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0章 山鬼出手

昭王伐楚与早期楚史和楚文化研究有极重要的关系，但这样一件西周史和楚史上的重大事件，却因为周人的隐讳而蒙上了重重迷雾，甚至连周昭王征伐的对象到底是谁都存在争议。根据现代学者的考证，周昭王所伐之“楚”并非“楚国”，而是西周时期和楚国并立于楚地的楚蛮。

        “楚”有二义，一是指芈姓楚国，二是指南方楚蛮。周成王十九年，楚国先祖熊绎被封为楚子，封地在楚蛮之地，因此楚国与楚蛮有交集，到东周时，楚国崛起吞并了楚蛮，两者才混为一体。在周昭王时期，楚国爵位不过是楚子，封地仅五十里，荒僻贫弱[8]。在这种情况下，周昭王不可能尽起六师，倾力南下攻打小小的楚子，更不会收获颇丰，大小贵族均兴高采烈地作器铭功。而且如果周昭王果真的因为南征楚国而丧命，则周、楚必为不可解的死敌，周昭王之子周穆王不可能不报此仇，楚国更不可能在周穆王十四年还作为周朝的封国参与伐徐之役。

        而楚蛮在周昭王时期占据地域广大，大约在今汉水中上游的丹江地区和下游的汉东地区，且占据铜矿主产地铜绿山。在先秦时期，铜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政治、经济、战争等方方面面都广泛需求。楚蛮虽然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但始终没有如从前的三苗和后来的楚国一样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政治体，只是一些分散的部族，这种情形下的楚蛮正适合作为周昭王南下征伐的对象。

        昭王南征之“楚”为楚国的说法最早出现于东汉，王逸注《楚辞·天问》。后世学者多信此说，口口相传代代为继，使得昭王南征楚国几成定论。

        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除了印证文献史籍的记述之外，有时还能提供或补充人们所不知的历史情节。应当感谢考古学家的辛勤劳动，由于他们的发现，我们幸运地获得了对“昭王南征”这段史迹更全面的认识。

        70年代在周原出土了一批微氏家族的青铜器，其中对西周史事记述的最重要铭文是穆王时代的《史墙盘》，作器人墙世代为周王室的史官（乍册）。史墙对昭王南征作了完全肯定的评价。铭文说：“弘鲁昭王，广批荆楚，唯狩南行”，说昭王大规模地挞伐荆楚，因为巡狩而到了南方，从而赞扬昭王事业的宏伟（弘鲁），铭文中全无“南征不返”之类的遮掩之词。

        收藏在北宋《博古图录》和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等书中的著名的安州六器是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在安陆（今湖北孝感）出土的一组有铭文的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包括两件中方鼎、中觯等器，作器人是曾跟随昭王伐楚的贵族“中”。考古学家综合研究了这六篇铭文，发现了以往少为人知的昭王南征的纪事。例如中方鼎记述了昭王十六年伐楚，曾命贵族“中”先去南国准备行宫。中方甗则记录了“中”所走路线经过的地方，其中有方邓、鄂师、汉中洲等。在另一件中方鼎的铭文中说到昭王十六年伐楚获胜凯旋归来，赏给贵族“中”采地（邑）。从各铜器的铭文分析，昭王伐楚是动员了大量的人力，规模也大，有许多贵族都跟随昭王。

        昭王三次南征，把荆蛮的资源当做可以掠取的财报，很多贵族跟随昭王，这一幕很有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味道，只要去打仗，去抢他娘的，大家都会发财。然而，荆蛮之中，还潜伏一个当初子爵小国，楚，如果任凭资源被中原各国掠夺走，楚国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本钱。所谓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在周天子和一众权贵正在醉生梦死，享受掠夺盛宴的时候，真正的杀机来临，潜伏在黑暗中的怪兽张开了她的锋利爪牙，后果就是，周昭王在第三次南征的时候，稀奇的死掉了。

        能够佐证周昭王死于南征的历史文献还有《竹书纪年》。其曰：“（周昭王）十九年春……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兎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这里的辛伯，即是辛余靡，而我们据此可知辛余靡所封之侯是为伯爵。此外，此则记载虽未详细叙述周昭王死时情况，但却记下了当时的一些天象与自然景象：“天大曀，雉兎皆震”。

        所谓“曀”，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天色十分阴暗且雷电狂风大作”，在这种异常天气之下又导致了“雉兎皆震”，也就是当地的野鸡、野兔被雷电击死不少。《竹书纪年》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记载？笔者以为，古人为了加强对记载特别事件的感染力，往往将当时的天气或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同时载入史册以让人们加深印象，《竹书纪年》在记载周昭王之死的时候便采取了这样的古人常用手法。

        关于《竹书纪年》所载周昭王南征而死、其时雉兎皆震之事，在屈原的《天问》之中也有涉及：“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在这里，“白雉”一词，应该是古人之笔误，其全句应为：“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兔雉？”翻译成现代汉语，其为：“周昭王施政取得成功，于是往游南方之国土，这对楚国的利益没有任何损害，却遇上了野兔与野鸡都被雷电击死的倒霉事。”

        这段历史，其实在楚国隐秘的开国史中，倒是历代君王都熟知的故事，熊楚立足荆蛮的最大倚靠，半人半神的山鬼出手，才狙击周天子与汉水之滨。至于天地晦暗雷电大作，乃是山鬼大人使出杳冥冥大法，改移天地元气，不但令天子身旁的道德之士运用法术搭建的桥梁崩塌，也在天地昏暗的时刻，将天子重创。

