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 安州六器

蛇采用什么形式送明珠？民间一说是随侯乘船时，突遇风浪，一大蛇于水中衔大珠献上；另一说是深夜梦见一大蛇衔来明珠报恩，随侯醒来果见一明珠将室内照得如同白昼。

        随珠肯定是个宝贝，因为它能在暗处发光，让室内如同白昼，另外，宝珠应该出自于水，在随珠的本身来看，最初的说法是来自于江海之中，但后来又很快转为山珍。

        其一：珍珠说。《史记·龟策列传》有“明月之珠，出于江海，藏于蚌中”的记载，认为随珠即珍珠。这种说法疑问有二，一是淡水珍珠，不可能如此巨大；二是珍珠的成份是碳酸钙，容易分解很难流传于百年以上。

        其二：料珠说。随州的曾侯乙墓出土了百余颗料珠，最大者直径2.3厘米，有人认为是随珠。实际上它是天然产出的火山玻璃。

        “琉璃”，也还不是古代文献中所见的对于玻璃的最早的定名，在其前，玻璃有着更为古老的称呼，是“随侯珠”、“五色玉”。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中有道：“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明确提到，战国时的随国就已经善于烧制玻璃珠。近年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战国时代的玻璃珠实物，有专家认为就是文献中所提的著名的“随侯珠”。曾侯乙墓共出土173颗玻璃珠，在表面布满圆圈纹，一般称作“蜻蜓眼”式玻璃珠。

        其三：金刚石说。认为随珠是金刚石的主要依据是金刚石的晶体，多呈珠球状、无色透明、强烈的光泽等，但这些证据都不够充分。不过，金刚石在日光下爆晒，在暗室里可以看见不同颜色的磷光。至于一寸有余，金刚石是有那么大的。

        湖北省地质矿产厅高级工程师郝用威认为：在大洪山北麓与桐柏山南麓之间，有宝石级金刚石存在，随侯珠系宝石级金刚石。1992年郝用威在全国宝石矿物学术大会上宣读了他的研究报告，受到地矿、宝石界一些专家的充分肯定。

        其四：萤石说。这是目前世人普遍接受的说法。首先，随州的北部有萤石产出。其次，萤石确为发光矿物。

        随侯珠的流失同随国的衰亡是相联系的。早在公元前706年楚武王开始伐随。随国经过几次顽强抵抗最终败于楚国。随侯珠是什么时候落入楚王之手，尚未见史料记载。直到公元前350年左右，楚宣王得知秦派使者观看楚国的宝器，便召令尹子西问道：“秦欲观楚之宝器，吾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可以示诸？”由此可见随侯珠确实流落楚国。

        楚被秦灭后，秦始皇拥有了随侯珠及和氏璧。我们从李斯的《谏逐客书》中完全可证实这一点。他上书劝谏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意思是说，现在您陛下得到了昆仑山的美玉，拥有随侯珠、和氏璧，身上垂挂着明月之珠……而这些珍宝都不是秦国出产的，陛下却十分喜欢，这是何故呢？秦始皇听从了李斯的意见，停止逐客令。秦始皇命李斯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工孙寿刻在和氏璧上，成为皇帝的“玉玺”。刘邦灭秦后，和氏璧成了汉诸帝王的“汉传国玺”。此后历时1600年，经历100多位帝王之手。可随侯珠从秦始皇以后便无下文。有人考证，随侯珠随秦始皇殉葬，在墓室“以代膏烛”。

        隋侯之珠，其实是龙珠，本来是应龙氏族人苦苦寻觅的祖龙之宝，为何能流落到汉东诸姬之首的随国呢？这就要从随国的开国历史谈起。

        自从牧野之战武王灭商，西周王朝为了镇守辽阔的疆土，控制殷商后裔，便把兄弟叔侄和立有战功的异姓贵族派往各地担任诸侯，以世袭的形式统治这些地区。这种分封制对发展边远地区的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到西周中叶，周昭王、穆王不断向淮夷、于越、荆楚用兵，为巩固对南方疆域的控制，同时也为了夺取战略物资“铜”和保护南征通道，又把一些姬姓兄弟叔侄从山西、陕西移封到淮水上游和汉水中游地带，建立起随、唐、蔡、应、息等数十封国，组成一个庞大的姬姓封国集团，史称“汉阳诸姬”。它们互为犄角之势，负责监视并阻断荆楚和淮夷、于越结盟，为安定南方起了重要作用。

        姬姓随国封邑宽广，大致以随枣走廊为中心，北抵新野，东邻应山，南及京山，西近襄樊。这一带经过夏商先期开发，生产发达，文化先进。遍布随州境内的古文化遗址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它们都是临河高地，据险而守，由村寨、贵族坞垒、都城组成梯次社会布局。这种布局，与我们今天的村、镇、市(县)何其相似。已发现发掘的春秋时期随国贵族墓分布于新野、信阳、安陆、京山、枣阳等地区，在我市发现发掘的则分布在均川、安居、淅河、东城等地。这说明随国在春秋时期处于高度文明阶段，综合国力相对强盛。加之随国世代沿袭“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的内政外交方略，所以它在春秋早期敢于屡抗楚锋，成为抵御楚国东进北伐、问鼎中原的前沿堡垒。

        随国自从西周早期登上历史舞台始,便同楚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随国史,就是一部随楚关系史。

        周武王克商立国后,曾先后分封七十一国,其中武王兄弟十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皆举亲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而作为“汉阳诸姬”之首的随国,其任务是监控南方蛮夷之国,以拱卫周疆。随国封于何时,史无明载,但据“安州六器”,不会晚于周昭王之世。学术界大都认为,“安州六器”所载,即《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六年伐楚荆”事,而据“安州六器”所载昭王南伐荆楚经过唐、厉、随等国并于唐国整治军队分析,昭王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无疑得到了以随国为首的汉东诸国的积极配合,这说明当时的随国同楚国已存在着矛盾。

