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5章 腐儒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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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楚的战略目标并不在于徐,而在于争夺受徐控制的群舒之地,以扩大东部版图。城濮大败后,楚意识到规取中原无望,穆王、庄王更以全力经营东方,沿淮水及其支流向东推进。
徐自非强楚对手,齐又远隔北方,霸业渐衰,楚遂得志于淮南,据《左传》记载：文公五年楚灭六、灭蓼，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楚迅即出兵灭舒、宗二国,“围巢”。既言“叛楚”,可知早在此年之前,群舒已归在强楚控制之下,有服方有叛。
对于不肯就范之蓼,楚又两示兵威。文公十四年,“伐舒蓼”,以公子燮与子仪的叛乱,“不克而还”,及宣公八年,又“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所谓“楚子疆之”,据杜注,即整理群舒的疆界。至此,局面顿然改观.徐人已悄然退出淮南,楚东与吴越修盟,北向构兵中原,以争霸主地位。
然而形势变化很快，正当熊楚崛起，武王一力开拓疆界之时，在楚国侧背的吴国，也在悄悄继续力量，准备图谋中原。在强烈压服越国之后，吴国已经十分不满楚国楔入江淮之地，挡住了自己北上争霸的道路。
吴国的目标已经明确，自己若想做到霸主，眼前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大楚。何况两国已经动过兵戈，说起来已经是相互忌惮的帝国。即使两国在弭兵和平时期，也早就在群舒之地勾心斗角。
这一次彭无害率领克格膊先遣队进入群舒之地，斗伯比统帅大军在后，见国灭国，其实已经是在向吴国宣示武力，成家智囊成之美匆匆赶来，就是因为家中预见到少主在群舒之地，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生怕其处理不当，成了吴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那岂不冤哉。
吴、楚争夺群舒，已经持续了数十年。楚对东方的控制,是非常不稳定的,在淮南舞台上,吴代替徐,成为与楚争锋的主角。吴国采取巫臣晋吴联合以夹击楚的计谋,积极西进,因掌握了射御、乘车、战阵陆战技术,吴用兵“常弃舟楫之用,而争车乘之利”,从东北以出楚之不意。这样,对于楚来说,固守钟离——州来——群舒弧形防线,即显得十分重要,吴楚争战九十年,前后数百战,此线战事几占泰半,就是明证。
而群舒正处交争之要冲,从当时形势看,若楚控制群舒,一可切断吴与中原、特别是与晋国的联系,打开南下江淮、通往江东吴地之直接而便利的道路,二得长江直下之势,高屋建瓴,易于取胜,三则屏障内地,且作为经营全淮之根据地；相应地,吴若征服了群舒,可作为进战退守之资,直接意义是打击了楚在淮南的势力,间接地,则能由陆路取道豫章,北可上通中原、联合反楚的力量,西可阻淮为国,扼住楚兵东向的咽喉,且下扑江汉,兵窥楚之腹心。
正因群舒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交通价值，故吴楚双方在这一带辗转拉锯,争夺得尤为激烈：其间群舒诸国的态度,基本上是畏楚而亲吴,但随着吴楚强弱形势的变化,也是迭为向背,以求自存。
此段史实颇为繁杂,今据《左传》所载,列关乎兴亡数事如下：成公七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入州来”,楚师为之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
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厘、虺，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豪？袭舒庸,灭之”。
襄公二十四年,“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召舒鸠人。舒鸠人叛楚。楚子师于浦,使沈尹寿与师祁犁让之。舒鸿子敬逆二子,而告无之,且请受盟。二子复命,王欲伐之,道子曰‘不可。…….姑归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贰(反复),吾又何求？若犹叛我,(彼)无辞,(我)有庸(成功)。’乃还。”次年,“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今舒城县西)。吴人救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舒鸿溃,八月,楚灭舒鸠”。至此,群舒为楚翦灭殆尽,被建为边防要邑。由于吴国不断向江淮地区渗透,吴楚争逐的重心由皖北而皖中、皖东南,群舒之地的重要性,亦因之日渐提高。
此为后话不提，单说这一夜，彭无害无心睡眠，在月夜下绕帐行走，身边护卫依然亦步亦趋跟随。明明已经是晓月西沉，晨星闪亮，大家睡梦正香，鼾声四起。不知道为什么，彭无害总觉得有事要发生。他的心越跳越快，面容越来越冷。
蓦的，从云端传来缥缈的琴声，身边的护卫纷纷抢上前来，因为正当黎明之际，主帅心有所感在军中彷徨，这时候突如其来的琴声，非奸即盗啊。这是战争给素来勇猛的楚国军士带来的敏锐的反应，保护主帅是他们的唯一目的。
彭无害也凝目望向东方的云层，朝阳已经在酝酿升起，厚厚的黑云边有些淡淡的色彩。在这墨云团中，一朵亮丽的白色云彩真飘然而来，琴声叮叮咚咚，泠泠作响，正是从那白云之上飘来。
彭无害双目精光大盛，这是上清仙法中的腾云术，来者竟然是修仙之人，看其驾云高度和速度，可知是凝丹后期甚至是化神初期的灵仙。这样的人物，听说只在大周道德总局和其他几个宗周大国的公族内才有硕果仅存的几个。为何在这东夷旧地，也出现了如此身份的炼气士？
成之美得到卫兵禀告，也衣冠不整地冲了出来，仔细聆听琴声，这名精研诸夏各国动态和门派的智者，一捋颌下长须，说此乃禁声，有肃杀警告之意。莫非是在劝阻我大楚东进乎？可琴声中又有儒门泱泱君子之风，实非东夷之人所能弹奏。莫非腐儒大贤到东夷了？真乃怪哉。
成之美非是无的放矢，说话自有因由。
“琴者,禁也”突出代表了腐儒音乐思想,因为腐儒在古琴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也是古琴美学的主流思想。腐儒提倡古琴的“禁”,主要基于它对音乐基本功能的认识。腐儒认为音乐的首要功能是教化,所以其美学思想的出发点是音乐服务于政治、礼法等。
