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 昭王之死

曾国明明是贯穿三代的封国，或者起码是在商周有过明确封地的诸侯伯长，被尊奉为南公的南宫适和姬周首领联手，共同扭转了天下气运，给了成周数百年江山，这份功劳可太大了。也令人对南公家族的实力产生联想。

        要知道武王伐纣的时候，麾下人才济济，不但有炼气士掠阵，还有出身于上古兽蛮人的虎贲，在这样雄厚的兵力背景下，南宫适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一直是先锋官，就是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可见南宫适本人，文武双全不说，起码有能够让炼气士甚至兽蛮人折服的本领。

        这样一个有通天彻地大能的古老人族世家首领，为何自己的封国曾默默无闻，被人为的在历史上抹去，只剩下不相干的随国传诸史籍呢？而且最荒谬可笑的是，这个随国君主还成了姬姓，随国成了汉东诸姬之首？这里面牵涉到了周昭王之死的秘密。

        周昭王是怎么死的，这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谜。大体而言，周昭王率师游楚，途中遭遇不测身死师丧，除了疑古派之外，这是史家们的共识，但具体遭到什么不测，其死因究竟如何，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更多的是不谈具体细节，而是概而述之。

        诗云：“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按周代初年制度，“天子六军、大國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古文之中，“军”“师”同义，六师即是六军。而周代一军为二千五百人，是以周天子之六师，总数约为一万五千人。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在今天来看当然微不足道的，但对于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前期来说，应该是一枝十分庞大的军队。周昭王率军游楚，率领着这样一枝强大的军队，难道还会有什么意外？难道作为对手的楚国当时已十分强大，足以制周昭王于死命？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周昭王时代的楚国，国力十分微弱，论爵位只是个子爵，论地位只是个附庸类型的小国，其军队按周制充其早也就是一军（二千五百人），无论如何，面对率领六师以南征的周昭王来说，当时的楚国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绝对不是作为天下共主周天子的对手，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周昭王居然死于非命而周师尽丧呢？

        前代史家谈到这个问题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以为周昭王之死不过是个传说，没有什么史实根据，不值得去深究，清末及民初一些疑古派人士基本都是这个态度。胡适有一句名言叫做“东周以前无史”，意即东周以前的史事都是古人之传说，是不可相信的，周昭王是西周前期的君主，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其可信度很低，根本不值得一提。

        而另一类史家基本认可周昭王死于南征的史载，他们是根据古载之所载有关的史实来推论其真实存在的。关于昭王之死，《左传》中有一段文字十分重要：僖公四年，齐桓公率兵伐楚，为了使师出有名，于是齐桓公将数百年前周昭王南征死于楚地的事端了出来，由其大夫管仲以此为由去责问楚国，打算以此作为进攻楚国的理由。为此楚国也派出能言善辩的的大夫屈完作为使臣，双方进行对话。

        管仲对屈完声称：“昭王南征而不复，寡君是问。”意即：从前周昭王南征时死在你们楚国的范围之内，是以我受我们齐国君主的委托来向你们楚国责问这件事情。言下之意，楚国要是对这件事没有合理的解释的话，那齐国攻打楚国的理由就成立了。

        然而这楚使屈完也不是好对付的，他半软半硬地回答：“昭王南征而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意即对于这件事，楚国不能负其责；如果一定要追究的话，那就去问问江汉之畔那致使昭王死因的江岸吧！从《左传》的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确信，周昭王死于楚地是有依据的，那是因为，《左传》一书的真实性很高，自古以来从没有人对《左传》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从《左传》的这一段记载来看，如果当时没有周昭王之事，齐国不可能借此以发难，而楚国也不可能认可昭王死于楚地的事情。

        下面我们继续讨论周昭王死因之事。

        在认可周昭王死于楚地的史家之中，司马迁是较早的一家。《史记?周本纪》载：“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然而太史公的叙述相当笼统，后人仅靠读《史记》来了解这段史实，仍是不得要领。

        除《史记》之外，昭王之死的具体情况还有另一种说法。皇甫谧《帝王世纪》称：“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

        这一说有其合理之处。其一，以当时楚国的弱小，根本无力抵抗周昭王的大军压境，但力不能敌则智取，很是适合楚国的身份。对于周师的南侵，楚人当然很不愿意，但不愿意又能怎么样，硬打当然是不行的，于是楚人用计，献上用胶粘合的船只，周人不知，糊里糊涂地上了船，然后船至中游而胶粘脱落，不识水性的周人只能葬身江河，即便是身为周天子之尊的周昭王，同样也要遭受灭顶之灾。其二，按皇甫谧的说法，周昭王死于水，而《左传》中楚使屈完也对齐人辩争时声称“君其问诸水滨”，这两者是相吻合的；不但如此，其与《史记》所载的“卒于江上”也是吻合的。

