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4章 迁徙安全

上古典籍《容成氏》记载的关于夏桀失去王位的战斗最多：“升自戎（娀）遂，入自北门，立于中途。桀乃逃之鬲山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然而所有其它古籍都没有记录商军攻击南巢这最后一场战斗，一般意见以为：夏桀的结局是被流放到南巢国自生自灭。

        彭不悔家藏的人族秘典《尹至》有段记载：“夏播民入于水，曰战。帝曰：‘一勿遗’”。大致意思为：夏王朝动员其军队在河畔布阵（应该系古黄河南岸的伊水或洛水），下达了作战命令。夏桀说：“把对面的造反者全都杀干净。”可见夏桀的挣扎还是相当激烈的。根据这种记载，彭族内有长老认为，夏商决战的地域在晋西南一带，比如认为当时的夏都斟鄩位于运城盆地，鸣条即临猗与夏县之间的鸣条岗，鬲山即虞舜耕耘的山西历山，在今永济境内。

        然而这种意见无法解释战败后的夏桀如何从晋西南穿越东方的敌战区逃跑到山东的三鬷以及皖南的巢湖地区；此外，彭不悔在和彭无害父子两个人谈论前代王朝兴衰往事的时候，曾经就此交流过，西起沁河下游焦作地区（沁河很可能是当时夏商势力于西南方向的分界线）、东止长垣县的这个商人前哨布局，看上去其攻击的对象应该是黄河以南的洛汴地区而不该是王屋山—中条山以西的运城盆地；更关键的是，晋西南出现的商族活动遗迹，与商汤灭夏的时代不吻合。

        元帅自己进行的考古表明，大致对应着夏商相继时代，古中原腹心区域存在三种风格明显的考古文化：它们分别应该代表着夏文化、先商--早商文化和东夷文化。因为伊洛文化被元帅判定为夏文化，晋南地区存在与之在内涵上比较接近的东下冯类型，加上传说中尧舜的统治中心在汾浍流域、大禹承接的是尧舜、史前晋南地区确实有一个叫大夏或西夏的族群或政权（古籍中也称呼晋南为夏墟），以及“夷夏东西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力，所以不少人族古籍研究者判断夏朝（晚期）的王畿可能在运城一带。这种观点在彭族内部也是主流意见之一。然而无论是元帅还是彭不悔，都对此深表怀疑，对于大夏王庭的真正所在地，两个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王庭并不是固定在一处的，根据翔族后裔的天性，必须迁徙才能按翔族人有安全感，这在翔族后裔东夷人建立的王朝所在的都城上，表现的更明显，如果单纯把大夏的都城和曾经的夏墟联系起来，可能就会明晰，上述判断的矛盾很多：

        元帅进行的的放射性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一至四期存在的年代，只存在了二百余年，比相传夏朝存在的时间少了一多半，起始时间也晚了很久。

        元帅研究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及聚落演化脉络，可以发现偃师二里头遗址在伊洛平原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突兀性，并非源自当地聚落的自然发展，特别是其超大型的规模及庞大的人口很难用正常的聚落成长和人口增殖来解释。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理解上述情况，洛阳盆地出现二里头文化是夏人西迁的结果，则事情要显得顺理成章了很多。

        夏朝早期王畿在兖州某地，帝胤甲时西迁并与豫州土著的新砦文化的主人（祝融之裔或许为主力或核心）融为一体，其后夏王国于伊洛之地营造了强盛的新王都（偃师二里头遗址）并嬗变为二里头文化。如此，相比之前已显衰落的河洛地区末期龙山文化的高度繁荣，这些在逻辑上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迅速增加的大量人口也可以归之于兴旺的夏都吸引了周边地区人口的迁徙或移民。

