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章 奢侈殷商

由于商朝人爱酒，粮食也有了贵贱之分。当时人们吃“五谷”——黍、粟、麦、稻、高粱，最常见的是黍和粟，但地位有天壤之别。黍是酿酒原料，格外受奴隶主贵族待见，平民等闲享用不到，社会上弥漫着“贵黍贱粟”之风。

        商朝人的住宅既有宫墙文画、堂崇三尺的大型宫殿建筑，也有平地挖坑、修饰简略的穴居住房。据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期的建筑名目众多，有宫、宗、家、庭、寝、门、户等，而“文室”、“丽室”等室名，可以让人想像房屋有多么华美。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当时的排水技术已相当发达。1975年白家坟西地出土了商代的陶制地下排水管道，共28节，表面有细小的绳纹，可以起到防滑的作用。

        殷商时期尊神重鬼气息浓郁，建造宫室殿堂通常要举行祭祀仪式，以达到镇宅安居的目的。考古人员曾在祭奠坑中发现装有婴儿骨骼的陶罐，商朝人认为，建房前杀死婴儿埋在地下有良好寓意，这种民风相当残暴血腥。除了婴儿，建房或造城所用的牺牲还包括牛、羊、犬等。

        商朝人遇到疑难困惑都去问鬼神，占卜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国人最熟悉的一片甲骨曾先后出现在历史教科书和邮票上。连续占卜11次，都是问同一个问题，“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于这片牛肩胛骨明显缺了右下角的部分，有专家推测，可能占卜结果是有灾祸，所以把答案切掉了。

        商朝人认为有两件事情是重要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祭祀与战争。战争与祭祀往往交织在一起，而且有不少今天看来十分残忍的举动。殷墟博物馆有两件青铜甗装着蒸过的人头，可能是来自敌对国家的首领。商王朝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用很有地位的敌国首领的人头来祭祀神灵，告慰祖先。

        商代人重视鬼神，乃是因为自己就是神族后裔，对此自然深有体会。上古的翔族大神，已经消失了，而鬼的观念，则反映了商人渴望自己主宰命运的内心。只有将死去的大能安排在一个有秩序的世界里，才能让九州的各族和谐共处。这对于出身东夷族也就是翔族后裔的商人来讲，尤为重要。

        他们没有找人族报复，而是将人族也视为自己的族裔，彼此尊重，相互扶持，商人开创了辉煌的文明。

        除文物和甲骨透露了当时的生活讯息外，商朝人还留给后人认识自己最直观、简便的物件——人头像。2003年殷墟孝民屯发掘出了陶制人头像，高颧骨、尖下巴，是典型的鸟人面孔。

        与以前的时代相比，殷商时代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大量的青铜铭器和甲骨文的出土，为殷商时代的历史描述提供了基础。同样，有关殷商时代华夏民族姓氏状况的轮廓也渐渐明晰起来，尽管这一轮廓还是粗线条的。

        商代的统治者为子姓氏族。相传商人的始祖简狄是在野外吞食玄鸟之卵而生下了氏族的第一代男性首领契，故以子为姓，同时整个部族以凤鸟为图腾。殷商的甲骨卜辞中，常有“王族”“多子族”等名称。据专家考证，“多子族”应是商王族的同姓分支，即小宗。商人往往在钟鼎铜器上多铸族徽铭文，这就是当时的姓氏标志。这种族徽铭文形象醒目，有较浓郁的象征意味，有些专家认为可视为后世图章的滥觞，目前我国考古出土中已发现的殷商族铭，有六百多个。

        商人是长期生息在我国黄河流域东部地区的氏族联盟，建立商朝统治后，政治经济重心从西北向黄河中下游东移，伴随着活动领域的扩大，新的姓族不断进入视野，生活在淮河下游和海边的“淮夷”、“东夷”也逐渐融入华夏民族大家庭。《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了商代姓氏中的“殷氏六族”，即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又有“殷氏七族”即陶氏、施氏、蘩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锥）氏。这些氏族中有不少是在今天的皖北和苏鲁一带形成的。

        到了商代中期，伴随着几次迁都，商王朝所控制的疆土规模及所影响到的地域不断扩大，商朝中后期聚集在它旗帜下的姓氏部落已逾百数，后人形容当时的状况有所谓“八百诸侯”之称，如殷氏、来氏、萧氏、宋氏、时氏、黎氏、空相氏、耿氏、北殷氏、微氏、箕氏、阮氏等，都是在夏以后出现的。在《尚书·盘庚》中，商朝统治者将这些有姓氏的贵族诸侯总称为“百姓”。

        在今天的历史界中，殷商时代的“百姓”这一概念，是有歧义的。多数专家认为：当时的“百姓”，并非如我们今天所指的“庶民大众”，而是指商王宗室之外的贵族阶层，即各地姓族的族长，他们是商朝统治集团的基石，所谓“百姓千官”，百姓的位置居于千官之前，拥有姓氏本身就是高贵的标志。直至周末战同时期，诸侯兼并，封国灭绝，大量有姓氏的贵族流落成平民，越来越多的平民因军功及其他原因获得了姓氏，最后姓与氏合二为一，天下庶民大众无不有姓，这时候，原来专指各地部落首长的“百姓”才逐渐成为庶民大众的统称，并沿用至今。

        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代的氏族统治开始发展为国家的雏形，渐渐改变了原来单一家族统治的模式，开始接纳异族人才进入统治集团。在古代典籍中我们注意到，夏代以前的统治者往往称氏，商以后则称人，这很可能表明：夏代以前的统治者属于同一家族，而商以后的统治层中结合进了异家族的人，已不能完全用氏来指代了。如商朝一代名相伊尹，就不是商的宗室。而在朝廷之外的各个不同地域，也委派当地著名的姓氏大族进行管理，如周文王姬昌就被商朝封为西伯，负责西北方的部落联盟，这样初步形成了以姓氏为中心的分级统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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