        但皇甫谧之说也有其不合理的地方。我们知道，周昭王来到楚地，可不是游山玩水的只带少数随从，而是率领六师，耀武扬威而来，光军队就有一万五千人，如果加上仪仗及宫女等其它随行人员，人数当在二万人左右，这么多的人要过河，以当时的造船技术，只能分坐多艘船只才行，既然分坐多艘船只，必定有先有后，而昭王以周天子之尊，不可能坐在前行的船中，那么，先行的船必然会首先脱胶而解体，后面的周昭王不可能明知前船已解体而仍然坐这样的船过江，而且更不可能周之六师皆因此而没入水中，因此皇甫谧之说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不太可能的。更何况，如果真的是因为胶船解体而导致周昭王殒命，那就是人为谋杀，而人为谋杀的话楚国是不能辞其咎的，是以数百年后的楚使屈完就不可能振振有辞地叫前来问罪的齐国之师去“问诸水滨”。

        哪么，有没有比皇甫谧之说更合理的记载呢？答案是肯定的。出书于先秦时代的《吕氏春秋》之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其《音初》篇中说：“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

        该记载的关键词是“梁败”。所谓梁败，即为“桥梁倒塌”。也就是说，周昭王以及他的六师（至少是其中的不少人）行进在桥梁上的时候而桥梁突然倒塌，于是包括周昭王在内的人们都跌入水中从而酿成大祸。是以楚使屈完的所谓“君其问诸水滨”就合情合理了，那就是，桥梁倒塌是人不可预知的突然灾祸，绝非人为因素，这只能怪周昭王自己倒霉，与他们楚国毫无瓜葛。试想，如果正如皇甫谧之说，周昭王之死是胶船解体之故，当时正要找碴伐楚的齐国能够轻易放过楚国吗？只有周昭王所遇上的是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祸，齐国才不可能以此为口实而征伐楚国。

        《吕氏春秋》之说比皇甫谧之说，除了完全合符有关的历史、自然条件之外，还完全避开了皇甫谧之说中的胶船解体有时间先后的问题。但是，《吕氏春秋》之说随之而来的又出现两个问题：一是西周前期人们能在滚滚的汉江之上建造能让很多人同时行进的大桥吗？二是好端端的桥梁为什么会突然倒塌呢？

        汉江两岸长满了粗大的毛竹，周师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地用岸边的毛竹以架成临时的桥梁以供大军通过。这种毛竹所架的桥梁其实十分简单：三根粗竹可以扎成一个三角架，两个三角架就能组成一个桥墩，数百个桥墩连成一线，上面就可以架上桥梁，而桥梁上则可以铺上桥板，以当时周军的人力物力，再加上汉江这一段的水流平缓与河床浅平，架此竹桥并非难事。

        还有一个史实可以证明当时的周军确实是有此能力架此桥梁的。《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架黿鼉以爲梁，遂伐越，至于紆。”周穆王是周昭王的儿子，两父子都是喜欢兴师动众征伐藩国之人。所不同的是，周昭王征伐的方向是位于现湖北省境内的汉江流域，而周穆王征伐的方向则是位于现江西省境内的长江流域的九江段。二人同样都是架桥，但九江段的江水显然要比汉江中上游的江水要深广急湍得多，是以可以认为，既然周穆王可以在九江段架桥，那么周昭王当然也可以在汉江段架桥。

        回到前面周昭王丧命于桥塌的主题上来。好端端的桥梁，何以会在大军行进时突然倒塌？难道是不欢迎周师入境的楚人做了手脚？笔者认为这种可能不大。那是因为桥梁是周人自己架的，从开始架桥到通过部队这段时间，楚人未能参与其中，因此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那么难道是周人的运气实在太差，刚刚架好不久的桥梁正好倒塌了？其实倒也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必须要引入一个现代的科学问题——共振。

        所谓共振，其全称是“受迫振动”，即载体在外来力的作用下随时间变化的激励而产生振动。这种振动能够周期性地激励分解为许多谐激励之和，而各谐激励的响应叠加起来，就会形成力度很大的总振动，其能量足以损坏载体本身，这就叫“共振”。

        共振现象是英国人发现的：当人数众多的情况下人们踏着整齐的步伐行进过桥时，即使是十分结实的桥梁，也会在众人整齐的步伐下产生共振而垮塌，是以现代桥梁都有一个严格的限制：严禁部队以整齐的步伐过桥，否则桥梁会因为产生共振而垮塌。

        当年周昭王在大军过汉水之时，很可能是为了显示其军容的整肃而以整齐的步伐过桥，而那种十分原始的毛竹桥梁，是无论如何也经受不住上千人的整齐步伐的，自然会在突然之间完全垮塌，从而致使周昭王与他的大部分军队落入水中。

        关于周军喜爱用整齐的步伐行进，也是有明文记载的。《尚书·周书·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这是周武王在讨伐殷纣王的牧野前线激励他的部队时所讲的话，简而言之，就是告诉他的战士们要用整齐的步伐去威临前敌。今天的“步伐”一词，事实上最早就始自于《牧野》。

        综上所述，周昭王当年之所以与他的军队一起落入汉水之中，原因就是因共振而引起桥梁垮塌。但按当时的历史情况，人们不可能知道桥梁有共振之厄。是以数百年后楚使屈完振振有辞地请大兴问罪之师的齐国“问诸水滨”，而一代智者管仲居然无辞可答，于是后人以此知道，周昭王之死实在是既冤枉又不冤枉。冤的是他被现代一个普通的科学常识所“谋杀”，不冤的是，如果当年的周昭王不准备耀武扬威，而是以低调的方式悄悄地渡过汉江，那么他根本就不会在这里遇险。因此他的死其实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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