        夏朝晚期的王畿以洛阳盆地为中心，势力范围大致上北及沁河下游、东覆郑汴、西抵灵宝-陕县、南至嵩县-栾川。而晋南地区则是因为毗邻夏王国而受到了夏文化的强力辐射，可能与王朝的关系还很融洽；当然也不排除夏人的势力直接前出到运城盆地（由三门峡的茅津渡进入黄河北岸），但这里充其量是边疆而绝对不该是王畿腹地。过去元帅之所以在判断和寻找夏王国遗迹上出现了很多混乱（假定夏朝统治中心一直在河南或晋南地区），导致面临的困惑远远超过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来看主要是将早期夏朝与晚期夏朝搞混淆到一起了，特别是晋南的大夏、西夏或夏墟实际上和夏朝、夏族根本没关系，它指的本是被陶唐氏灭亡的一个当地史前土著族群或政权。

        轰轰烈烈的大夏王庭终于消失了最后一面旗帜，新的霸主商汤登临权力舞台。这就是历史的滚滚车流，但说起来，同为东夷大族出身的商汤部族，又为被选作天道的试验品，也要饱尝国破家亡的滋味，是不是会和那些流浪的夏人说些心里话呢。能够表达自己的忏悔呢？

        商汤灭夏的革命波澜确实可谓惊天动地，河北、山东与河南三省的诸多地区都被陆续卷入到战争的烽火。商军能够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纵横驰骋，主要原因当在商族拥有强大的武力并建制有成熟的战车部队，而当年的中原各地人口还是相当稀少，方国或酋邦之间多为森林荒野，机动性好且战斗力强的战车部队在远程攻击它国时往往能起到出其不意并无坚不摧的良好效果。

        人族对此大家吹捧，纷纷在古籍中渲染笔墨，生怕不知道商汤灭夏的功绩。《墨子·明鬼》云：“汤以车九两，鸟陈雁行，汤乘大赞，犯逐夏众，入之郊遂，王乎禽推哆大戏。”《吕氏春秋·简选》曰：“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士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银雀山汉简《选卒》的观点为：“汤以篡卒七千人逐桀，夺之天下。”《淮南子·主术训》则说：“汤革车三百，困之鸣条，擒之焦门。”

        娴熟军事作战的元帅倾向于认为：商汤投入鸣条之战的兵力大致为数千精锐步兵和七十辆战车，这在当年属于规模相当庞大而令人恐怖的一支军力，因为商朝晚期著名的武丁大王在对外征服时一场大规模战役投入的兵车通常也不超过三百辆而已。古籍《容成氏》简文云：“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汤于是乎徵九州之师，以（略）四海之內，于是乎天下之兵大起，于是乎亡宗鹿（戮）族戔（残）群焉服。”这段文献资料反映，商族颠覆夏朝后还在与不少敌对势力战斗，大规模地征服和消灭了一些宗族、氏族和族群，这种强劲的扩张可能一直持续商汤之后的数任商王。

        从考古资料分析商族的崛起轨迹，商人替夏是早有准备并精心谋划的。《庄子·让王》就记录了商汤为灭夏曾经问计于卞随、瞀光两位智士的故事，但这两位都不够给力，最后商汤还是找来伊尹帮忙才把事情给办妥当了。《吕氏春秋·离俗篇》也有类似的记载，只是称呼第二位谋士为务光。这两则记录直接揭示了商汤灭夏是处心积虑的，像他这么聪明并决意振翅冲天的人自然明白国际联姻和远交近攻的韬略，迎娶太太从逻辑上将肯定当考虑能帮助其事业的大国公主而不是随便找个美女结婚。

        回顾商朝往事及其诸侯格局，西土的姒姓有莘氏和东方的有姺氏都够得上大国的资格。有莘氏一直到商末都是有分量的大国，东方的姺方或姺人族群（其领地大致在鲁豫皖苏四省交会地一带）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势力。《左传·昭公元年》有云：“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三苗曾经不服帝舜而遭中原军队的讨伐，五观（相传为造反的夏王室子弟）和有扈氏曾经与夏朝打别扭，徐与奄都是周初东方大反叛的主力军，尤其是徐方在西周时代几乎从头到尾都时常给周天子添麻烦。

