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6章 太伯奔吴

腐儒当时在大周兴起已有数百余年，尤其是平王东迁以后，腐儒更是活跃，处处以维护纲纪伦常为大义名分，肆意对其他门派进行打压，以道德总局的守卫者和同盟自居。所谓道德之士，逐渐放弃上清仙法，开始追求成为人间圣贤，也就是所谓儒门宗师为祈盼。

        既然要管人间事，则凡是七情六欲都要纳入儒门的管教之内，腐儒首先盯上的就是乐，这一所谓被冠以君子六艺之一的重要艺术形式。腐儒矫枉过正，开始疯狂打压艺术表现力，而是将乐的本质尽量控制在他们自以为正统的范畴内，极尽口舌来歪曲污蔑有艺术创新的乐家。

        但艺术是来源于人性的，人性的创造力是挡不住的，阻遏不了的。在大周平王东迁之后八百年内，腐儒的学说一直未被奉为正统，高层统治者对腐儒学说都是认为其虚伪有之，实际操作不足。直到大汉一统，为了迅速钳制思想，为中央集权独裁服务，才被帝皇奉为经典，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以其他霸王道等进行具体分析。

        在彭无害此时往后的八百年内，平民百姓和乐家还是对琴的曲谱进行了比较自由地发掘，哪怕是在春秋时代，表现在古琴实践中也有大量郑声和悲曲,汉魏时还曾出现了以悲为美的时尚和潮流,但郑声和悲乐始终是儒家古琴美学排斥的对象。阮籍公然反对以悲为乐,并列举夏桀、殷纣等亡国之例以证明悲乐的危害,说“诚以悲为乐,则天下何乐之有？天下无乐,而欲阴阳调和,灾害不生,亦已难矣。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今则流涕感动,嘘唏伤气,寒暑不适,庶物不遂,虽出丝竹,宜谓之哀,奈何俯仰叹息,以此称乐乎”（《乐论》）,在古琴领域提出悲乐亡国论。

        陈《乐书》也说“今夫琴者,君子常御之乐。盖所以乐心而适情,非为忧愤而作也”。众多文人儒士也毫不掩饰对郑声的蔑视,故白居易主张“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赵希旷认为“今之世唯务雕锩绮靡,往往流入郑卫之音,使后辈逐末忘本,古人之志趣远矣”（《琴书大全》）,苏轼也云“归家且觅千斛水,净洗从前筝笛耳”（《听杭僧惟弦琴》）。

        儒家对郑声、悲乐的否定不仅表现在理论层面,也体现在琴人的实践中。一些琴家就以此为准拒收、拒弹某些琴曲,清庄臻凤曾在《琴学心声谐谱》中说:“鸣琴乃除忧来乐之意,其中谱名不吉,及悲愁怨悼之词,抚之转增惆怅,又违时字句,悉皆屏去”。

        “琴者,禁也”是古琴美学的主流思想。《白虎通》之后,琴人、琴论大多言琴必言“禁”。因此,古琴禁的范围被不断演变扩大,从禁止不平和的“烦手的淫的声”到禁止音乐之声,从禁止琴乐的“?堙心耳”到禁止有情之声,甚至对古琴的演奏场合、演奏人的身份及演奏前后的程式都有许多禁忌,如蒋克谦《琴书大全》规定“疾风甚雨不弹,廛市不弹、对俗子不弹、不坐不弹、不衣冠不弹”,杨表正《琴谱合璧大全》也有“风雷阴雨、日月交蚀、在法司中、在市廛、对夷狄、对俗子、对商贾、对娼妓、酒醉后、夜事后、毁形异服、腋气臊臭、不盥手漱口、鼓动喧嚷”不能弹琴等种种烦琐的规定,而洗手、焚香、宽衣等更是作为弹琴前的仪式。“禁”已成为束缚古琴艺术发展的桎梏。

