃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这时当时的历史客观特征,反映了当时虽然是父系主导,但还有一些母系社会的残余历史惯性。老婆在家里往往地位很高,姜子牙也是要听老婆话的。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甚至分裂而去,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人心惶恐,个怀叵测,那纣王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毕竟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信赖的人,并且一直到最后共同自杀。白乐天实在应该为他们写一部《长恨歌》。
而所谓第四第五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六条“酗酒”算是有点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饮酒器皿出土的也很多,这是一惯的风俗,不单从纣王时代才开始。须知,一个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是必然的事情,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也好比美国人富裕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就开始吸毒了。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是严重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纣王想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移风易俗也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某一两个皇帝能改变的了得。
我们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最后一个帝王在祸到临头时一般有四种选择:自杀、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气选择第一种的,好歹也应该算是英雄。纣王自焚鹿台,与明朝末帝“崇祯”自挂煤山,颇为类似。光这一点也值得钦佩他俩,并且看出了他们的无奈。不过,崇祯的命要好一些,没有被清朝人拼命埋汰。
崇祯没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为大清兵势力雄大,拳头很硬,可以替代嘴巴来说话,所以不需要埋汰他。而周武王的万把人,拳头没那么硬,需要用嘴巴来帮助拳头,拼命辩解伐商的原因,给纣王泼脏水势在必行。但周人泼的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还不涉及纣王人身,也没有“暴虐荒淫”以及类似“暴虐荒淫”的字眼。
真正把纣王脸涂黑,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战国时代那些“百家争鸣”的学者们。这些人说话,喜欢走极端,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他们造出来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以使其理论生动丰满、振振有辞。“争鸣”得狠了,甚至不惜伪造古史以为论据。
于是,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包装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他们的失败地方(比如尧舜的失位)也被美化成所谓的“禅让”。而夏桀、商纣王、盗跖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先生,因为是失败者,就成了极坏极坏的坏人,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了钩。这些亡国之君,不挤兑他们挤兑谁呢?
人们总是对亡国之君严厉,对开国之君百般谄媚。
我们可以看到脏水是怎么随着历史年代的推延而一点点泼到纣王脸上去的。在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比干谏而死”的说法。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开始变得令人发指。到了汉朝,刘向更进一步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好奇,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纣王除了剖我们这位可怜的“苦人儿”比干,还解剖了比干的媳妇,想看看她的胎儿形态。我看是你这医生自己想看,自己放屁却说别人——医生想看活体解剖是可以理解的,但说别人就不乖了!
学者子贡早就意识到了纣王的悲哀,他本人有点看不过去,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意思是,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千万别把自己混的太差,否则后世的人想举出恶事来说理,就一定要涂抹他来充数!
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从无记载,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先生,首次描绘出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写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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