        依次类推，姺人对商朝来说也不是个善茬，这是个有能力向中央政府叫板的强国或强族，实际上甲骨卜辞也证实了姺方在商代与王国为敌的情形。而散布于中州地带的可能系高辛氏后裔的“有辛氏”，不仅从古籍来看他们在三代并没有干出过什么特别需要人关注的大事情，而且作为商国的战略盟友，其地理位置与合作价值也远不如夏王廷西侧的有莘氏或东南的有姺氏优越，无论嵩县还是伊川都过于靠近夏王廷之所在了。东方有姺氏有资格被商汤选定为盟友，然而假如商汤夫人是姺国公主，则很难解释后来姺人与商朝长期敌对的现象，这在相当重视姻亲和睦关系的上古时代显得很不合情理；而商王室对雍州东部的崇邦和有莘氏等姒姓诸侯国则一直优待有加、以礼相待，包括此间的计氏也被古人认为是伊尹子孙的封地。古籍多支持伊尹来自商国以西的说法，只有《楚辞·天问》相反。“成汤东巡，有莘爰极（及），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屈原这段诗文说：商汤是在巡视东方时和“有莘氏”（实际当是有辛或有姺）建立了联系，怎样得到地位卑微的小臣伊尹呢？是托了迎娶旺夫贤内助的福。综合来判断，商汤夫人是西土有莘氏公主的可能性最大。

        商初没有着意向东方进军的原因很可能在于文献记载的东夷诸部（很多）当年是商汤灭夏的盟友，而且商族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冀南鲁北夷人集团。

        关于东夷部落集团的分布，古文献有“九夷”之说（应该指的是多个部落或部族，但人族后人在《后汉书·东夷传》记为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和阳夷九种），这些后人研究的资料自然是元帅看不到的。元帅研究倾向于认为其主体当包括太昊、少昊、山东姜姓（东迁的炎帝后裔）和颛顼这些著名的古族集团，还认为至少在夏商交替之际，祝融苗裔集团也构成了“九夷”的基本成分。也就是说，人族三代之前的一些大族，乃至人族建立后在夏商权力斗争中不得已的一些种族，这些人当然血统高贵，基本是来自东夷翔族后代，否则也不会摆谱称自己为贵人后代。这不同于百濮之地的巫族，还有绝大多数兽人，他们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在政治上占据多高的地位。

        商人势力虽然进驻山东腹地相对较晚，但商族在泰山以北地区的影响力似乎却可追溯到先商时代。大体来说，这种现象与商族属于冀南鲁北夷人集团的判断对应，或者二者之间至少有频繁的交流。

        山东的商文化遗迹基本都属于晚商和商末，特别是在殷墟二期之后，山东地区的考古文化呈现出商文化、混合文化与土著文化并存的态势；出现了明显的商文化东渐迹象。

        以陶器为主的考古遗迹研究表明，商朝在山东经营势力的路线分为南北两路，属于明显的商族军事前哨乃或东方军事重镇。

        元帅自己曾经挖掘出土两件商式青铜器（爵和斝），这是早商文化进入鲁北地区的有力证据，此外元帅还在附近另外一处地方发现了很多典型的商文化遗物，还伴有“第二类遗存”的原住民文化系统的器物，但“第二类遗存”没有自己独立的分布单位，且在殷墟期即完全消失，据此可推测大辛庄是早商时期就建立的商族殖民地或军事基地，由商人嫡系力量统治或管理本地土著。可以辨析出商王朝势力在山东北部的扩展是以济南一带为基地，向东进逼土著势力腹地是其主线，逐渐将其势力伸展到淄河、瀰河与潍河流域，并最终在瀰潍二河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商--夷势力分界线，上述诸地商系势力据点的性质比较复杂，部分可能系王朝调遣的商人权贵（王室子弟或上层贵族及其属民）管理的直属领地，部分当系归附王朝的土著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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