        对“琴者,禁也”的推崇,使古琴美学将古琴作为修身、禁心、灭人欲的工具,认为对美的爱好和追求不仅乱人心性,使人道德沦丧,更可导致亡国之祸。如此,历代多数琴论都排斥“媚耳之声”、“悦耳之音”等一切美声,形成了古琴美学中的非美倾向,并因此忽视古琴的艺术性,忽视人的需求,限制了古琴音乐的自由发展,从而使古琴逐渐远离普通民众。古琴发生从战国时家喻户晓的民间乐器到明清时知音者稀的变化,“禁”在其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云中的琴声缭绕，大营中的军士已经被惊动起来。很快，训练有素的若敖氏六卒开始集结，虽然仅仅有半卒的兵力，也就是六十三人，但却给人剽悍迅捷强悍之感。彭无害相当满意，但是也知道对待道德之士，上清仙法，绝对不是肉体凡胎所能对抗的。彭无害功聚双目，体内晶核开始缓慢运转，核光拳和电光腿进行充能，这既是他的抗敌武器，也是保命本钱。

        白云飘动似缓实急，在众人仰头瞩目下，来到了高处，琴声越来越做肃杀声，一阵激烈金铁交鸣声后，戛然而止，云中显出一个高大挺拔的白衣儒者，面相清幽浑身金光四射。

        儒者如金玉般的声音响起：“贵楚使者不告而来，延陵季子先有琴声十面埋伏示意，后有纯钧宝剑相迎。诸位以为如何？”

        彭无害听了有些懵懂，谋士成之美却头皮发麻，延陵季子乃是大吴乃至宗周中享有盛誉的道德之士，是挂道德总局副局长职衔的清修士，不但在吴国，在成周，就是在其他各大诸侯国中也是声名远扬。而僻处神州东南海疆扬州的大吴，终于在熊楚决定全力开拓北上之时，不惜说服延陵季子这样的绝世剑客来做当头一击。情况，这可就不妙了。

        彭无害虽然对延陵季子这个名字有些懵懂，但他却在脑海中泛起了元帅所做的关于大吴国和大周开国历史上的一桩悬案。这桩悬案关系到吴国的建立和其道统的传承，乃至和大周的关系等等。就是所谓的泰伯奔吴，泰伯也称之为太伯。

        “太伯奔吴”是先周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与周的兴起,与西镇吴山有密切关系。

        “太伯奔吴”之纷说关于“太伯奔吴”诸说并呈,莫衷一是。不但在先秦时分就成为暧昧难测的谜团，即使在后人看来，也是众说纷纭，难以定论。分歧的焦点主要在于“太伯奔吴”的原因和地望。

        “太伯奔吴”之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让贤说。孔子在《论语?泰伯》中盛赞太伯“三以天下让”。《史记?周本纪》、《史记?吴太伯世家》进一步确立了让贤说,使太伯成为千古传颂的道德楷模。但古代就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如王安石的《诗义钩沉》说:“以太伯避季,则季疑于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崔述的《丰镐考信录》说:“大王何以预知其有圣孙,而大伯又将让之于谁乎?”

        翦商说。《诗经?鲁颂?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余疑太伯、仲雍之在吴,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亦即太王翦商之开端。”顾颉刚在《太伯至荆蛮为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一文中认为“此论为前人所未发,而极确切”。梁白泉在《太伯奔吴》一文中说:“太伯奔吴正是当时周族政治的需要,需要他们把尽可能广的地域,尽可能多的方国都统统联合起来,对商朝形成包抄的局面。”崔述质疑道:“大王流离播迁之不暇,而暇谋商乎!”“乌有喘息甫定而欲翦商者哉!”