古琴作为华夏传统乐器的代表,被视为“八音之首”,当然被赋予治国、平天下的要义,所以强调古琴经世致用的功用成为儒家古琴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左传》“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心也”、《新语?无为》“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等率先对音乐和政治的关系追根溯源,并在古琴领域建立了礼乐思想。
此后,音乐和政治、礼法的关系成为传统琴论所强调的重点问题。《淮南子?主术训》“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谕文王之志,见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听鲁乐而知殷、夏之风,论近以识远也。作之上古,施及千岁,而文不灭,况于并世化民乎”。《淮南子?泰族训》“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杜淫,反其天心。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于亡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新论?琴道》“总会枢要,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
朱长文《琴史》“君子之于琴也,非徒取其声音而已,达则于以观政焉,穷则于以守命焉”。范仲淹《听真上人琴歌》“将治四海先治琴”。《诚一堂琴谈?集论》“古之圣帝明王所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咸赖琴之正音是资焉”。《琴学正声?指法精义说》“琴之为器,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系政教之盛衰,关人心之邪正”。以上等等言论均认为古琴的主要功能是教化和修身。既然强调古琴的礼乐思想和修身之用,儒家在古琴美学思想中就格外注重音乐与其外部关系的研究,而忽视对其自身艺术规律的探索,由此就必然导致重德轻艺、重道轻欲的结果。
音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会受到政治思潮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所以它和政治、礼、社会也必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强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原也无可非议,但如果将这种关系视为音乐的创作之本,将音乐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忽视其艺术审美价值,就会使音乐异化,沦为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腐儒提出“琴者,禁也”命题,正是以突出古琴的非艺术功能为目的,在音乐的审美、风格等方面划出诸多禁区。
以“琴者,禁也”为宗旨,腐儒在音乐审美方面格外强调“平和”、“中和”。“平和”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元年》:“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的淫的声,塞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
该文中提出了三个审美范畴:“中声”、“淫的声”、“平和”。此外的“中声”、“淫的声”为最早见于记载的一对古琴美学审美范畴（之后,“中声”一词也曾在《国语?周语》中出现,即所谓“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其“中声”指人耳所能听及的有节合度之音）,“中声”指音高、速度适中的有节制的音乐,具体说来,就是规定五声“大不逾宫,细不过羽”,要舍却弹奏中的“烦手”（复杂多变）;而“淫的声”指超出了“中声”范围,过度追求音响、速度变化的无节制音乐。
《左传》文中有鲜明的排斥“淫的声”、以“中声”为美的思想,由此而及的“平和”也是音乐审美中重要的审美准则,凡是能使人保持平和之心的音乐即“中声”,否则即为“淫的声”。
“中声”这一范畴后被荀子发展为“中和”,与“平和”一起作为古琴最重要的审美标准。唐白居易赞赏的“调慢弹且缓”、“调清声直韵疏迟”的音乐即“平和”、“中和”的体现。宋范仲淹以“清厉而静,和润而远”为“中和之道”,排斥“妙指美声,巧以相尚”（《与唐处士书》）。欧阳修则说“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也倡导“平和”、“中和”的审美观。陈敏子在谈及古琴创作时说“姑以琴之为曲,举其气象之大概,善之至者,莫如中和”（《琴律发微》）。徐上瀛则认为古琴演奏“其所首重者,和也”,“凡弦上之取音,惟贵中和”,“不轻不重者,中和之音也”（《溪山琴况》）。
清陈幼慈在总结南北音乐风格时强调,不管什么风格的音乐都要达到“中和”之标准,“南调数句后,必加收束另起。如掐撮五声,掐泼剌五声,皆收束之声也。另起以达未尽之意,使情致缠绵宛转,恒多幽闲适怨之音。北曲慷慨悲歌,声多激烈,故一气呵成,无结束另起之意,恒多愤发感叹之音。是南北二调,各写其怀,使咸归中正和平,方免粗暴之讥”（《邻鹤斋琴谱》）。王善也称演奏中“琴之所首重者,和也”（《治心斋琴学练要》）。毋庸置疑,“中和”、“平和”一直是贯穿腐儒古琴美学思想始终的重要审美准则。
既然持有“平和”、“中和”的审美标准,腐儒的美学思想就必然排斥郑声和悲乐。因为郑声作为民间音乐的代表,历来被统治者和文人视为“烦手的淫的声”而有悖于“中和”、“平和”,然悲乐以悲为美,以不平为美,既不符合“乐者,乐也”的命题,又不符合“平和”的标准,所以它们必为儒家所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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