        山鬼大人这一击，也是后果严重，因为周天子身旁的炼气士联手反击，烧毁了本来靓若少女的山鬼大人的容貌，将其打成了神魂颠倒，只好显露出暗黑宇宙漩涡的灵魂状态。并且在大楚修养百余年。熊楚在默默舔舐自己的伤口，而大周天子突然崩于征途，也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姬周集团还有道德总局，根本查不出到底是谁下的毒手，因为当时的楚国，方圆不过几十年，实在是弱得可以，甲车还没有几十乘，哪里会有力量狙杀天子。

        大周的权贵和道德总局将怒火最后迁怒于陪伴护驾的曾候身上，这代曾候，也就是所谓南公的技艺不佳，在山鬼发出擎天一击的时候，他也受池鱼之殃，直接身死魂灭。

        没想到死后曾候还被谴责护卫不利，天子大军虽然残破，但弹压曾国还绰绰有余，一个来自姬周王室的公子被精心挑选出来，匆忙间就成了新的曾候，但却被叫做随君。从此后，曾国的记载在历史中消逝，官面的典籍中只有随。但这个随却不明不白成了姬姓国。可这位精心挑选出来的姬周王子，却拥有宫廷良好的教养和丰富的储藏，他的多才多艺，生来为天潢贵胄的教导，令他拥有良好的遗传基因，终于，在荆蛮之地，在汉水之东，一个文化璀璨的小国在日后震惊了世人。曾侯乙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曾侯乙，姓姬名乙。战国时期南方小国曾的国君，生于公元前约475年，卒于公元前约433年，其人其事，史籍无载。他不仅是一位熟谙车战的军事家，也是一位兴趣广泛的艺术家。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指出周朝在随国、曾国都封有同姓诸侯。1979年，在随州市郊义地岗季氏梁一座春秋中期的墓葬出土两件铭文铜戈，器主季怡为曾国公族，曾穆侯之子西宫的后人。根据铭文，季怡自称“周王孙”，证明曾侯本是周王的宗支。

        谭维四据此推断，曾国为姬姓封国，作为其国君的曾侯乙与周天子同姓毋庸置疑。

        据他介绍，曾侯乙墓万件文物中以车马兵器最多，其种类之全、数量之众、综合功能之强，前所未见。其中射远兵器居多，长杆兵器尤为特殊，且有极为罕见的矛状车軎，这些都是用于车战的武器装备，说明曾侯乙是一位擅长车战的军事家和指挥官。

        曾侯乙墓随葬数量庞多的乐器，钟磬铭文中有大量乐理乐律铭文，显示了曾侯乙生前对于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的重视程度。墓内还有大量铸造极精的青铜器珍品，及绘画、雕塑艺术、书法精品，并且大量文物并非冥器，而是曾侯乙生前所用之物，多为他亲自督造，说明他兴趣广泛，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

        关于古代乐器，在曾侯乙墓中有着惊人的发掘。墓的东室有琴（十弦）、筝（？）、五弦（？）各一件，瑟五件，笙两件和悬鼓一具。沿北墙放有编磬，靠东南角放着巨大的建鼓。此外，还有篪两件，排萧两管，瑟七件和枹鼓等等。其中最为辉煌，堪称“国之瑰宝”的，要数庞大的乐器组合——编钟。编钟共有六十五枚，全部为青铜铸造，制作精美。钟架呈曲尺形，铜木结构。钟列在钟架上分上、中、下三层。上层钟十九枚，中、下层钟是编钟的主体部份，分为三组，这三组钟形制各异。一套称为“琥钟”，由十一枚长乳甬钟组成；第二套称为“赢司（音sì）钟”，由十二枚短乳甬钟组成；第三套称为“揭钟”，由二十三枚长乳甬钟组成。每件钟体上都镌刻有错金篆体铭文，正面的钲间部位均刻“曾侯乙乍时”（曾侯乙作）。琴它体的铭文，基本是关于五声音阶名与八个变化音名；曾国其他五均调高铭文，曾国与晋、楚等国律名的对应文字等等。这些铭文是研究我国古代乐律极其宝贵的材料。

        曾侯乙编钟的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略次于现代的钢琴。中声部约占三个八度，由于有音列结构大致相同的编钟，形成了三个重叠的声部，几乎能奏出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可以奏出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音乐作品。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推想，这套编钟演奏时应由三位乐工，执丁字形木槌，分别敲击中层三组编钟奏出乐曲的主旋律，另有两名乐工，执大木棒撞击下层的低音甬钟，作为和声。

        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使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因为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如此恢宏的乐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曾侯乙墓编钟的铸成，表明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更表明了我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它是我国古代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还有一个史实可以证明当年周昭王之死根本没有被怀疑和熊楚有关。我们知道，昭王的后继者是穆王。根据史料，周穆王可算是一代雄主，也曾东扫西荡，南征北伐，其军队的力量不可谓不强，如果真的是昭王死于楚人之手的话，以穆王之强，面对军国之辱、君父之死，不可能不对楚国采取复仇行动，然则史实却是，穆王非但没有任何报仇举动，反而曾与楚军连手殄灭了正在勃然兴起的徐偃王。由此推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里的说法确有疑问，故翦伯赞在他的《中外历史年表》中对胶船解体的说法认为：“此系晋人之说，不知何本。”看来对皇甫谧之说是持怀疑态度的。

        与皇甫谧相似的还有郦道元，其《水经注》载：“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胶舟以进之，渡沔水中流而没死。”这显然是皇甫氏说法的一个翻版，只不过将汉书改成了沔水。但是这一说法连郦道元自己也似乎不太相信，因此他在他这段话的后面缀上“村老云”字样，以示难于凭信，仅供后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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