        不从说。《左传?僖公五年》:“大伯不从,是以不嗣。”朱熹说:“大王因有翦商之志,大伯不从,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大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按照朱熹的说法,太伯和仲雍像后来的伯夷、叔齐那样反对伐商。崔述专门写了《辨太伯不从翦商之说》以驳朱说。

        分封说。《穆天子传》:“太王父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卫聚贤在《太伯之封在西吴》一文中主张分封说。如此一来“太伯奔吴”便成了“太伯封吴”。

        虚构说。陈桥驿认为“吴为周后说是完全不可信的,是在吴成为中原大国的吴王夫差时代造出来的”。董楚平认为据《左传》、《国语》、《论语》所载,早在夫差以前就有“吴为周后”之说,并非夫差虚构。

        “太伯奔吴”之地望，经过后人考证，更是众说纷纭。江苏无锡说。《世本》、《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汉书?地理志》、《吴越春秋》、《括地志》等皆有此记载,唐兰、李学勤等当代学者亦持此说。

        宝鸡吴山说。闻一多在《天问疏证》中指出太伯封吴的吴应为陕西吴山。蒙文通认为“太伯之奔固在于此。”张筱衡、刘启益提出太伯所奔之吴就是陕西陇县一带的国。⑥田昌五、尹盛平、何光岳均认为太伯所奔之吴在宝鸡一带。

        山西平陆说。钱穆率先提出太伯之国就是山西南部的虞国。童书业认为吴的初国本在河东虞国。杨宽、王玉哲等亦支持此说法。

        皖南、宁镇说。董楚平在《吴越文化新探》一书中提出周人初到江南的地点,不是无锡、苏州一带,而是宁镇至皖南一带。任伟在《西周封国考疑》中也认为“太伯所奔之吴国应当在今皖南、宁镇地区。”江西樟树说。顾颉刚根据出土的《者减钟》推断吴国始在江西。

        南岳衡山说。《楚辞?天问》:“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吴越春秋》:太伯、仲雍“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鲍鼎据此认为太伯所奔之吴在南岳衡山。

        迁徙流动说。顾颉刚在《太伯在荆蛮为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一文中说:“疑吴始立国于江汉,其后迁于鄱阳湖滨,最后乃迁至无锡、苏州也。”何光岳认为太伯、仲雍“受封于周原北缘的陇县吴岳,主祭祀天神之职,其后南奔荆蛮,迂回于赣、皖、江一带,最后建都于无锡梅里,形成强大的吴国。”

        通过分析众说纷纭的“太伯奔吴”一事,我们或许可以理出一些头绪,得出几点结论。太伯、仲雍确实未随古公父至周原,此即为“大伯不从”。大量的记载说明“太伯奔吴”确有其事。古公父确实未立太伯、仲雍,其原因既非太伯让季历之贤,也非太伯受翦商之命,而是为了“笼络姜姓族人”巩固姬姜联盟。

        《史记?周本纪》:“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德。”季历的母亲是姜炎族女,立季历可以得到姜炎族的全力支持,这对于周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周人的兴衰史已做了最好的脚注。由此可见,“太伯奔吴”的真正原因是太伯为了兴周大业,也为了保全自己而有意避让乃至避祸。

        关于“太伯奔吴”的地望,苏南、皖南、江西、衡山诸说的共同疑点有三：一是距离周原千山万水,又要经过商人或蛮夷控制之地,太伯有无能力到达上述地区?二是如果为了让贤,有无必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三是南方吴文化与先周文化的渊源关系,考古验证仍欠充分。被视为重要证据的《宜侯簋》,其性质至今尚无定论。李伯谦认为:“吴文化的主要内涵还是应由当地某种新石器文化、早期青铜文化发展演变而成。”

        既然当时吴文化并未受到多少周文化的影响,又怎么能断定“太伯奔吴”之地就在江南一带呢?对“太伯奔吴”较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古公父为了巩固姬姜联盟而欲立季历,太伯、仲雍为了周族利益,也为了自身安全避往宝鸡吴山。《孟子?公孙丑》:“文王以百里”,吴山距周原已逾百里,可以达到避让的目的。《诗经?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吴山与周原相距并不太远,可以起到相互支援,屏障西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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