        随国的立国史无记载，但随国却成为汉阳诸姬之首，和熊楚对抗数百年，甚至成为周天子南征的前进基地。这里面显然是有人在故意抹去随的痕迹，如果不是惊天宝物安州六器的出土，随国的历史将更湮没无闻，随国承载着姬周宫廷的秘闻也就无法重现天日。

        安州六器，指的是宋代人发现的西周早期青铜器。

        据宋人王黼等著《博古图录》记载，重和戊戌年（1118）出土于安州安陆郡孝感县，凡方鼎三、圆鼎二、甗一。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称为南宫中鼎、中鼎、召公尊、父乙甗。其中一件青铜鼎上，出现数字卦二。记述此器较早且较详的,是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安州所献六器铭》跋，?云：?“?右六器铭，重和戊戌岁安州孝感县民耕地得之,，自言于州,，州以献诸朝。凡方鼎三、圆鼎二、抓一。皆形制精妙，?款识奇古。

        这六件文物的出土，轰动了当时的朝野，连史书上都突出地记载了这一件事，可见其影响之大。据《宋史·徽宗纪四》“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三月庚戌，蔡京进安州所得商六鼎。”这就是说在宋徽宗宣和元年三月的时候安州地方出土了六件商代青铜鼎，这在当时确是一件大事，人们以为这是天降祥瑞，当这些宝物由安州送到京城后，奸相蔡京便将这六件青铜器献给了皇帝。从此这“安州六器”就成了中国古代文物考古、金石学方面的一件重要事件了。千百年来经常为人们所引用。

        据《孝感县志》记载，在明万历二年(1574年)甲戌九月，孝感县城拓展城墙，民工挖得一匣，匣中出古鼎一件。形状为“蟠腹爹口、三足两耳，周园端严，体被五色，上有识皆古领捕文，大小凡六十字。”当时人乐道为祥瑞，遂筑鼎于其地，名为“神鼎阁”。请著名文学家王世贞为记。王在文中考订此鼎为周初南宫仲父方鼎，并说稽正宋人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款识》文字皆合，又据《汉阳府志》引明《一统志》说:“宋徽宗时，孝感县东湖村(约今孝感市北门大街附近，神鼎阁毁于兵火)夜有光烛夭，农人闻于官，掘地得周九鼎贡于朝。”清雍正《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里也有类似记载。在其孝感条下有:“东湖村在县东，宋徽宗时村民视夜有光烛天，闻之于官，掘地得周九鼎贡于朝……”。

        怎么“安州六器”忽地变成了九器呢?《孝感县志》引述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谓“安州六器”皆得于安陆之孝感县耕地得之，计方鼎三、园鼎二、甄瓦一、其铭文著在法帖之九卷、十卷、十六卷”。并说“此六器”靖康之难，俱为金人掳去不知下落。”《县志》接着说在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法帖》中又记载“方宝甄一、曾侯钟二，同得之于安陆孝感。”还说“此三器藏之于方城范氏”。这样一来,宋代在安州所出实为九器.经查阅明朱谋至刻本宋人薛尚功所著《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与《孝感县志》所说基本相符，只是小有差误。

        这批器物可能是两次出土。至于《孝感县志》说两件曾侯钟与方宝献均藏方城范氏则是错误的。在薛书里明确记载只有一件曾侯钟藏方城范氏。薛尚功为北宋末至南宋初人，是当时著名金石学家，《历代钟鼎彝器软识法枯》编著于南宋绍兴年间一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当是可信的。

        《宋史·徽宗纪》将“安州六器”记为“商之六鼎”显著是错误的。在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记载“安州六器”和另三器均为周代器物，每件器物皆有铭文。

        据薛氏考证：三件南宫中鼎，皆南宫中所作。南宫其氏也，中其名也。周代有南宫氏，前一鼎文中有“锡于瑛玉”，据《集韵》云“玉璐小杯也。”又言作乃采者，盖采事也。命以立事，故因为此鼎而刻之铭也。而谓之’’豁父乙尊”者，大鼎也。曰“父乙”者，周初接商之器也。薛氏考“父乙献”“园宝鼎二”皆为周初器物。关于“曾侯钟”，薛氏考订铭文云，“惟王五十六祀，楚王韵章，按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其名为章，然则此钟为惠王作无疑也，唯对“方宝献”没有指出时代。

        安州六器之所以引起世人关注，据说是因为安州六器上的铭文有关于曾国的记载，更有甚者，说六器中有一个编钟上的铭文与1979年在随州擂鼓墩出土的一编钟上的铭文一模一样，这就很有点意思了。

        陆续有学者利用安州六器的铭文佐证一些事项。

        如周昭王伐楚之事，就被专家以安州六器铭文证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尹红兵的《周昭王南征对象考》一文提到：“唐兰先生早年即依据昭王时期的铜器铭文资料对昭王南征作过较详细的探讨，后来尹盛平穷搜金文，以金文来复原昭王南征的情形，黄锡全等学者则主要依据安州六器铭文探讨昭王南征。”，并说：“宋代出土的安州六器铭文曾详载昭王十六年第一次南征的情形，由安州六器铭文看来，昭王第一次南征的主要区域是汉东地区，第二次南征时殒命之地也在汉水下游，汉东地区过长江后就是著名的铜绿山矿区，因此楚蛮手中必有大量的铜，昭王南征只有征楚蛮，才能与金文所记南征获铜的情况相吻合，也与昭王南征的主要目的相合。”

        尤其是曾、随关系的研究，更离不开安州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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